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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1941年的冬天里我们部队的英勇抵抗，终于击退了俄军的反攻，于是希特勒遂深信他禁止任何自动撤退的命令，已经救了德军，使其不至于遭受拿破仑大军团在1812年所遭遇到的同一命运。他的宠信人员和某些指挥官对于他的歌功颂德，足以增强他的信心。所以当1942年秋季，德军的攻势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发生了顿挫，一个新的危机又正在兴起时，希特勒马上就再度想到他的老办法，认为只要不惜一切代价，抓着已经得到的东西不放手，即能确保成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使他放弃这个观念。
现在大家似乎都已经公认，在两种形式的战斗中，防御是一种较强的形式。不过这却是有条件的，只有防御比较有效，足以使攻击者在攻击阵地时，流血过多而受到致命打击，才能讲得通。在东线上这种理论却是不合适的。德军的数量根本上就不够组织一个如此坚强的防御。敌人的兵力比我们要强过了好几倍，在那样宽广的正面，可以集中其兵力在任何选定的点上，达到突破的目的。结果，大量的德军遂难于避免被包围的命运。只有在机动性的作战中，德国参谋人员与战斗部队的优势才能发挥作用，或许才能抵消俄国大军的数量优势。
希特勒这种不惜任何代价去坚守不动的倾向与日俱增，等到下文中叙述1943…1944年的东线防御战时，还要更详细地加以分析。他之所以如此坚持的原因，也许要在本性深处去发掘。他对于战斗的看法，只注意到极端野蛮的一方面。他的思想只能了解挺着不动，而让敌军碰在我们的防线上流血致死，但却不能了解一个高明的拳师往往会后退一步，以便发动一个决定性的突击。他不懂得战争的艺术，而只懂得蛮力，而且认为意志力即足以保证其成功。
因为希特勒重视蛮力远过于心灵，所以他陶醉在德国军需工业的生产数字之中，甚至于忽视了敌人的生产数字还要更高的事实。他忘记了必须有训练和技巧才能使一种新兵器发挥其充份的效力，只要新兵器达到了前线，他就感到满足了。至于部队是否已经学会了使用方法，和这种兵器是否已经在战斗条件之下通过了考验，他却丝毫不予注意。
同样，希特勒又经常命令成立新的师。虽然我们部队数量的增加是极合理想的，但是因此而使已经编成了的部队缺乏补充兵员，却是得不偿失。这些老部队几乎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那些新成立的单位因为缺乏战斗经验，所以死伤率特别重大，空军野战师、党卫军师和所谓人民步兵师都是明显的例证。
最后还有值得提出的一点，虽然希特勒的扮像很英武，并且欢喜追求作为一个前线军人时所获得的经验，可是事实上，他却缺乏一个军人的性格，他的思想与情感都是不合普鲁士传统的。
希特勒从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报告中，对于前线上的情况，毫无疑问具有清楚的了解。此外他也经常召见刚从前线上回来的军官。所以他不仅清楚我们部队的成就，而且也知道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我们部队即在不断忍受过度的折磨。也许这正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使我们从来无法劝说希特勒去接近最前线。要请他来视察我们的集团军群总部都已经够困难了，至于再向前走一步，对于他来说，就已经根本上不可能了，他可能是害怕在前线上的所见所闻会打破了他的黄金美梦。
希特勒虽然尽量强调他过去所具有的前线军人身份，但是我却从来感觉不到他的心灵是属于战斗部队的。部队的损失对于他而言，只不过是数字的减少而已。他从来是不曾把他们当作人类看待。（ 注：有人认为希特勒内心是软弱的，他过份受到情感的支配，所以他自己害怕这种弱点会影响他的决心，因此不敢到前线上去看一看。不过希特勒这个人却是非常奇怪的，很难于了解。假使说他内心是软弱的，那么为什么他的统治又会那样日趋于野蛮和残酷呢？）
不过有一点，希特勒的观念却完全像一个军人，那就是对于战功的勋奖。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使勇士能够获得荣誉。
我在上面所说的各点，即足以证明希特勒不适宜作一个军事领袖。不过假使他能完全信任一个有经验而负责任的总参谋长，则这些缺点也就多少可以获得一点抵补。无论如何，他也有几种特长，那都是一个最高统帅所不可缺少的：坚强的意志，能够抵抗最严重危机的神经，极端敏锐的头脑，在作战领域中也具有某种天才，还有能认识技术可能性的能力。假使他知道如何利用其总参谋长的技术来抵补其在军事领域中（ 尤其是战略和大战术方面） 所缺少的训练和经验，则尽管有上述的诸多弱点，也还是照样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军事领导。但这却正是希特勒所不愿意接受的办法。
正因为他相信他的意志力量是所向无敌的，所以他的政治成功和战争初期的军事胜利（ 他认为这是他个人的成就） 都足以促使他在估计其自己的能力时，会丧失一切的比例意识。照他的想法，若是接受一个有实权的总参谋长的意见，这对于他自己的意志不是一种补益，而好像是屈服在他人的意志之下了。此外他事实上由于受到传统和背景的影响，对于军事领袖具有一种根本性的不信任心理，后者的生活规律和思想方式都是与他不同的。所以他不准备有一个真正负责的军事顾问站在他的身边。他想做另一个拿破仑，只能容许奴才在他的下面，驯服地执行他个人的意志。不幸，他却缺乏拿破仑一样的军事经验和军事天才。
在前一章中说到有关侵英计划的问题时（ 第七章） ，我曾经说希特勒所组织的最高统帅部，其中并无一人有权可以向他就大战略的问题提出顾问性的意见，或是拟定一个战争计划。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Wehrmachtfuhrungsstab） ，理论上来说应该担负这个任务，可是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军事秘书处。它的唯一工作就是把希特勒的观念与指示，用军事术语改写成为正式的命令而已。
但是更坏的却是下述的发展。希特勒把挪威定为最高统帅部的战场，这是陆军总部无权过问的，那只不过是扰乱陆上作战的第一个步骤而已。以后几乎所有的其他战场都逐渐变成了最高统帅部的私产，最后只有东线还是属于陆军总部的，可是陆军总司令却又已由希特勒自兼。所以陆军总参谋长对于其他战场上的事情所具有的影响力量简直是小得可怜；同样，其他两个军种的总司令对于大战略的问题也是毫无影响作用。陆军总参谋长对于陆军兵力的全盘分配，根本没有发言权，常常不知道哪些部队和物资将会送往其他的战场。在这种环境中，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与陆军总参谋部之间的冲突就无可避免。希特勒似乎是故意造成这种冲突，以便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有决定权。自然，这种恶劣的组织注定了要使整个的高级军事领导归于崩溃。希特勒对于其自己的意志力和军事能力估计过高，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后果，那就是他用个别的手谕来直接指挥下级部队，这种情形日益恶劣。
德国军事领导体系中经常强调一个特点，即希望各级指挥官都能发挥主动精神，并敢于负起责任。一切的措施都以发挥这种特点为理想。所以，照原则上来说，较高级指挥部的“训令”和中下级指挥部的命令，对于其下级单位都是只以“指定”任务为限度。至于如何去执行指定的任务，那却是下级指挥官本身的事情，上级不应加以干涉。德军往往能够战胜敌人，这种处理命令的制度要算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对手的命令常常是非常详细，把所有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都加以限制了。除非是万不得已，德军方面总是以尽量不侵越下级单位的权限为原则。
可是希特勒，却认为他自己坐在办公室中，要比在前线上的指挥官对情况还有更好的了解。他忽视了标记在他那幅太详细的情况地图上的情况，事实上赶不上情况的发展。而且从那样远的距离上，他也不可能判断前线上的行动何者为适合和必要。
他逐渐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爱用手令去干涉集团军群、集团军和更下级单位的行动，这是与他所应关心的范围完全不相干的。虽然过去在我自己的指挥范围之内，一直不曾受过干涉，但是当我从费特布斯克前往罗斯托夫时，中途在一个火车站上曾经与克鲁格元帅会晤，他却曾经给予我以一个预先的警告。他说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任何一个兵力超过一营以上的行动，他都得事先与希特勒商量一下。虽然我以后总算未受到这种不可以忍受的干涉，可是由于希特勒的多管闲事，已经使我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有了够多的冲突。
这种希特勒个人的命令，通常对于指挥和作战都只会具有妨碍作用，相反的，希持勒又极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作战训令。当他愈是把“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的原则，当作其政策的要点时，于是也就愈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训令。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其部下，所以害怕这种长期的训令会使他们获得了行动自由，做他所不愿意的事情。不过，这样的结果却是使一切领导作用都丧失了。长久时间之后，甚至于连一个集团军群若无统帅部的命令，都无法行动了。我们时常回忆到我们在克里米亚时的情况，那时我们具有充份的行动自由。
有许多的记录都说希特勒的态度是很粗暴的，有时口中喷着白沫，甚至有时还会咬地毯。诚然，他有时会丧失自制能力，不过当我在场的时候，却只看过他发过一次坏脾气，那就是与哈尔德的争吵，上文中已经说过。很明显，希特勒是看人打发的。专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论，他一直都还能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即使我们的意见冲突，也都不曾红过脸。
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专家，对于凡是来见他的人，他都有一套办法来说服他，并使其接受他的观点。此外，他当然也知道任何来拜见他的人所具有的动机，并且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答辩的理论。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足以说服他人接受他自己的观念，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尤其是某些刚刚从前线上回来的军官，对于他毫无认识，更易于受到他的欺骗。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人出发时，他心理只想把前线上的事实真象告诉希特勒，可是回来的时候却完全被希特勒说服了，而且更充满了信心。
当我充任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候，为了作战的问题，常常与希特勒发生辩论，使我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为他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实在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几乎一争论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他的来宾会达到他的目的，但多数却是空手回去，最好的安慰也只不过是空洞的诺言而己。我所认识的人中间，再没有哪一个在这样的讨论中具有与他同等的持久力。与一个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争论，最大限度的时间充其量也还不过几个小时，可是总参谋长柴兹勒尔上将为了要求希特勒采取必要的行动，常常是一争论就是好几天。当这种争论正在进行之际，我们总是惯于问柴兹勒尔他们已经达到多少“回合”了。
此外，希特勒用来为其观点辩护的理由（ 我在这里所指的包括纯军事的在内） ，通常也还是不易加以驳回的。尤其是在有关作战意图的任何讨论中，所争论事件的后果几乎无人能作绝对正确的预测。在战争中没有一件事能够确定，不管是说的还是做的。
当希特勒自己感觉到他在战略方面的意见，不能予人以任何良好印象时，他就马上会从政治或经济的领域中去寻找理由。因为他对于政治和经济情况的知识，是任何前线指挥官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他的辩论在此时通常就也更显得理直气壮。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我们也就只好坚持着说，假使他不同意我们的建议或是向他所提出的要求，则在军事方面一定会发生恶劣的后果。于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恶劣的影响。
相反，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要求，可是却常常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善听者，而且有时他也能作客观的讨论。
这样一位宿命论的独裁者，他所思考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天命”信仰之中，所以与其军事将领之间，自然很难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很明显，希特勒对于个人的因素最不感兴趣。照他看来，一切人类都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达到其政治野心而已。他自己对于德国的军人，毫无任何感情上的联系。
一方面由于希特勒的个性，另一方面由于统帅部的组织，遂使德国的军事领导所具有的缺点日趋明显。于是又自然引出一个进一步的新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良呢？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在本书中决心不加以分析。
为了使战争可以有比较合理的指导起见，我曾经至少作过三次的尝试，来劝诱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的组织中接受某种改革。据我所知，还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像我这样的直率，当面批评他的军事领导是不适当的。
我当然完全了解，事实上，希特勒决不肯公开放弃其最高指挥权。作为一个独裁者，他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照他看来，这对于其个人的威望将是一种不能忍受的打击。所以我的意见是只想劝诱希特勒在名义上仍然保留着最高统帅的地位，但是事实上却把所有军事行动的指导权，交给一个有实权的总参谋长去执行，对于东线则另外特任一位总司令。我这些企图很不幸都未能获致成功，在以后叙述1943…1944 年之间的形势时，对此将要作更进一步的讨论。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些努力尤其困难，因为希特勒完全知道当时在陆军中，有许多人都希望我能出任真正有实权的总参谋长，或是东线的总司令，所以我的处境很窘迫而微妙。
我在这里不拟讨论用暴力手段改变国家领导的问题，例如1944年7 月20日事变，虽然也许有一天我会发表我的意见。在这本战时回忆录的范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