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主要责任必须由比较发达的国家负责，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更有远见和仁慈行为，而是
因为这些国家仍然是传播增长的综合病症，并使其继续发展的根源所在。随着对这世界系统
的条件和活动的结果提出更加深刻的见识，这些国家将了解在一个根本上需要安定的世界
里，只要他们不是作为达到更高级的稳定状态的跳板，而是作为世界范围内组织财富和收入
的更加平均分配的脚手架，他们的高度稳定的发展时期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并得到默认。
9．我们毫不含糊地支持这种论点，给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强加上一个制动器，而绝对
不是导致冻结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如果这样一个建议是由富裕国家提出的，它将被认为是新殖民主义的最后一次表演。达
到全球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平衡的和谐状态，必须是以共同信念为基础的共同的冒险行动，
而且与所有人的利益一致。经济上发达的国家需要有最伟大的领导能力，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走向这样一个目标的第一步，大概是要鼓励他们自己的物质产品的增长降低速度，而同时帮
助发展中国家努力更快地发展经济。
10．我们最后断言，通过有计划的措施，而不是通过偶然性或突变，来达到合理的持久
的均衡状态的任何深思熟虑的尝试，最终都必以个人，国家和世界的价值和基本目标变革为
基础。
这种变革也许已经在流传了。可是，并不明显。我们的传统，教育，当前的行动和利益
会严阵以待，并使这种变革缓慢。只有真正理解人类在这历史转折点上的条件，才能为人民
提供充分的动力，去接受个人的牺牲，和达到均衡状态所需要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力结构
方面的变化。
当然，问题仍然是世界形势，事实上是否象这本书和我们的评论所指出的那样严重呢？
我们坚定地相信，这本书包含的警告，是得到充分证明的，而且我们今天文明的目的和行动
只能使明天的问题恶化。但是，如果我们的试验性的论断竟然被证明太悲观了，那将是愉快
的。
无论如何，我们的态度是一种很严肃的忧虑，而不是绝望的恐惧。这份报告描述了一种
代替不受抑制的和灾难性的增长的办法，并且提出某些关于改变政策的思想。它可能产生适
合于人类的一种稳定的均衡。这份报告指出，提出适当规模的人口，具有良好的物质生活，
加上个人和社会无限发展的机会，也许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虽然我们是充分的现实主义者，
没有被纯粹科学的和理论的思辨冲昏头脑，但是，我们同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一致的。
一个社会在经济平衡和生态平衡上处于稳定状态的概念看来也许是易于掌握的，尽管现
实距离我们的经济是如此之远，以致需要一场思想上的哥白尼革命，不过，思想转化为行动
充满了令人不安的因难和复杂性。只有当《增长的极限》这种预言，以及它极端迫切的意义，
在许多国家里已被一大批具有科学见解和政治的见解的人们，以及民意接受时，我们才能认
真地讨论从什么地方开始的问题。总之，这种转变大概是痛苦的，而且它将极其需要人的聪
明才智和决心。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确信没有其它通向生存的途径，可以把道义上和理智
上的力量，—以及创造力解放出来，完成这种空前的人类事业。
但是，我们希望强调这种挑战，而不是强调制定通向稳态社会的道路的困难。我们相信，
大量所有年龄和条件的先生们和女士们，必须出乎意料地对这种挑战立刻作出反应，而且渴
望讨论不是假如而是我们怎样才能创造这种新的未来。
罗马俱乐部计划用许多办法去支持这样的活动。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的对动态世界的大
量研究工作，将在麻省理工学院和欧洲、加拿大、拉丁美洲、苏联和日本继续下去。而且，
由于理智上的启蒙，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启蒙是没效果的，罗马俱乐部还将促进世界论坛的创
立，在没有正规的政府对话的前提下，政治家，政策制订者和科学家可以在那里讨论未来的
全球系统的危险或希望。
我们希望提供的最后一个思想是，人必须探索他自己…他的目标和价值…就象他力求改变
这个世界一样。献身于这两项任务必然是无止境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人类是否会
生存，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人类能否避免在陷入毫无价值的状态中生存。
走向可持续发展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本文选自《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
“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
“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
因此，世界各国——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国家或计划经济国家，其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目标必须根据可持续性的原则加以确定。解释可以不一，但必须有一些共同的特
点，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上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战略上的共同认识出发。
发展就是经济和社会循序前进的变革。从自然的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即使处在
僵硬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在理论上也是可以实行的。但是，除非发展政策重视资源供应以
及成本和利益分配的变化，否则自然的可持续性是不能实现的。虽然狭义的自然可持续性概
念意味着对各代人之间社会公正的关注，但必须合理地将其延伸到对每一代人内部的公正的
关注。
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粮食、
衣服、住房、就业——没有得到满足。除了他们的基本需求外，这些人民对提高生活质量有
正当的愿望。一个充满贫困和不平等的世界将易于发生生态和其他的危机。可持续的发展要
求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给全体人民机会，以满足他们要求较好生活的愿望。
只有当各地的消费水平重视长期的可持续性，超过基本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才能持
续。然而，我们当中许多人的生活超过了世界平均的生态条件，如我们利用能源的方式。人
们理解的需要是由社会和文化条件确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这样的观念，即鼓励在生态可能
的范围内的消费标准和所有的人可以合理地向往的标准。
满足基本的需要部分地取决于实现全面的发展潜力。很明显，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基本需
要没有得到满足的地方实现经济增长。而在其他地方，假如增长的内容反映了可持续性的广
泛原则以及不包含对他人的剥削，那么可持续发展就能与经济增长相一致。但是增长本身是
不够的，高度的生产率和普遍贫困可以共存，而且会危害环境。因此，可持续发展要求：社
会从两方面满足人民需要，一是提高生产潜力，二是确保每人都有平等的机会。
人口增长会给资源增加压力，并在掠夺资源普遍发生的地区减慢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过，
这不仅仅是个人口规模的问题，而且也是个资源分配问题。只有人口发展与生态系统变化着
的生产潜力相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够进行下去。
社会可以有许多方法危害后代人满足其基本需要的能力，例如过度开发资源。技术发展
的方向能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但却会导致更大的问题的出现。盲目的发展可能会危害
许多人的利益。
在发展过程中，定居农业、水道改向、矿物提炼、余热和有毒气体排入大气、森林商业
化、遗传控制都是人类干扰自然系统的例子。不久以前，这类干扰还只是小规模的，其影响
也是有限的，但现在的干扰在规模和影响两方面都更加强烈，并从局部和全球两方面严重地
威胁生命支持系统。这种现象不是一定要发生的，至少，可持续的发展不应当危害支持地球
生命的自然系统：大气、水、土壤和生物。
就人口或资源利用而言，没有一个固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发生生态灾难。能源、
物资、水和土地的利用都有不同的限度，其中许多以成本上升和收益下降的形式，而不是以
资源基础的突然丧失的形式表现出来。知识的累积和技术的开发会加强资源基础的负荷能
力，但是最终的限度是有的，可持续性要求，在达到这些限度之前的长时期里，全世界必须
保证公平地分配有限的资源和调整技术上的努力方向以减轻压力。
很明显，经济增长和发展涉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各地区每种生态系统不能完整无缺
地加以保护。如果对开发已经作了规划并考虑到了对土壤流失速度、水域和遗传损失的影响
的话，耗竭流域中的某一部分的森林，并扩大到一些地方，那不是一件坏事。总而言之，像
森林和鱼类这样的可再生资源，除非利用率是在再生和自然增长的限度内，否则不应耗竭。
但是多数可再生资源只是复杂的和互相联结起来的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考虑了开发
对整个系统的影响之后，必须确定最高的可持续产量。
至于像矿物燃料和矿物这样的不可再生资源，对它们的利用则减少了供子孙后代将来利
用的储存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利用这种资源。总的来说，耗竭的速率应考虑那种资源
的临界性，可将耗竭减少至最小程度的技术的可利用性和可得到的替代物的可能性。土地不
应退化到超过合理恢复的能力。对矿物燃料来说，其耗竭的速度以及对其再循环和节省的强
调都应制定标准，以确保得到可接受的替代物之前，资源不会枯竭。可持续发展要求，不可
再生资源耗竭的速率应尽可能少地妨碍将来的选择。
发展趋向于使生态系统简化和减少物种的多样性。而物种一旦灭绝，它们就不可再生。
动植物物种的丧失会大大地限制后代人的选择机会，所以可持续发展要求保护动植物物种。
所谓的免费物质（如大气和水）也是资源。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和能源只有部分地被转换
为有用的产品，其余部分则成为废弃物。可持续发展要求：为了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要
把对大气质量、水和其他自然因素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
实质上，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源的开发、投资的方向、技术
开发方向和机构的变化都是互相协调的，并增强目前和将来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愿望的潜力。
编者旁白
“科学”这一外来词，自它于上世纪初登陆中国，被“五四”先驱陈独秀尊称为“赛先
生”以来，迄今已近百年。不能想像，若无“科学”，近百年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将会怎
样？
假如 1905 年，那个叫爱因斯坦的苏黎世工业大学毕业生，安心于当小公务员，而不曾
发现物质深层结构中的“质能转换公式”，那么，可以相信，人类对物质构成的理解仍将滞
留于牛顿的力学视野，也就很难在 40 年后制造出原子弹。同理，假如 1945 年，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不是以广岛上空的蘑菇云为最后一幕，那么，还真不知故国山河何日才能彻底挣脱日
寇的铁蹄。此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竖看国史，偌大中原遭外族蹂躏，逼迫朝廷南渡，故土父
老泪眼欲枯，而王师北定却混茫无期，已非一例。
“科学”当是人类智慧结晶，却又反过来要重编人间秩序，重写人类史。是的，
“科学”
不涉及人的终极关怀（克尔凯戈尔说望远镜无助于限定灵魂），但大凡对人类命运有深切责任
感的科学家，却又无时不在忧思何以才能让“科学”和平地造福人类——我们所以要永远记
住海森堡、波恩等这些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巨子，以及前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的不朽
姓名，不仅因为他们作为专家在高能物理学方面的学术发现与技术开发，堪称当年科学史之
最；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世界级大师同时不失赤子之心即良知，故海森堡会在广岛核爆之
日便痛悔高科技所应负的伦理使命，故萨哈罗夫即使面对克里姆林宫的绝对权威，仍敢屡屡
站出来说真话，哪怕因此失却荣华富贵与人身自由。
编者所以格外敏感科学家的道义责任，是因为深受“科学”演化之影响的当代人类，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痛感“科学”本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激励人类征服自然的雄心且倾情享
用高科技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之余，人类未必有足够的清醒与能耐，足以防范高科技因无
知或不慎而铸成的全球性灾难。更毋庸说某些无心肝的“科学狂人”，从未放弃——将人类
命运当做化学粉末置于试管，去经历魔火的焚烧——这类邪念。
科学需要学识，更需要良知。或许对科学家来说，良知是比专业学识、技能更高一层次
的人生智慧。惟其如此，科学在权衡它与人类命运的关系时，才不再有“傲慢与偏见”，相
反它将变得成熟，既积极进取、探索，又谦恭、审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切忌轻举妄动，
将妖魔从“潘多拉盒子”中放出来后，再也收不回。
可以说，现代科学伦理学是发轫于 20 世纪高科技开发对地球生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致使诸多珍稀物种灭绝。由此联想到 21 世纪“克隆”技术作为全球性“生命基因科学”之
前沿，若稍不慎，又将给人类带来什么呢？假如说，上世纪高科技开发之不慎，是以破坏人
的外部自然为代价的，亡羊补牢，已属艰巨；那么，新世纪高科技开发若再不慎，人类怕已
承担不起如此昂贵之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