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的人死亡。1958 年，安德烈·萨哈罗夫和苏联强有力的军事工业集团之间首次发生冲突。
他试图停止核试验，按照他的看法，从科学观点看来，核试验并没有什么意义。1961 年，
赫鲁晓夫召集原子能科学家开会，萨哈罗夫在会上极力主张停止核试验。萨哈罗夫后来写道：
“我记得 1961 年夏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与原子能科学家开了一个会。会议决定，
我们要准备进行一系列的核试验，以支持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新政策。我递给赫鲁晓夫一张
条子说：‘在暂停 3 年之后恢复核试验，会破坏关于禁试和裁军的会谈，会谈导致新一轮的
军备竞赛——特别是在洲际导弹和反导弹防御工程方面。’赫鲁晓夫阅后，把这张条子放入
他胸前的口袋里，并请全体与会者进餐。在饭桌上，赫鲁晓夫发表了一篇即席演说，我能回
忆起他的坦率言词，这些言词与他的个人地位一点也不相称。演说大致是这样的：‘萨哈罗
夫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但是请把制订对外政策交给我们这些处理棘手事务的老手吧！只有
实力是至关重要的……惟一重要的是把敌人弄得晕头转向。我们不能大声喧嚷说，我们是从
实力地位出发来执行自己的政策，可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假如我依萨哈罗夫的爱好行事，我
就是一个笨蛋，而不是部长会议主席……’”
下面我们再听一听赫鲁晓夫的这次演说的一些言论吧：“萨哈罗夫是一个忠于科学、忠
于和平……的科学家，他想创造条件使人民生活得更好……他不愿毁坏大气、污染大气，他
不愿伤害人民、残杀人民。我告诉他：
‘萨哈罗夫同志，我可以给你说些什么呢？鉴于我担负
着的政府和国家的职责，我没有权力禁止核试验。’他继续固守他的主张，他坚持说，我们
不应该继续搞核试验。我意欲诚恳地对待他，我告诉他说：‘萨哈罗夫同志，我对你的请求
抱以十分的同情，可是我是一个负责我国打击力量的人，我没有权力禁止核试验。如果那样
做，就会对我们的国家犯罪，对我们的人民犯罪。请正确地理解我，我并不能满足你的请
求……如果听信于你，就意味着宣判我们的国家的武器远远落后于美国及其盟国……因此，
我们一定要继续进行我们的试验……’显然，我未能用我的论点说服他，但是他也不能用他
的论点说服我。”
1962 年，萨哈罗夫再次试图阻止一次新的巨大核弹的爆炸。他想通过电话说服赫鲁晓
夫。后来萨哈罗夫回忆说：“第二天，我和赫鲁晓夫的一个亲密顾问谈了话。但是，那时试
验时刻已经提前。运载飞机已经把它载运到指定的爆炸地点。那天，我感到浑身无力，十分
恐惧，这种感觉自那以后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的态度转变到现在的地步，其间经历了很
大的变化。”
尽管萨哈罗夫那时仍然是核武器工程规划的首席理论家，但是他的心和他的科学兴趣已
经从 50 年代开始转移到其他方面——受控热核反应，如果掌握了这门技术，就会给人类带
来用之不竭的廉价能源。萨哈罗夫和他从前的老师塔姆一道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思想。为了
引起受控热核反应，需要把等离子体加热到摄氏几千万度。然而，在已知的材料中，没有一
种材料可以经受住这样高的温度。到什么地方去加热等离子体呢？萨哈罗夫和塔姆的回答是：
在一个“罐子”内。这个罐子的壁由磁场形成！这个思想成为目前大多数想要建造的聚变反
应堆的基础。
当时，安德烈·萨哈罗夫的生活是最为优越的：除了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外，还被各种各
样的赞扬所包围，他数次获得斯大林奖金和列宁奖金，他曾三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这是苏联的一种最高荣誉。他的工资比苏联最低的工资高几百倍。大量的奖赏和奖金使他拥
有巨额存款。与此同时，像许多其他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例如，像住在美国的爱
因斯坦、玻尔、奥本海默）一样，萨哈罗夫明显地感到，自己对这项发明负有极大的责任，
这项发明可能灭绝地球上的生命，但是它却落入他的政府的手中。1968 年，他突然决定，
把他整个 139000 卢布的积蓄（相当于苏联一个清洁女工 1000 年的工资！）捐赠给苏联红十字
会作为诊治癌症之用。
1958 年，萨哈罗夫首次公开露面。他与另一个著名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泽尔多维奇
一起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苏联的教育政策提出了一些非常根本性的问题。事实上，这篇文章
是给赫鲁晓夫企图的一个回答和影射的批评。赫鲁晓夫试图改革苏联教育制度，他要求学生
在工厂和农村至少参加几年的实际工作锻炼之后，才准进入高等学校。萨哈罗夫和泽尔多维
奇强烈反对这个计划，他们争辩说，对年轻科学家的培养应当加速而不应延迟，因为科学家
最多产的年龄通常在 30 岁以下。
萨哈罗夫第二次公开露面是在 1964 年，那一次露面使得尼基塔·赫鲁晓夫如此生气，
以至于他想要关闭苏联科学院，或者至少严格限制它的自主权。在选举生物学家努日金进入
科学院以前，萨哈罗夫院士得到发言权，他呼吁各位尊敬的与会者投反对票：“我以个人名
义向大家讲话。让那些与努日金、李森科同流合污的人去投努日金的票吧，他们要为给苏联
的科学发展带来的羞耻和痛苦承担责任。幸运的是，这个时期已经快结束了……”科学院院
长凯尔迪什认为，萨哈罗夫的干预是不得体的，李森科称萨哈罗夫的话是造谣中伤。然而，
通过秘密投票，全体与会者的选举结果表明，萨哈罗夫是对的：赞成努日金的仅有 22 人，
反对的多达 126 人。
在 60 年代后半期，萨哈罗夫转向理论物理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在引力、宇宙学、基本粒
子和场论等方面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发表在苏联的科学杂志上，在物理学最复杂、最前沿的领
域里显示出他的博学和才能。
1968 年（特别是在“布拉格之春”的影响下），安德烈·萨哈罗夫写了一篇文章：
《关于
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见解》 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响至少等于一颗
。 “萨哈罗夫氢弹”。
萨哈罗夫文章的清楚而强有力的语言使得任何人都不能漠然置之。文章说：
“人类的分裂总是使自己面临着毁灭的危险。一场世界性的热核战争，世界上大多数人
遭受的灾难性饥饿，由于‘通俗文化’、麻醉剂以及官僚化教条主义所造成的麻痹状态，把
全世界人民和领土置于残酷而奸诈的煽动家的权力之下的大量神话的传播，由于我们星球上
生命条件的突然变化带来的无法预见的后果而造成的毁灭和退化，都会危及文明世界。
“在这些危险面前，任何加剧人类分裂的行动，任何鼓吹世界上各种意识形态和民族不
可共处的滥调，都是愚蠢之举和犯罪行为。惟有在思想自由、在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
劳动观念的条件下所进行的普遍合作，伴随着教条主义的消灭和统治阶级的隐蔽利益的压力
的消除，文明才能够得以保持。
“……思想自由对人类社会来讲是十分重要的——这里所谓的自由是指获得和发布消
息的自由，是指坦率地、毫无顾忌地争论的自由，是指摆脱官僚作风和偏见的压力的自由。
思想自由的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是对抗大量神话对人民毒害的惟一保证。这些神话如果被
奸诈的伪君子和煽动家所利用，就可能转化为流血的专政。思想自由是科学而民主地研究政
治、经济和文化的可行性的惟一保证。
“但是，在现代社会里，思想自由面临着三种威胁：一种是来自蓄意制造的通俗文化麻
醉剂，一种来自胆小、自私的庸俗的意识形态，第三种来自官僚独裁者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及
它的得意武器——思想检查制度。因此，思想自由要求保护一切有思想的诚实的人。这不仅
是一种保护知识分子的使命，而且也是保护所有社会阶层的使命，特别是它的最积极、最有
组织的阶层——工人阶级。战争、饥荒、个人崇拜以及官僚主义等世界范围的威胁，这一切
都是全人类面临的危险。
“热核武器的三个方面构成了热核战争对人类真正生存的危险。这三方面是：热核爆炸
的巨大摧毁力量，火箭——热核武器相对说比较廉价，以及实际上不可能有效地防御一场大
规模的火箭——核武器的攻击。”
这篇文章在西方发表以后，萨哈罗夫立即被解除了职务，发落到莫斯科列别捷夫物理研
究所。面对萨哈罗夫的各项活动，苏联当权派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利用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
具，组织了一个空前的诽谤运动：几百个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及知识分子对萨哈罗夫，对从
不准他们看到的萨哈罗夫的文章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严厉的谴责。
1975 年，安德烈·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金。
“萨哈罗夫……对精神自由的勇敢
捍卫，他的大公无私以及强烈的人道主义信念，使他成为一个人类良心的代言人。
”
在诺贝尔和平奖的整整 75 年的历史中，安德烈·萨哈罗夫是第二个不被他的政府准许
参加在奥斯陆举行的授奖会议的这种奖金的获得者。（第一个这样的获奖人是德国的和平主
义者卡尔·冯·奥西茨基，获奖时间是 1935 年，当时他在集中营里。）
1980 年 1 月，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他立即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苏联领导集团做出
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把因发明而授予他的所有勋章和奖金统统剥夺，并把他流放到高尔
基城。
就在流放高尔基城期间，萨哈罗夫教授庆祝了他的 60 寿辰。在苏联，官方对他的 60
寿辰保持沉默。然而，世界的科学团体并未忘记他，在整个世界，它们利用这个机会向萨哈
罗夫表示敬意。1981 年 2 月 16 日，他被选进法国科学院。5 月 1 日至 2 日，纽约召开了一
次规模很大的关于萨哈罗夫的生平及其工作的国际专题讨论会。全世界的许多大学都授予他
名誉博士学位。
我把评价萨哈罗夫在 20 世纪物理学中的作用和地位留给未来的物理学家去做。然而，
正如利普金教授在纽约召开的关于萨哈罗夫问题的会议上所说的：如果将来的聚变反应堆按
照萨哈罗夫的思想来建造，如果他关于重子的非对称性的解释将来证明是正确的，那么他就
十分可能作为一位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载入现代物理学的史册。
现代技术对人的挤压
庐峰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粤海风〉2002（1）
人们通常认为技术是中性的工具，它本身无所谓善恶，即它是价值中立的。技术所带来
的后果的好坏依赖于使用技术的人。好人可用它为善，坏人则可用它为恶。海德格尔却认为
这是很肤浅的看法，他认为技术并不只是一种工具，它更是一种“座架”。海氏的思想非常
晦涩，很难理解“座架”一词到底意指什么。但我很赞同他的这一观点：技术并不只是一种
工具，它也不是价值中立的；现代技术具有强有力的价值导向作用，它作为一种渗透于人类
生活各个层面的力量，无时不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施加着巨大压力。对于这种压力
我有切身的感受。
我是搞哲学的。搞哲学的人大多有个毛病：不善技术操作。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早就给我
配备了电脑，可我因不善操作而很少捣鼓它。我的几位同事则相反，他们很快便对电脑产生
了“感情”，很快就能熟练操作了。不久他们就在工作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电脑极大地
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现代社会是极重效率的社会，个人若不能适应社会的平均工作效率，
就有可能被淘汰。我原来工作所在的大学是处于急速发展之中的大学，故对效率的重视犹甚。
它以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刺激教授们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例如，出版一本专著，月薪增加
300 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一些教授每年都有一本以上的专著出版。电脑帮了他们很
大的忙，在电脑上既可以高效率地进行创造或制造，又能极方便地对科研成果进行改编和重
组。相比之下，我的工作方式就完全不能适应新形势了，我仍然笨拙地用钢笔在稿纸上“爬
格子”。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今天，教授必须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否则
就是不合格的教授。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技术对我的挤压，我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不管你
喜欢不喜欢电脑，你都得学会使用电脑；用电脑写作，利用网络查找资料已是现代学术圈子
的基本要求，起码的电脑操作技术已是现代学术圈子的平均技术要求；达不到这项平均技术
要求，就别在学术圈子“混”。于是我屈服了，开始极不情愿地强迫自己学习电脑操作，因
为我毕竟喜欢学术，更有甚者，人到中年再改变职业已十分困难了。我没有哈佛大学教授丹
和美国农场主兼作家白瑞的那种拒斥现代技术的勇气。丹认为 20 世纪的美国文明史实乃一
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
“机器”代表不断进步的科技，
“花园”则象征着日益萎
缩的人文精神。丹对“机器”之蚕食“花园”深怀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
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决不考虑电子打火机
的方便（《读书》1995 年第 6 期第 50 页）。白瑞说：“我几乎像每个人一样依赖于我所并不
敬佩的能源公司。我希望自己能越来越少地依赖于它们。我在工作中总是尽可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