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
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应当感谢历史学派的功绩，在
西方哲学中是它突出地把科学…伪科学的界限问题放到了实践活动的背景上进行考察。
但是另一方面，离开正确谈效用，科学纯粹成了应付目前困境的临时手段，没有目的，
没有是非，也没有自己连续的稳定的发展。这也同样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历史。历史不管有多
少曲折，不管过时的科学可以怎样依靠自己固有的韧性暂时抵挡证伪的风暴，但是从历史长
河看，总是正确的东西战胜错误的东西，科学总是向着真理不断地迈进。历史学派完全抛弃
了对科学的逻辑检验，从而也就完全抛弃了科学的真理性问题，这就不能不重蹈实用主义否
定客观真理的覆辙了。
因此，在利学的围墙里，不只有较为正确或者较少错误的东西，而且它们还必然是通过
在实践活动中更为有效，更能满足实际需要而表现出来。这决定了这堵墙不那么坚固，不是
钢筋水泥的，它只不过是一圈松散的活动的篱笆，可以随时调整，随时搬迁，随时把篱墙以
外够得上科学的东西纳入自己的版图。篱墙之内的科学固然是好的，可珍贵的，但不能因此
而否定篱墙外面的东西。这里正象英国的著名物理学家芬恩所说：“某个东西算不了利学，
并不意味它有什么不好，只不过不算科学罢了。”科学家们所进行的隐蔽地、默默地探索，
往往更富于创造性，因而更能从根本上为科学扩展自己的版图作出贡献。
当然我们要警惕滑到伪科学的泥沼之中。历史教训已一再提醒我们，它往往借助于某种
超科学力量、政治权势或江湖骗术而逞凶于一时。我们应当继续保持警惕。
“潭州城廓在何处？东边一片青模糊！”正是这样模糊的界限，可能恰好比较精确地反
映了科学…伪科学的实际区别；相反你愈是追求表面上的精确性，倒可能愈是得到模模糊糊
的一片，表面精确往往只是内在混乱的一种掩饰。
（原载《潜科学杂志》1982 年第 1 期）
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
程亚文
（1972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程亚
文《爱因斯坦：知识分子与人道主义者》，原
栽“世纪中国网”题目为编者所加。
世界无政府状态和技术的滥用，是对人类和平的重大威胁，但战争还是和平，毕竟是由
人来选择的，这两种威胁人类和平的事物，因此都还只是外原性的因素。除了世界无政府状
态和技术滥用，还有没有其他威胁人类和平的东西？爱因斯坦显然不满意于只从外在来寻找
原因，人类在他的心目中，主要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而不是一种生物的存在，人所碰到的难题
和困境，因而也要从人自身的主观性上来发掘，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类行
为。爱因斯坦找到了这样的内原性因素：人类自 19 世纪以来在对待真理、知识、智慧态度
上的转变，也深深地参与了严重威胁人类和平的军事主义的培养，是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精
神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才使人类正在一步步走向极端。
什么是科学主义？什么是科学精神？爱因斯坦没有明说。然而，这并不影响爱因斯坦对科
学的看法。对一个“精神贵族”来说，科学的价值自然更多还是体现在对人的心灵的扩充上，
而不是在于其工具性上。爱因斯坦正是如此看待科学技术及其功用的，他对人类政治的现状
持批判态度，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同样持批判态度。我们将看到，爱因斯坦所反对的，正是科
学主义。
爱因斯坦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包含在他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中。这也是晚年的爱因
斯坦关切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他认为，科学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人类事务：“第一种方式所有
人都很熟悉：科学直接地，更多程度上是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
方式带有教育性质——它作用于人的心灵。”爱因斯坦满怀忧虑地指出：科学对人类事务的
前一种影响方式，在给人类带来功利的同时，也更给人类制造了无穷困难，“技术——或者
应用科学——却使人类面临极为严重的问题。人类能否继续生存，取决于这些问题的圆满解
决。”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的破坏性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很大一部分人已不再为商品生产
所必需，并因此被排除于经济循环过程之外；其次，技术缩短了距离，并创造出新的具有非
凡效力的破坏工具，它们被掌握在主张技术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的国家手中，这就成为人
类安全与生存的威胁最后，通讯工具——印刷文字的复制过程与无线电——在同现代化武器
结合起来时，就使肉体与灵魂被置于一个中央权威机构的奴役之下成为可能。爱因斯坦作为
一个伟大的科学实践者，对科技的实际应用始终保持戒心。科学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对
此做出取舍的是人的心灵。科学的善恶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但科学一旦被应用于人间的功
利，就不得不被置于道德的天平。遗憾的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人并不是从来和完全都是
凭借理性来做着一切，人也喜欢置本能于理性之上，理性的光芒因此常常被遮盖了，科学因
此常常被工具化了，而科学一旦被工具化，潘多拉魔盒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打开，科学的魔性
一面也就统统显露。科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从其原初来说深深体现了人类心灵的崇高
性，人类对科学的探索，在丰富了人类灵魂的同时也一点点切除了人类的自卑感。爱因斯坦
所说的科学对社会的第二种影响方式，所阐明的正是科学对人类所起的精神效果。“科学通
过作用于人类的心灵，克服了人类在面对自己及面对自然时的不安全感。 科学的这种影响，
”
体现着的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求知精神、真理精神，也是一种寻求智慧的精神。真
理是独立的，智慧是超凡的，自为的真理和脱俗的智慧拒绝对事物进行实用化审视，知识就
是知识，不能单纯为世俗的目的而存在，它可以服务于世俗但绝不应屈从于世俗，它与世俗
共处是为了提升世俗、度化世俗。爱因斯坦心目中的科学，是和谐的、统一的，生于人间而
不附和于人间的，它要唤起的是人类心灵的崇高与伟大，它可以与凡世共存共处并为之做努
力，但这绝不是它的惟一目的，或者说，它与世俗的好合是服从于更高的神、更高的意志，
这更高的目的就在于拓展人的精神，使人的灵魂更加充盈。
爱因斯坦本然地在他的生命中怀有善良的愿望，它的善良使罪恶相形见绌，可是，罪恶
却也一直存在，而且有变本加厉的可能性。爱因斯坦对此十分悲哀。原子武器被发明之后，
目睹大规模毁灭性物质被用于军事目的，爱因斯坦一次次表达了他对原子武器的忧虑：“原
子能的释放并没有产生新的问题，它只是使得解决一个现存的问题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起
来。”他还在广岛、长崎事件发生后警告世界：
“原子弹的杀伤力已改变除我们的思想方法以
外的一切，这样，我们会逐渐陷入空前的大灾难之中。”——这句话后来广为人知且被人们
频频提起。爱因斯坦知道：技术的滥用来自我们的思想方法，而它在灾难发生后却并没有改
变，世界因此而不得不经受恐惧。这种把科学工具化、夸大科学的功利效果的思维模式，是
科学和科学精神的异化，它的致命缺陷，是没有树立起对科学的真正尊重，降低了科学的独
立性和精神意义，进一步说，它所造就的技术恐惧反映了人道精神的短缺，实际上也是对人
的不尊重。在科学被异化的时候，不幸的是，人也被异化了，人也沦为了工具。
爱因斯坦所深恶痛绝的军事主义，正是人和科学被异化为工具的表现，当人和科技被充
作了某些目的——譬如国家统一、争夺稀有资源、对外武装恫吓等等时，科学的独立和精神
之美不见了，科学单纯被当做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人的个性自由和美好人性不见了，人只
不过作为大集体中的一个小符号。爱因斯坦因而强烈捍卫科学研究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反
对科学中的军事介入，抨击军事主义的精神状态。当军事权力主导科学的发展方向时，他认
为结果将是“普遍的政治主张置于文化关怀之上”，而文化被脚踩于地的时候，人的道义、
人的崇高精神、人对和谐与美的追求，这些纯真的事物也都将统统遗失。爱因斯坦看到了这
样的危险。1947 年，他忠告美国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美国，正在激起军事主义的
“赤裸裸的权力”，在军事主义的阴影下，个人已被降级为单纯的工具，成为“人的材料”，
人的欲望和思想被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而人以外的因素，如各种类型的武器、对原材料的
占有，等等，被看得至关重要。军事主义所高扬着的是实用理性而非价值理性。当军事主义
席卷世界的时候，爱因斯坦悲伤地问：人在哪里？
晚年的爱因斯坦，他一边在伤心着人类罪恶的升级，一边在反思着人类思维模式的偏谬，
这使他从未停止过追问和怀疑。这种怀疑态度是纯正的科学精神的体现，因为科学精神从不
放弃对自身的诘难，科学也因此而长期保持着理性的光辉。但爱因斯坦的怀疑是彻底的，即
使是对科学精神所包含着的理性，他也没有把它供上上帝的祭坛。爱因斯坦极其理智地提醒
自己以及他人：人间并不存在上帝，上帝永不会现身于人间。在 1948 年世界知识分子和平
会议组委会上，他指出：“通过痛苦的经验我们懂得，理性思考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
的诸多问题。深入的研究和敏捷的科学工作对人类常常具有悲剧性的含义。”理性——以及
理性的成果技术，也并不完全是牢靠的，而理性却又是人类文明和精神的象征，在这样一种
困难中人类该如何做出选择？是不是需要弃理性而去？爱因斯坦的天才智慧在这时候又显示
了其超越一般人之处：不会有上帝来帮助人类解决困厄，人类的窘境只能由人自身来解决。
理性虽然不万能，但是，丢失理性却万万不能，在对理性也保持着距离、不忘审视的基础上，
合理地借助理性，人类才能试图去化解困难、走出困境。有鉴于此，爱因斯坦号召人们：要
“运用理性和谨慎来解决人的问题，而不是向远祖遗传下来的本能和热情投降”。1948 年，
在接受一个世界奖的颁奖会上，他在演讲中又说：“所有像我们这样关注和平、关注理性与
正义获得胜利的人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理性与诚实善良对政治领域发生的事件具有的影响
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不论这种影响是多么微弱，也不管我们未来的命运会怎样，我们都
可以确信：如果没有那些关注整个人类利益的人们所进行的不知疲倦的奋斗，人类的命运比
现在还要糟糕。”
在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之间，爱因斯坦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科学精神。的确，这是智者的
智慧，这种智慧是具有穿透力的。当时光忽而又过去半个世纪之久，反思人类的历程，50
年前与 50 年后，世界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人类又在面对什么样的生存境遇？科学是比过去
富有独立性了还是比过去更不自由？我们的思维模式是与过去相同还是有所改变？当我们对
这些问题发问时，让我们再次回味哲人在 50 多年前的声音：
“对真理和知识的探索与追求是
人类最为崇高的品质之一”——我们不断地以此为资作着疑问，我们对所有的问题才能保有
“头脑的清明”（马克斯·韦伯语），我们对现世的欢乐或苦难才会有真切的感知。
克隆技术的含义
邱仁宗
（1932…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由林平编
撰《克隆震撼》 北京，
，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克隆技术的科学和生物医学意义
克隆技术对于科学和生物医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发展这一技术将大大有利于人
类的健康和福利。人类细胞系的克隆，可产生单克隆抗体来诊断和研究疾病，例如癌症。动
物克隆可有利于保存和发展具有优良性状的动物品种，抢救濒危动物。例如—旦某种濒危动
物只剩下一只动物，甚至即使该动物已经灭绝，但仍留下组织成细胞，就可以通过克隆技术
来挽救或再生。动物克隆也有利于生物医学对人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的研究。如将人类基因
引入动物产生供移植用组织和器官，用转基因动物产生人类的凝血因子（第ⅷ，ⅸ因子）等等。
人类细胞系的克隆似乎并不存在伦理问题，但涉及到克隆动物，有可能产生一些伦理问
题。这些问题有两个方面：
其一，对人而言，存在着传染病跨物种传染给人的风险。生物物质在不同物种之间的转
移有可能随着将未知的病原从一种物种转移到另—物种，在这里就是人。但这些风险可以随
技术的发展而减少。
其二，对动物而言，存在着利用动物为人类服务的伦理问题。将人类的价值奉为至上，
为了人类的利益，可以以任何方式牺牲其他物种，这被谴责为“物种主义”。这是一个有争
议的伦理问题，涉及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评价问题。目前在国际学术界，认为非人物种也具
有道德地位的观点，越来越被人接受。然而，在中国的学术界，却仍然在用不那么充分的理
出为人类中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