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故事当做优良传统教给新一代。亲历者据说激动得流下热泪，但这怀旧而非反思的热泪，
好像那个时期融进了人生的辉煌。于是“纪念”也就停留在怀旧的层面了。
当然，我还想到了一些其他类型的“顾阿桃故事”，由有知识，或者有身份，或者有知
识且有身份的人上演。何时曾经辉煌，便将何时视为人生的大道，奉为永远的正朔，总在心
里回想“皇帝来哉”的时刻，壮怀激烈，庄严神圣。我的母亲也曾有个人的“辉煌”，但她
从来没有再回想过当“妇女队长”那一刻，不再有“接班问题”缠扰，超越了“皇帝来哉”
情结。仅此，就配称为真正的生活着。我为她高兴。
原载《文汇报》1998 年 5 月 28 日
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
牧惠
（1928… ）中国当代学者，杂文家。本文选自牧
惠《头痛医脚》，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2001。
有删节。
《丑陋的中国人》①在大陆开始流行于１９８６年，真正大量深入民间却是１９８７年。
１９８６年，人们能读到的只限报刊上转载的其中若干篇目，有机会读到港、台版《丑陋的
中国人》的只是极少数。１９８６年，我到广州参加那里举行的文化战略研讨会。文化战略
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个话题，同样名目的会议刚在上海开过不久又在广州召开。由于以实践
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目标是破除“文（和）革”中的
种种倒行逆施和思想束缚，开放改革才只有几年时间，“文化战略”的讨论还不可能认真触
动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层次的要害，距离《丑陋的中国人》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还有好几步。
这时，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已有不少人读到过这本书并向我提到它。正在编选《当代杂文选粹》
的我早就关注着柏杨，于是开会期间托朋友从香港弄回一本，回京后同《当代杂文选粹》的
主编严秀和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弘征联系，取得一致意见：先出许多人都极欲一睹的《丑陋的
中国人》，然后再考虑出选粹小册子。当我们在编印这本书的时候，完全意识到这将会是一
本引起强烈反响（赞同者和反对者都同样强烈）因此要耽一定风险的书，必须用最快的速度
抢先印出并尽快送到读者手上。我和严秀在北京作了若干删节（主要是想降低定价便于普及）
于十月末寄到湖南，又三人共同写了一篇《编后记》。弘征十一月中旬发稿，亲自坐在工厂
校改催印，不到二十天，即当年十二月上旬，第一本大陆版的《丑陋的中国人》就出书了。
出版社组织一个班子专门负责发行，书一下机就直接从工厂打包用快件向各地发货。就这样，
一个月内印行了９０万册，比别的出版社都较好较多地把它洒向全国各地，马上变成了一本
人们争购的畅销书。
有一种观点认为，《丑陋的中国人》所以畅销，是人们“仍然不失悠闲，爱看热闹的兴
趣，并未比前减退”（台湾版《丑陋的中国人》３０５页，下同）导致的。
此文发表在洛杉矶的《论坛报》，也许是彼时彼地部分华人的心情；但是，大陆的中国
人却未必有此闲情。此文作者接着说：“中国现代史是一本内忧外患的民族灾难史，长期的
贫困苦难，已使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自信蒙上阴影。”因此，
“中国人现阶段应该注意的，倒是
‘贫而无谄’
，至于‘富尤骄’‘富而好礼’的不急之务，恐怕还需等上半个世纪。到那时，
再写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不迟。”
把柏杨这本书看成闲得无聊的人才爱看的“贫而谄”的作品，当然也可以是一家之言。
然而，就大陆广大读者的心情来说，《丑陋的中国人》主要的作用是有助于他们反思而不是
向谁“谄”什么。
中国现代史确是一部内忧外患的民族灾难史。在这百年当中，中国人如何反思，话题太
远，姑且暂时不讨论它。大陆人民当时关心的问题是，1949 年我们搬掉了帝国主义等三座
大山后，争取到在没有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的条件；但是，这三十年来，
除了个别年头外，人民仍然没有过上安生的日子，仍然贫困苦难。光是“大跃进” “文（和）
和
革”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就“史无前例”。这是为什么？开始，人们在十年浩劫结束时，把责
任完全归咎于“四人帮”的作恶，控诉他们推行封建法西斯的滔天罪行，然后，人们控诉“左”
祸带来的苦难，鞭挞“四人帮”一伙和他们的帮凶的愚昧无耻，控诉封建主义愚民政策的猖
獗，提出了诸如那怕是好皇帝咱们也不需要，要用自己的脑子当家作主的观点，并在此基础
上大胆提出为“个人主义”正名的口号。人们从邓小平《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所提出的纲
领性意见中似乎也看到了中国大踏步前进的希望。开放改革又进一步开阔了被封闭了三十年
的大陆人民的眼界，人们迫切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但是，却不时传来不同的噪音。１９８
１年对《苦恋》
（电影《太阳和人》）的批判，１９８３年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批判等一
系列不符合人民意愿的事件的发生，使人们不得不进一步挖掘发生这些怪现状根本的、民族
文化方面的原因。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左”的幽灵阴魂难散，第二次“文（和）革”仍然
有产生的土址，开放改革无法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一批又一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人们开始议论
从１９４２年“抢救运动”（此前更不讲理的苏区肃反那时知道的人还较少）以来的历次政
治运动。奇怪的是，为什么如此荒诞的怪事居然可以在革（和）命阵营中畅行无阻地频频发生。
“抢救运动”搞出那么多“特务”“特务如毛”，事后证明无一例外全是假的。毛 XX 敬一
（ ）
个礼，道一声歉就可以把人们的怨气驱散殆尽，佞臣康生稳如泰山地在那里继续整人。建国
后的肃反，“领导肃反的人是无理、无知、无情、无能，有的还无耻！（刘衡《只因我对党
”
说了老实话》）但当时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几十万人被用千奇百怪、平常人怎么也想不出
的手法打成“右派”，迎来的却是一片拥护声。一些有良心的人，明知对方不是右派、没什
么错误，也只好跟着起哄。彭德怀分明毫无道理地被批斗了，却仍然只有落井下水者而无人
出面讲一句公道话。因反“右倾机会主义”而饿死几千万人了，也仍然乏人大声疾呼据理力
争为彭德怀申冤……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有人开始提出，像“文（和）革”这样的浩劫居
然在中国得以发生而且仅仅只有在中国才得以发生，除了某些客观因素外，一个根本的原因
在于我们自己灵魂深处有着某种病毒，以至于象吃了迷魂汤似地搞个人迷信、 “忠”
跳 字舞，
一呼百诺地把全国推向经济崩溃的边缘。
那么，这种病毒到底是什么呢？
柏杨给我们提出震聋发聩的答案：
“第三流国民绝产生不出第一流的政府” 而文化大革
，
（和）命，只不过是“潜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野蛮、凶暴、诡诈、嫉妒、残忍入骨”这类“邪
恶力量”的总爆发。
《丑陋的中国人》一一剖析了潜伏在国人身上的“邪恶力量”，使读者在
其中窥见了自己的影子，找到了自己紧跟着瞎闯的根本原因。就如一句西方哲人的话所说，
“有什么样的群众产生什么样的领袖”，于是就有了什么样的运动。发表在广州《南风窗》
的一篇文章谈到读此书的心得说：“一个有理智、有是非观念的民族，绝不会相信小麦亩产
十万斤的昏话；一个讲人道、有同情心的民族，绝不会使无数同胞遭到侮辱性的批斗以至自
相残杀，血的事实映照出一颗颗丑陋的心灵”。从这里我们看到《丑陋的中国人》风行全国
的根本原因。
同样，这也是《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被声讨的根本原因。
《丑陋的“翻脸”（见《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
》 》１４１—１４９页）引用香港报
刊的材料说，
“柏杨作品之所以得以进入铁筒般的大陆” 原先是当局出于达成统战目的而拉
，
拢台湾作家，却没料到柏杨的书进去后，行销既广且快，并且深深打动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
分子心坎，蔚成一股巨大的要求民主化、要求全方位改革的洪流，于是不得不急切叫停，从
刻意拉拢转为激烈批斗。
事实似并非如此。大约在１９８６年９月，在我参加的一次《红旗》编辑部的编委、室
主任会议上，传达过总书记胡耀邦对中国社科院有关人士讲的一段话。大意是：台湾有位柏
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主要讲中国人的国民性实在丑。他的说法，有人赞成，有
人反对。可是，用这些东西来激发我们的斗志，我看也有点好处。这是我能听到的最高当局
唯一一次关于《丑陋的中国人》的谈话。这番话，对柏杨的书在大陆印行当然有促进作用；
但是，除了认为有助于反思外，我看不出胡耀邦的谈话有什么统战的想法。１９８７年初胡
耀邦被迫辞职，《丑陋的中国人》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导层内部然后在公开的报刊上挨了批评
（在我看来，还够不上“批斗”一词）。这种批评，是由于需要批评胡耀邦在意识形态方面
的“一手软”因此涉及这本书，还是为这本书而批评讲过这本书好话的胡耀邦，其中微妙差
别有待考证。可以作为佐证的一个材料是，胡耀邦辞职后半年，６月２７日，胡乔木在参观
非法出版物展览（展览中，湖南版《丑陋的中国人》被钉在墙上示众）提出，对一些问题的
处理要很慎重，要注意方式和分寸。他还说，柏杨说台湾批他的书，大陆也批他的书。这样
的书不能说是反动的，但这本书很偏激。我们要注意区别各种情况。这番颇有统战意识的讲
话出于《丑陋的中国人》被禁后而不是出版前，而且可能成为此书解禁的契机。８月２２日
下午，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局给湖南文艺出版社电话通知：同意该社的请求，《丑陋的中国
人》可以继续发行。
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原因是《丑陋的中国人》遭到反对乃至查禁，除了有上述的一些
偶然因素外，根本原因仍得在文化传统这个主要的内因寻找。僵化的中国文化传统赋于人们
的惰性，“中心之国”“天朝荣光”和“家丑不得外扬”的民族虚荣心和多年来形成的对帝
、
国主义的仇恨心理，使一些人混淆了现代化西方文化同侵略势力的区别等等。特别还要指出
的是，这当中还有一些极“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或是“四人帮”的余党走卒，或是反“右
派”时的先锋干将，他们从心底里仇恨有可能挖到他们老根的任何一种言论，柏杨当然更在
排斥之列。而当时的形势又给了他们一个天赐良机，使他们有条件充分表演出对《丑陋的中
国人》及它的传播者的切齿仇恨。有人甚至越权宣布：
“谁卖《丑陋的中国人》，我就派人去
封他的书店！
”
在大陆，反对柏杨的文章不过十来篇，如果不是靠行政的加压，这些批评实在不成阵势，
而且他们批评柏杨的手法，又仍然是极“左”势力的那些旧套套。其中之一，乃是沿着过去
反对一名党员（更休说是支部书记、省委书记）就是反党的公式，柏杨说中国人丑陋，就是
攻击十亿中国人民一无例外都丑陋，诬蔑十亿中国人民的柏杨当然罪该万死了。
跟这种人讨论柏杨是不是说十亿人都丑陋，而是说有一些中国人丑陋或中国人程度不同
地存在着某些丑陋的因素，那将是永远也无法辩论清楚，其实也无需白费气力去同他们讨论
的问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不止一篇文章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引用了鲁迅的一段话：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
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
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 ）
他们用这段话证明有的中国人并不丑陋反而“光耀”。鲁迅这话当然是对的；但是，批
判家们却似乎来不及想一想，到底哪些人才是中国的脊梁？谭嗣同固然是，鲁迅固然
是，……。这种脊梁，５０多万“右派”当中又有多少？“文（和）革”中被迫（和）害致死的
精英又有多少？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波及乃至送命的精英又有多少？他们不就是柏杨所说的
酱缸文化的牺牲品吗？是酱缸文化的批判者还是《丑陋的中国人》的大批判家更接近于中国
的脊梁呢？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批判家使人不禁想起契诃夫《跳来跳去的女人》那位奥尔
迦·伊尔诺夫娜和蒲松龄《聊斋·佟客》那位董生，他们一个全力寻找伟人，一个急于寻找
异人，却不知道自己面对着的就是伟人、异人，反而在他们面前架子十足！
柏杨“感谢鸦片战争”，这回似乎端的被人抓住了一根辫子。我们在《编后记》中也为
了保险起见不得不加上“例如对鸦片战争的看法等”
“并不是我们都能同意”这样的限制词。
这也是我们当年的看法。经过十年时间，我认为柏杨对鸦片战争的看法其实也不必反对。鸦
片战争是一场什么样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