大多都是经商赚钱之后，开始以这种方式步入政坛，或者得到一官半职能够进入到上层社会。一般而言这些主席都是很有责任心且没有报酬的，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这些商人将钱投资到足球俱乐部到底属不属于公益事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成为俱乐部主席之后他们肯定得到了一些利益。最重要的是，如果能成为俱乐部主席，那么他们就能涉入到这个城市复杂的关系网里面去，俱乐部主席可以和商人、媒体、公务员、政客、开发人员打交道，尤其在巴西这样一个有着独特侍从体系的国家，成为俱乐部主席对于这些商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让他们的政治生涯和商业生涯得到很好发展的手段。雅内·莱沃报道了弗拉门戈俱乐部的一名董事，描述了他是如何从一个两手空空的人被选为俱乐部的副主席，在任期间，他结识了一大帮朋友和联系人，这最终帮助他创造了财富，使他的生意变得越来越好。俱乐部主席的职位也给这些慷慨的商人和俱乐部拥有者们提供了能够在政府和国家足协等相关机构里任职的机会。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两名政府官员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和安东尼奥·马加良斯都因为在建设位于贝洛奥里藏特的米内罗体育场的时候起到过关键作用，作为回报，俱乐部董事希望能够偿还俱乐部的债务，然后努力花钱使那些最有钱并且最有雄心的人得到最多的选票而成为俱乐部主席，而俱乐部主席的候选人也往往会承诺自己会为俱乐部带来利益，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有人曾承诺要给俱乐部带来一名球星——咖啡业巨头阿马杜·罗德里格斯·西凯拉之所以能够成为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的主席，就是因为他承诺将把巴西球星托斯塔奥带到俱乐部里来。
足球俱乐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巴西社会里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如果说足球构成了当时巴西民众的休闲娱乐的中心部分，没人会有争议。在那时，足球俱乐部就只是足球俱乐部，它提供给巴西群众的不仅仅是设备和派别，还是一个社团和一种身份。30年代的时候，弗拉门戈成了一个有着大量会员的俱乐部，以至于它的公费收入能够达到当时巴西国内中下产阶级的水平，这远超过了当时巴西国内还占主流的穷人和工薪阶层的收入。到了50年代的时候，位于里约和圣保罗的所有大俱乐部拥有的会员人数已经成千上万了。所以在这时很多的足球俱乐部就已经拓展了他们的经营范围和服务设备，类似于舞厅、餐厅、游泳池、网球场和健身房，这也意味着足球俱乐部开始能够给他们的会员们提供早午晚餐、舞蹈活动，以及进入剧院、电影院、时装秀甚至野餐的活动。女人们则对俱乐部提供的瑜伽课程、桥牌锦标赛和其他的一些娱乐和社交活动相当感兴趣。不过与之相反的是，一些小规模的俱乐部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好。比如来自里约北区的球队圣克里斯托旺和邦苏塞索，相比起那些大型俱乐部，他们的会员和资产就少之又少，而且到了60年代的时候，小型俱乐部和大型俱乐部之间的差距也被越拉越大。大城市里的新移民总是会跟随着他们邻居的选择而成为大型俱乐部的会员。在1966年赢得了里约州锦标赛的班古足球俱乐部是最后一支能够打破4强（弗拉门戈、弗卢米嫩塞、瓦斯科达迦马和博塔福戈）的垄断并夺得这项赛事的冠军球队。
自从20世纪30年代足球在巴西开始了职业化和正式化之后，球员在俱乐部中的位置就基本没有改变了。在50年代初，足球运动员们的薪水也就比城市里的工人稍微好点，甚至还比不上其他领域里的专家的工资。球员从一开始被俱乐部签下之后就和俱乐部捆绑在了一起。如果俱乐部不希望球员在别的地方踢球，那球员就绝不能在别的地方踢球。在没有转会这样的退出选项的情况下，球员们的权利是被俱乐部所严格限制的。同时，在尊重上级的传统相当盛行的巴西，那时的球员也不太敢反抗俱乐部主席和教练，那时也没有球员工会和类似维护球员权益的组织。那个年代的咨询师、中介和经纪人也更看重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球员们的利益。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开始，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足球俱乐部也开始得到了更多的投资、赞助和广告收入，这时有一部分球员的薪金才开始增长。在远离经济核心区的里约和圣保罗的小型俱乐部，则依然没多大变化，但是在那些大城市里的大型俱乐部的顶尖球员则开始变得越来越富裕。不过，当时的球员合同里依然没有包含保险、医保和养老金。踢足球在那时是吃青春饭，很多退役了之后的球员都得面临着回归贫穷的日子。
最后终于可以谈谈球迷了。球迷们不仅给足球俱乐部提供了门票收入，同时壮大了俱乐部的社会基础。当时像“缠绕”这样的球迷组织每场比赛能够组织三四千人到现场加油助威，而其他的球迷群体则较不稳定。持有季票的球迷在球迷群体里向来只能算是少数派。在里约和圣保罗，球队对阵来自其他地区的小球队的比赛时上座率甚至还不到球队对阵大城市对手时的一半。与之相反的则是，当比赛是德比或者决赛的时候，门票便供不应求。1963年，弗拉门戈对阵弗卢米嫩塞，在当时这是一场决定冠军归属的关键之战，当时这场比赛吸引了几乎20万名的球迷涌进马拉卡纳球场。弗拉门戈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踢过5场情形类似的比赛，而那5场比赛每场的上座率也都达到了15万人以上。数字的准确度并不重要，但可以确定的是巴西球迷的确创造了世界足球上独一无二的景观。雅克·德里斯维克在1954年观看了当时巴西国家队参加瑞士世界杯预选赛时的场面时说：
“当巴西国家队拿到了奔赴瑞士参加世界杯的门票时，人群里出现了巨大的叫喊声：‘前进瑞士，前进瑞士。’成千上万的球迷们把他们的上衣撕破，点燃并且挥舞着，就像在挥舞着胜利的火炬一样。我觉得相对于这样壮丽的景观而言，足球比赛只能甘拜下风了……这些非凡且努力的球迷们是把足球比赛当成了一种释放。足球场里的一排安全阀门就是为了让超载的球迷们释放情绪而准备的，他们的热情需要释放出来。”
20世纪40年代末，诸如“缠绕”这类的球迷组织大批涌现，而一些乐队和“恰朗加斯”（古巴民间音乐，这里泛指会演奏这类音乐的小团体）也加入了进来，他们会燃起焰火甚至是烟雾弹。到了五六十年代，这些球迷组织继续壮大，而且已经能主导球场内的氛围。而一本名为《体育周刊》的杂志，从三四十年代起就非常支持这些球迷的狂热举动，不仅鼓励他们，甚至还组织球迷间进行比拼。这本杂志会着重奖励在比赛中装扮别致、完全展现自身魅力及能量的球迷。可以想象，当时的氛围有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缠绕”组织一般很早就来到球场，这是因为他们需要占据场内最好的位置，此外，他们还会带来很多巨大的自制旗帜、横幅以及球员画像。伴随着“恰朗加斯”以及一些音乐家（球迷之中）的帮助，这些球迷组织总会在比赛时齐吹口哨、大声唱歌以及不停呐喊。而当球员进场时，球迷就会开始燃放焰火、烟花和烟雾弹。与此同时，从球场高处洒落的是像暴风雨一般的飘带和五彩纸屑，而人们还会把报纸当成是胜利的宣言抑或失败的诅咒——将这些被卷成圆锥形的报纸一起点燃。
海梅·德卡瓦略是当时球迷组织中非常著名的人物，他所在的球迷组织在1954年美洲杯时得到了赞助商和政府的支持。那时，他的妻子还为他缝制了一面长10米宽8米的巴西国旗。随后的1954、1962年和1970年的世界杯，海梅·德卡瓦略也没有缺席。值得一提的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诸如“缠绕”和“恰朗加斯”这样的组织已经开始出现在里约其他俱乐部中，并且还在不断扩大。1967年，为了庆祝弗拉门戈的“恰朗加斯”球迷组织成立25周年的纪念日，德卡瓦略和“恰朗加斯”还有里约的“缠绕”组织聚在一起，还获得了奖励品——一个扩音器。弗拉门戈俱乐部最终让他成了俱乐部股东，他得到了一般人所没有的机会，并且进入到一般人所不能进入的领域。Vasco TOV组织的领导者是曾经得到过《体育周刊》文刊评选出来的城内最佳球迷奖的杜尔切·罗萨利纳；而弗卢米嫩塞的球迷组织领导人是保利斯塔，博塔福戈的球迷组织的关键人则是塔尔赞。
塔尔赞于1927年出生在米拉斯吉纳斯，曾在20多岁的时候徒步来到里约，这样的行为使他得到了“麻烦制造者”的称呼和名声。在移民潮时期，足球是他进入到里约社会的途径。他第一次去看博塔福戈的比赛是在1953年，而在1957年的时候他带着自制的旗帜和烟花去了球场。在60年代初，他在里约市中心开了一家假发店，并且成了博塔福戈球迷组织“缠绕”的领导人物。塔尔赞也被当成了媒体的礼物，他时刻准备着在媒体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比如他会像球迷领袖一样去嘲笑和反对那些人们认为没有好好为俱乐部服务的球员和董事会成员。这也许不像是欧洲政治活动，但在巴西这样一个很少有自发组织，并且也很少有人敢于说真话的国家中，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是民主的进程。
Ⅳ
在那个年代的巴西大城市里，足球也开始受到了多媒体时代的冲击。
“在里约州联赛的一场平凡的比赛……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街上、咖啡馆和广场里收听……报纸上主要的版面也是足球专栏……拥有巴西最大发行量的报纸是《圣保罗体育日报》。”
上面这段话写于1963年，这位作者应当把电视也加进来。早在50年代中期的时候，圣保罗的几家有着开创精神的电视台就尝试把足球比赛录成影片来播放。但在60年代末之前，电视在巴西还只是少数人拥有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些人在积极地反对电视。内尔森·罗德里格斯就是其中之一，他震惊于电视直播将足球比赛的神秘感和不确定性给带走了，反抗道：“假如录像带显示出那是一个点球的话，那录像带就太糟糕了。录像带是愚蠢的。”
电视的时代最终会到来，但是收音机直到70年代依然是了解比赛最热门的方法。实际上，几乎整个巴西收听足球的听众人数因为晶体管收音机的到来而急剧增长。那时的巴西人在便携式收音机上收听比赛是很普遍的，以至于阿马西奥·马扎罗皮在1966年的喜剧《科林蒂安》中表演了这样一个场景：当时，主角正穿着礼服坐在高档剧院里，而马扎罗皮扮演的角色则把一个小收音机放在大腿上，他正在收听科林蒂安的比赛。当他看到有个警察追着他到走廊的时候，他感到很羞愧，于是把收音机藏在了他的夹克中。那个警察则靠过来小声地问他：“比分多少呢？”其实在那个时期，很多喜爱电影的球迷都会在看电影时塞着小耳机收听比赛。当然，电视的到来也为足球世界带来新的职业，并为比赛带来了智慧和温暖。菲奥里·吉廖蒂是1962年世界杯决赛的重要解说员。他曾在决赛开球时说：“舞台的幕布拉开了，表演开始了。”他会在球队落后的时候讽刺道：“留给……的时间不多了。”他形容比赛的最后几分钟是“黎明前的黑暗”；当失球的时候他也会批评同情的人“现在哭是没有用的”；同时当有进球出现的时候他会说“一粒漂亮的进球！”和“一个甜蜜的吻！”。而另一名解说员佩德罗·路易斯则有着一项在一分钟内表达愤怒和疯狂的情感宣泄的记录。瓦尔迪尔·阿马拉尔是70年代里闲聊派的解说员，他有着说火星文和给人取昵称的天赋：“当一支球队看起来要进球的时候，球就像在冒烟；当他们进球的时候，鱼就已经在网里了。”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时，虽然巴西的文盲开始逐渐增多，但这也为纸媒尤其是体育媒体预留了广大的市场潜力。在40年代，马里奥·菲略和他的合伙人撰写并且发布了一系列足球文章，这也被认为是足球写作的开始。这些足球文章跨越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连通了世俗和高雅文化、新闻和文学，在之后的30年里开始变得兴盛起来。马里奥·菲略有着无限的想象力，所以能够各种胡诌，他给多民族的巴西带来了大量的无争议的弗雷里安读物（“弗雷里安”一词为巴西独有，是由吉尔贝托·弗雷雷提出的一种关于巴西种族融合的观点和理论）。内尔森·罗德里格斯则从另一个方面找到了写作方法，他是一名剧作家、评论家和辩论家，他的散文风趣、尖锐，并且常常挖掘别人的丑闻。在描写足球的同时他也经常会去探索和发掘里约的一些有反常、不忠行为和歇斯底里的人；被咖啡因、尼古丁和酒精深深刺激的他，揭开了隐藏在城市美好风景背后的另一面。他给里约的城市景观刻下了一个发狂一般的弧线。他比阿里·巴罗索还要狂热且偏激：“我是弗卢米嫩塞球迷，我会一直支持弗卢米嫩塞，我说了我会支持弗卢米嫩塞直到死。”他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偏激以及充满阴谋论的想法，最终在其作品《阿尔梅达的邪恶力量》中的人物身上有所体现：一个住在里约北郊的中世纪疯子，灵魂里带有偶然和不安的因素。
菲略和内尔森·罗德里格斯都在60年代和70年代有过文学创作，他们也给予了像阿尔曼多·诺盖拉和若昂·萨尔达尼亚这样的新一代解说员不少启示。等20年代的圣保罗现代主义派作家和40年代的西北部作家逐渐老去且逝世之后，他们在足球文学中的位置则被新一代的诗人和艺术家所占据。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拉德在《圣保罗纪事报》为1958年到1986年的每一届世界杯写过一系列的文章。他的文章有深度且有趣，他在文章中指出，巴西队在1962年世界杯的夺冠阵容，可比时任巴西总统古拉特领导的浮躁的管理层要更加出色和团结。在他稀疏的几行诗歌里，他把巴西足球文化比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比赛神殿，他将足球场比作了一个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