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民主制有一个根本的、与其共生、并有可能最终毁掉它自身以及整个人类的弊病，那
就是作为一种制度，它最大程度地纵容贪婪。
自私是人的天性，放纵的自私就是贪婪，而只要不受抑制，自私必然会放纵成贪婪。迄
今为止的民主思想与制度都是以鼓励个人自由发展、最大程度发挥天性为目的的。受鼓励的
自私反过来也为民主的发展提供养料。当面对一个待开发的富饶自然时，自私与民主的结合
确实能转化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动力，实现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民主化提供的均等
机会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加入占有和获取的角逐，欲望和满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追逐利
润的比赛中，清贫时代形成的制约贪婪的道德体系和宗教体系逐步瓦解，贪婪越来越理直气
壮，甚至得意洋洋。同时，民主制使经济脱离政权的羁绊，只听从市场的“无形之手”摆布，
但那只手的推动能力远远大于抑制能力，因此，不可避免地把人类的生产与消费，一直推动
到今天这种变态的疯狂。
当人类终于发现资源是有限的，生态是脆弱的，地球有可能最终被毁时，物欲却已被激
发到无限，如同上了毒瘾，欲罢不能。仅靠个人的自觉是难以实现人类社会的转弯的，尤其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那转弯必须及早完成，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只有自上而下的
整体控制才有可能把社会从贪婪的疯狂跑道上拉下来。民主制的致命之处就在这时显露出来
以多数选票为立身之本的民主制只能被贪婪的多数逼着向前走，反之再为贪婪提供进一步
的动力，这是一个无法解脱的循环。作为一个理性制度，民主制却非得沿着这条非理性的轨
道往下滑，因为这是最根本的“民主”，这实在是民主制无法解决的一个悖论。
对其他国家，现在提这问题或许还早，有些杞人忧天。但是对中国，这个问题已不能不
正视。中国社会以最多的人口，最少的平均资源，处于接近资源极限的位置。中国的传统道
德已在历次运动中“破”得所剩无几，“共产主义道德”却没有如期建立。改革又在此时打
开国门，把西方物质文明的诱惑眩目地投射进民族心灵的道德荒原。被差距刺激的贪婪格外
贪婪，那种贪婪再乘以十二亿人口，就成为世间最大的贪婪。以最大的贪婪吞吃最少的资源，
中国的前途便面对双倍的危险。如果再以民主制全面、彻底、无制约地纵容那种贪婪，危险
便会在双倍之上再加倍。已然被几千年的饿殍啃得支离破碎的中国，那时还能被这双倍大口
啃多久，实在是值得从现在就开始担忧的。
因此，考虑人类社会制度的根本问题和根本变革，虽然巨大得与我们个人不成比例，却
是我们不能回避、而且是从现在就该开始着手进行的工作。让“深绿”从哲学的象牙塔走进
活生生的人类生活，从根本上，只能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变化。从宏观看，社会制度本身也是
一种方法。只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才能赋予哲学在生活现实中立足的可能。哲学的探索和哲
学的普及当然是社会变革的前提，但是最终，变革的落实则必须由制度承载。
我讲这番话决不是轻视环保和文化方面的工作，而是想表明，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工作
需要我们着手进行。相对来讲，这项工作一直受到忽略，当然这与变革尤其是脱胎换骨地
变革社会制度的难度有关。但是不管多么难，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进展，环保就只能停留在
“浅绿”层次，“深绿”也只能幽居于人的内心，而我们的目标挽救地球（更确切地说是
挽救我们自己），最终则难以实现。
编者旁白
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最早要追溯到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不是一个娱乐组织，而是一
个学术团体，发起人是意大利经济学家佩切依。1968 年 4 月，他邀请来自 10 个国家的 30
位科学家、教育家、人类学家、实业家聚会罗马，讨论人类困境，包括：富足中的贫困，环
境的退化，对制度丧失信心，就业无保障，青年的异化，遗弃传统价值，通货膨胀以及金融
和经济混乱。他们把这些称为“世界性的问题”。当时中国正处在“文革”狂潮之中，没人
考虑这些事情。四年以后，由米都斯博士指导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计划小组拿出了罗马俱乐
部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
。
报告中谈到一个法国儿童谜语。池塘里生着一朵水百合花，这种植物每天按两倍的速度
生长。如果不加限制，30 天便完全覆盖池塘，闷死水中其他生命。这种植物原来很小，不
到它覆盖半个池塘时，谁也想不到修剪它；想到修剪它时，只剩下最后一天来挽救池塘了。
我们的地球何尝不是一个池塘？人类繁衍了几百万年，不曾感受自身繁衍的压力。在
10000 年前，地球上的人口只有大约 10 万；在 1500 年前，人口的数量达到 1 亿；150 年前，
人口的数量达到 10 亿。疾病、饥荒和战争给人类造成不幸，但同时也抑制着人口数量的增
长。进入 20 世纪，由于医学进步，婴儿成活率大大提高，人的寿命也大大延长。到了 20
世纪后半叶，人类猛然发现，如果放纵自身繁衍，马上就要超过地球能够容纳的限度。我们
的家园——地球，已经到了“最后一天”！
现在，地球上的人口已经从 60 亿向 70 亿迈进。人们在生活中处处感到人口的拥挤。从
交通堵塞、生存空间狭窄、就业机会不足，到江河湖海和大气的污染、耕地的匮乏、森林的
滥伐、草原的退化、物种的灭绝，无一不与人口太多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中国人觉悟到
应当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如今，中国的计划生育在城市已大见成
效，但在一些农村地区，生育的冲动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夏衍生前曾谈到共和国有三大失
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可以通过落实政策，较快地解决；破坏教育的失误，则需要十
年功夫来挽回，十年树人；而人口政策的失误，几十年的努力也难以弥补。中国的人口基数
已经大大超过了适宜的数量。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口，也已经大大超过了适宜的数量。
人口不要说实现负增长，就是达到零增长，也要花费一个世纪的时间，还要为此付出巨大的
情感代价和人伦代价。
人口已经过多，又不能马上降下来，怎么拯救地球和人类自身？调整发展方式就成了当
务之急。继《增长的极限》之后，经济学家舒马赫在 1973 年发表《小的是美好的》
，提出了
持久性经济学的新思路；社会活动家里夫金等发表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更强调了人
类面临着耗尽地球上的非再生资源的危险。人类能不能节制自身的物质欲望，谨慎地使用能
够改变自然的现代技术呢？普罗米修斯把火交给人类，给人类以无穷的力量；但他也曾警告
人类，如果不懂得谨慎使用，火也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在危急关头有了警觉。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组建，到《东京
宣言》的诞生，就是国际社会觉悟的标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经从少数思想家的焦虑，
变成各个文明国家的共识。中国政府也采纳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政策。但要想达到发展方
式与资源环境和谐，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发展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如何看待我们自己。从文明的意义上说，
中国是个早熟的国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现代化的意义上说，中国又是一个迟到者，
比西方晚了一个世纪以上。有句成语，叫后来居上。如果真能后来居上，当然求之不得。但
也不能不看到，后发展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劣势。了解这种劣势，可以避免盲目乐观，意识到
改革的艰巨。
东）
（丁
敞开通向智慧之门
舒马赫
（？…1977），英籍德国人，学者。本文节选自舒
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虞鸿钧、郑笑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题目为编者所加。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智慧的中心概念是持久性。我们必须研究持久性经济学。—件事物
除非能表明具有长期延续性而不致发展为荒谬，否则是没有经济意义的。朝着有限的目标求
得“发展”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无限制地、普遍地得到发展。很可能像甘地所说：“地球所
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持久性与掠夺态度是不相容
的，抱掠夺态度的人对“父辈作为奢侈品的东西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生活必需品”这一事实
感到得意。
培养与扩大需要同智慧是对立的，同自由与和平也是对立的。每扩大一次需要就增加了
对生存的恐惧。只有通过减少需要，才能有助于真正减少那些成为冲突与战争根源的压力。
持久性经济学意味着科学技术的方向有深刻的转变，它们必须敞开通向智慧之门实际上
必须在它们自身的结构中包含智慧。毒化环境或腐蚀社会结构与人类本身的科学或技术“解
决方案”，不论构思多么聪颖，表面多么吸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机器不断大型化，需要
集中的经济力量也不断增加，施加于环境的暴力也不断增加，这不代表进步：它们是对智慧
的否定。智慧要求科学技术朝着有组织、温和、优美的新方向前进。人们经常说，和平是不
可分裂的——那么，又怎能在不计后果的科学与暴力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起和平呢？我们应当
寻求一次技术上的革命，为我们提供能够扭转当前威胁我们全体的破坏性趋势的发明与机
器。我们真正要求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方法
与设备：
——价格低廉，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
——适合于小规模应用；
——适应人类的创造需要。
从这三个特点中产生出非暴力以及一种能保证持久性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忽视其中任
何一个特点，事情就必然出岔子。让我们来逐一地分析这几个特点。
价格低廉的方法与设备，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何以见得科学家与技术专家不能设计
出来呢？这是甘地主要关切的事。他说：
“我希望我们国土上默默无闻的千百万人民健康、幸
福，我希望他们在心灵方面成长……如果我们感到需要机器，我们一定会有机器。对每个人
有帮助的每一部机器都会有它的地位，但那些把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机器，那些即使没
有真正使民众失业，却把民众变成仅仅是机器看管人的机器，不应有任何地位。”
奥尔德斯·赫胥黎评论说，假定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工作目的公认是为平民大众提供手段
“进行有益的、有内在意义的劳动，帮助男女工人摆脱老板的压榨，成为自己的雇主或成为
为生存与当地市场需要而劳动的自治合作组成员……这种目的方向不同的技术进展将促使
人口、土地的使用、生产手段的占有、政治与经济权益逐渐分散”。赫胥黎说，其他的优越
性是“更多的人过着更合乎人性的满足生活，有更大程度的真正自治的民主，能幸运地摆脱
消费商品大批量生产者通过广告对成年人灌输的无聊和有害的教育”。
如果方法与设备低廉到可以普遍享有，那就意味着它们的成本必然与应用它们的社会的
收入水平维持着一种有界限的关系。我自己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工作位置的平均基建投资额
上限很可能应决定于一个熟练和勤奋的产业工人每年的收入。就是说，假使这个工人每年一
般地能挣美金 5000 元。那么，设立他的工作位置的平均费用不可超出 5000 元。如果费用超
出很多，这个社会就可能遇到严重麻烦。例如，财富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特权者手中；中途
辍学问题越来越严重，辍学者不能进入社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结构性”失业；过度
都市化引起人口分布不均；普遍灰心失意，不和，犯罪率上升；等等。
第二个要求是适合小规模应用。关于“规模”问题，利奥波德·科尔教授的论述令人折
服，它与持久性经济有明显的关联。小规模生产，不论为数如何多，总不及大规模生产对自
然环境的危害，这完全是因为它们个别的力量相对于自然的再生能力来说是很微小的。如果
只就人类认识是细小的、零星的而言，小之中蕴含着智慧，因为人类的认识更多地是依靠实
验，而不足依靠了解。最大的危险必然是来自不顾后果地大规模应用局部知识，例如当前我
们亲眼看到的核能、运输技术、新农业化学物以及无数其他技术的应用。虽然小的团体有时
也会犯严重侵蚀环境的罪行——一般地说是出于无知，但同受贪心、嫉妒心、权欲驱使的大
集团所造成的破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况且，小团体的成员对他们那小块土地或其他自然资
源的爱护程度显然超过那些隐去所有者姓名的大公司或那些患有自大狂、把整个宇宙都看成
自己的合法采石场的政府。
第三个要求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方法与设备留有发挥人类创造性的充分余地。
过去一百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像罗马教皇那样，一而再地警告性地谈到这个问题。如果生
产过程“从劳动中将一丝一毫的人性都抽掉，把劳动变成单纯的机械劳动”，那么人又会变
得怎样呢？劳动者本人就会变成一个邪恶的自由人。
“于是（庇护十一世说），上帝在人类有了原罪之后仍然为人类身心的利益规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