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还不是特务？”
杨明生只能苦笑：“你是特务吗？”我还知道我们的同学裴××奉命审讯特务，他明知此人
不是特务，竟两人共同编造了一份口供，送了上去。
这是干什么啊？可是上级硬是这样干的。一些信念不那么牢固的人实在不能不遭遇一次
信仰危机。后来我回到延安，有一位从天津跟我一起出来的吴英（她原是我妹妹的同班，比
我低两班的南开女中同学），见到我，说起她在延安行政学院被禁闭，连上厕所都要排队出
来才行。她忽然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
会来。”实在使我这个“先觉分子”无言可对。还有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外来知识青年，
当时在绥德担任区长。抢救运动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务，理由是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员。后
来，在案子甄别平反之后，我去参加平反大会，只听她站在台上哭诉当时受冤屈的心理状态，
她竟说：“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
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听了
她这话使我心惊胆颤，如冷水浇头。我倒不是怕她来杀我，杀共产党，我知道她虽然说得狠，
其实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谁也不会那样做。我气的是这样“为丛驱雀”，硬把她驱赶到这等
地步。我怕的是她这样惊人的坦率，把心里动过的这些念头都公然在大会上说出来，这得了
吗？光为这句话，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来的啊！即使今天不捕，这笔账记上，以后遇上“运
动”随时都可以要她的命！除了这种令人惊恐的自述之外，还有非常幽默，可入笑林的。绥
德西北抗敌书店有一个干部叫杨春熙，过去是在天津当小职员的，又在盛世才部待过。这时
被打成了特务，罪状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在甄别平反大会上，他说的故事是：当时，
他被囚禁多时，怎么也编不出一个能与别人对上口径的口供，无法可想。正在此时，他有一
回在放风的时候遇见了书店经理常××（陕北本地干部）。经理趁人不注意，悄悄对杨春熙
“串供”说：“你就说我是复兴社支部书记，殷三是宣传！（殷三是个由武汉去的大学生）
”
杨春熙有了“交代”材料，正在高兴，忽然一想不行，忙又问道：“我是什么呢？”常经理
一皱眉，好像为他这样点都点不透的傻气生了气，吐出三个字道：
“你组织！”于是他就照这
么招供，才通过了。当他后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听的人无不笑不可抑。简直同“和尚、包袱、
伞”的笑话差不多，但这是怎样的含着眼泪的笑啊！
在杨述“交代”之后，我们仍在《抗战报》工作。我们的小女孩因为我无带孩子的经验，
又在这种困苦环境之中，无人理睬和照管，竟不幸夭亡。杨述从延安告状回来，孩子已失去
了。我自己也弄得一身是病，还得勉强工作。这时我患了美尼尔氏症，有一次出去，在采访
绥德小学教师的一个大会会场上，我竟发病，扶着人家院子的墙，呕吐不止，头晕眼花，站
也站不住。别人叫来杨述，把我弄回宿舍。我躺在炕上，不能转动，不能坐起进食，连大小
便都是杨述伺候的。就在这时候，宣传部长不知怎么想起一个重要的规划，就是宣传都要建
立办公室。他指定要把我们住的那间窑洞改为办公室，限我们克日迁出。杨述对他说，我实
在病得不能动。却听到他在院里跺着脚喊：
“决定叫搬，就是不搬？叫人替他们搬出去！”于
是由杨述架着我，搬到地委大院角上一间破房里。炕已经被老鼠钻塌了一个大角，顶棚也一
条一条地吊着。没入帮我们收持，简直是被驱逐出来的。我住在这个与老鼠为邻的破屋里，
病倒慢慢好起来。晚上，我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在这个院角徘徊。
月光明亮，万感萦心。我究竟身犯何罪，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于是我走着转着，旧习复发，
吟成了一首既不能发表，也不能示人的话：
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
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
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这种事情不止在绥德地委发生，我们还参加过驻绥德的抗大分校的斗争会。那个分校，
校长、副校长都是老红军，他们是怎样搞的呢？有一次我听到副校长讲他们的批斗原则，他
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
就‘逼'！
”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 1943
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在抗大会场上还发现一个上台坦白的女“特务”华逸。杨述说：“她
会不会是小华呀？清华纪毓秀的朋友，我们曾同声赞美的革命女青年。”两人一琢磨，她就
是！但当时谁敢上前相认！从这时起，我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
但是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如此天翻地覆闹了一场，伤了许多人。结果呢？结果是在党内刊物上说是有两个案子是
真的，还把那两案的情节正式重新发表了一次。一个是钱惟人案（从前的天津志恒书店创办
人），这个案子不久又说也是假的。还剩下惟一的“真的”是蔡子伟案。可在建国之后不久
的报纸上我就看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已经是一个负责干部。自然也是假案。这就是全部结果！
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毛主席说：
“整风整错了的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
说罢举手齐帽行了一个军礼，又说：
“我行了礼你们要还礼，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呀！”有
这几句话，我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为我们自认是为了革命才来延安的，革
命还正在进行，党中央把我们弄错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还不就算了吗？大家总
是一家人呀。当时有一位作家吴伯箫，他在延安挨整的消息传到了“蒋管区”，传说是他已
被整死，西安为他开了追悼会。延安一听这消息，立即要吴伯箫亲自出来“辟谣”。于是吴
伯箫也就真的出来写文章，自称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这些话，
我不认为是吴伯箫在压力之下勉强写的。他是一个极其老实忠厚的好共产党员。写这样的文
章，我想是他出自内心，愿意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忘却个人的一切不幸的。只可惜的是， “文
到
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又把他打倒了一次。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在他的追悼会上，我
不能讲这些话，我只能在我未死之前替他说出来。
还有那个邹凤平。1945 年春在党校，各地来的同志分别召开”山头会议”以总结工作
经验。四川来的也开了一次，我随杨述去参加。只听主持会议的同志低声沉重地说：”现在，
邹凤平同志已经死了……”他说不下去，在座者一片唏嘘之声，简直开成了个追悼会。谁不
知道他是冤枉的呢？谁不知这次运动是错误的呢？哀悼的泪水说明大家的思想并不糊涂。到
底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有不少的解释。例如说：情况太隔膜啦，做这种工作是瞎
子摸鱼，不会不出错啦，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啦……所以大家就谅解了。当时，我曾和杨述两
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
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直到 1988 年，我们又经过了无数冤苦，我才从蒋南翔临终的遗稿上，知道他早在当年
（就在经历过执行错误政策之后）就明确了认识，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是，这个反对
抢救的意见送到了中央，结果却是”留中不发”
，认为错误。并且给提意见者以批判。
第二章 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
解放初期那一阵，大家因为刚刚摆脱国民党那种贪污、横暴、昏庸无一不备的统治，的
确感到如沐初升的太阳。就是我们这些从老解放区来的知识分子，也一下子摆脱了长年受歧
视的境遇，一变而为”老干部”。我记得刚进城时，我和杨述在北平街头闲步，指着时装店
和照相馆的橱窗里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我们就说：”看吧！看看到底是这个腐败的城市能
改造我们，还是我们能改造这个城市！”当时真是以新社会的代表者自居，信心十足的。
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是枪毙国民党留下的那些特务、狗腿之类。那时候我在团
中央，认为这些都是天公地道的。许多青年也大都如此认为，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
拼命与其父母划清界限，衷心地以此为荣。但就在这时候，已经开始有扩大打击面的迹象。
我有个舅父，是旧铁路职员。抗日战争在天津爆发的当天，他和别的中国老百姓一样糊里糊
涂说：”我们要去接收北宁路！”解放后他被留用，后来从关外又跑回关内，求我们夫妇介绍
工作。我们稀里糊涂就把他介绍到贸易部。没过半年，他作为反革命被逮捕了，罪案是在日
本占领时期参加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是特务组织。当时把我吓坏了，连忙划清
界限，向组织交代，表示我确不知情。我以为这种案子错不了，他一定真是罪大恶极。但是，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向留在北平、天津的父母兄弟妹妹询问了一番，大致就是在沦陷时期
他们只知道地下工作就是抗日，抗日就都是一样。当这位舅父认识了一位”地下工作者”之
后，他还曾托这个人给在延安的我”带东西”。那”地下工作者”向舅父要铁路运动情报，
他都办了。就这样参加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到日本投降之后，国共两党对立的形势明朗
化了。那”地下工作者”就开始来接收房子，包括舅父和我家的房子。为房子他和那”地下
工作者”吵起来闹翻了。此外，按他本人的认罪书，其主要罪行就是在铁路线上向铁路工人
讲过一次铁路是会通车的，因为共产党是会被”国军”打败的。就是这，他被判刑十二年！
我们全家自他被捕之日起，再没和他见过一面，至今不知他死活如何。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国民党政府里的公务员，因分不清国共两党，而构成了滔天大罪。
这时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这案子判得偏重了。我从小认识他，他糊里糊涂，只知道按上司指示
办公文，脑子里实在缺少”阶级斗争”那根弦。但是，我们却把一切在国民党区和沦陷区的
普通百姓都看成了”阶级斗争”的自觉参加者！
接着是”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资本家偷税漏税，我本来是双手赞成的；反贪污我也拥
护。可是，不久就规定了每个单位贪污分子的比例，即每单位必须打出百分之五。当时我在
中国青年杂志社当总编辑，我们那刊物总共只有十四五个人，都是青年。大的二十几岁，小
的才十七八岁。除了管一点微乎其微的每期稿费（这稿费还是按期由共青团中央总务处造册
具领的），别的什么钱也没有，真正是个清水衙门。可是不行，中央文件下来了，于是没办
法，我们只好查。一个才十九岁的小姑娘王岗凌，天天打算盘算自己的帐，急得人都瘦脱了
形。青年编辑丁磐石，写过《思想改造性急不得》这样卓有见地的文章，却因为在交本月小
组党费的时侯自己忘了带钱，马马虎虎把别人的五角钱写在自己名下，就成了”老虎”。我
翻来覆去和他谈，叫他交代。他记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写了五角还是三角，我就在这几角钱
的问题上穷追，我说钱多钱少不在乎，贪污的罪行是一样，叫他深挖思想动机。弄得他多日
失眠，正在和他恋爱的女孩子秦式也要跟他”吹”了。后来总算收场收得较早，秘书长荣高
棠认为丁磐石这一”案”算不了什么。杨述亲自去说服了秦式，此事才算了结。这只能算是
个小小的前奏曲。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
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这是我应当忏悔的第一件事，所以记在这里。
接着就是肃反运动和”清理中内层”。最奇怪的是那”肃反”的做法，即：并没有发现
本单位任何人有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只是叫每一个干部都详详细细向全体同志背一
遍自己的历史，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挑出他叙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
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此定为重点，这就把”反革命”找出来了！
这办法说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当时的确是这么干的。我那一年（1956 年吧）在《文
艺学习》编辑部，记得我亲手整过的有朱涵，至今我连想都想不起他究竟有什么重大可疑的
历史了。还有一个毛宪文，是因为他的舅父曾在他上中学时替他填过一张参加三青团的登记
表，于是我们就使劲轮番审问他。他硬说是实在没有参加，于是又被认为顽抗。到最后呢，
还亏了黄秋耘同志细心，他说那张表上把毛宪文父亲的名字都写错了，这能是他自己写的
吗？这才核笔迹，对指纹，证明了那张表不过是他舅父为了向上报账（发展了多少团员）而
替他填的。可是，像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恐怕发生过成千上万件。国民党以发展党员越多为
越好，经常下令某校全体教师参加国民党，全体学生参加三青团，用不着他们替党和团做什
么工作。而共产党呢，则把这些人统统视为国民党的死党，共产党的仇敌，务必把他们统统
清除批斗而后快。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