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不再跳跃于水中；能够以一层剧毒物质覆盖在叶片表面或长期滞留在土壤中。而人们使用
所有这些药品消灭的目标或许仅仅是屈指可数的几种杂草或昆虫。难道有人会相信，可以向
地球表面倾泻这么多毒物而又继续使它适宜一切生物生长？这些化学药品不应称作“杀虫药
刑”，而应称为“杀生物药剂”。
药物喷洒的整个发展过程似乎卷入了一个永无终点的螺旋。自从滴滴涕被允许民用便逐
步升级，人们得不断寻找更有毒性的物质。这是因为作为对达尔文远者生存原理的绝好证明，
昆虫已演化出对人们使用的某一杀虫药具有抗药性的超级品种，于是人们必须发明一种更毒
的药剂．接着又发明—种比这种药剂更毒的药剂。……
“控制大自然”这一短语是在骄傲自大的心态中构思出来的，它源于尼安德持人时期的
生物学和哲学，当时人们以为自然界是为人类的便利而存在的。应用昆虫学的概念和实践大
都发端于那石器时代的科学。如此原始的科学竞已用最现代、最可伯的武器装备起来，这真
是我们的一大灾祸。这门科学在使用这些武器对付害虫的同时也在打击整个地球。
消费者并不是无辜的
佚名
本文选自梁从诫、梁晓燕主编《为无告的大自
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我正在看一本有意思的书，叫做《技术与环境》。这不是一本哲学著作，而是一批硬科
学家的文集，讲为什么技术进步离不开认真的环境保护，而且还必须对后者作出自己的贡献。
这本书认为，和一般的看法相反，工业并不是环境污染的唯一罪人，消费所带来的污染物一
点也不比生产所带来的少。对于这一点，我从来就是深信不疑的。消费者并不是无辜的。至
少在像美国这样的消费文化中，消费者无止境的欲望和需求正是经济的原动力。 因此，每
一个人，只要在消费，在人类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中，就少不了他/她的一份。正因为这样，
我每天都觉得自己被淹没、被窒息在如此一种氛围中，它不仅不能正视现代生活中的这个事
实，而且，更恶劣的是，即使它承认了这个事实，也总是带着一种不屑的态度，特别是在哲
学领域里。那些搞传统分析哲学的人总是用嘲讽和轻蔑的态度对待实用伦理学，而以哲学不
食人间烟火为荣。当然，研究人的心性、语言和形而上学是有趣的。但我们怎么能对人类的
疾苦漠不关心呢？
人们怎么能假装认为世上一切都平安无事，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从形而上的层面上去理
解现实和存在呢？
我并不反对别人去研究形而上学或别的学问，但我的确受不了有些人――特别是哲学学
生――对实用哲学的轻视。好像背离了哲学论辩中传统的含混晦涩，而敢于接触外面真实世
界的人，就不是，或没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或者这种研究就干脆算不上真正的哲学。
然而这就是目前我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 我对我的某些同事所表现出的冷漠极其失望。
我认识到，虽然我们都对这个被称为“哲学”的东西感兴趣，但彼此却极少共同之处。我知
道自己的根基并且会抓住它不放。 我总要想办法使自己保持现状并持之以恒。 这就是说，
我书念得越多、越成熟，就越要保持自己的赤子之心。 我是大地母亲的女儿，是我为之感
到自豪的文化的女儿。
我不会，也拒绝使自己成为这样一种教育体系的最终产品，这种教育体系就是为了要使
一个人的‘自我’（ego）膨胀，使之有各种理由来征服别人、征服自然。……
只有我感到悲伤
……不管我到哪儿，我都看见那么多的东西。那么多吃的、那么多的纸制品、那么多的
长明灯、那么多的汽车，等等，什么东西都是那么多。我的心在痛，我完全、彻底地厌恶我
所见到的这一切。每一只塞满了一次性塑料匙子、叉子、杯子以及各式各样一次性用具的垃
圾袋，也许就相当于一个非洲家庭全年所消耗的能！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测，问题在于人们视
“有用的”变成“无用的”为天经地义。
每天我走过那些咖啡馆，都看见人们在里面惬意地吃着他们的汉堡包、喝着他们的汽水，
悠闲地聊着天。他们对自己所占有的一切十分满意。吃完后，他们习惯地擦擦嘴、站起来，
走向垃圾箱，心不在焉地把自己的托盘——上面是那些塑料杯啊、塑料餐具啊、餐巾纸啊什
么的，也许还有剩下的食物——往里一倒。此时此刻，在我心里浮现的却是世界上那些为了
能弄到得以活命的一点热量而苦苦挣扎的人们。他们唯恐失去自己仅有的几件食具，小心翼
翼地保护和照料着他们所拥有的每一件用品，最大限度的发挥它们的用途和使用寿命；他们
执意地教育自己的孩子：浪费是一种罪恶，而勤俭是美德；他们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直接
参与生产自己的用具。
我的心在痛，而我感到那样地无助、无力和孤独。街上到处扔着可能被匮乏者视为有用
和值钱的东西。塑料杯随风飞舞，为它们可悲的命运而泣。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仅仅是为了
给一个人的不相干的五分钟提供一点方便，然后就被扔掉了。没有人同情它们、关心它们和
尊重它们。
被浪费的食物完全可以用来养活那些饥饿的人们——那些每当有一次吃的机会都会被
当成对生命的一次可悲的庆祝的人们，而“吃”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失去了任何社会与心理功
能，而仅仅剩下了为了维持一个活的有机体的最基本的生物功能。这里有这么多的招待会和
各式各样的聚会。每一次，吃的东西（有时被称之为“提神品”）吸引了更多的参加者，使
主人显得更周到、更慷慨，有助于使本来可能有些紧张的气氛更缓和，让人们神经放松、情
绪不再低沉。于是宾主皆大欢喜。
——要不要再来一块点心？
——要不再来杯橙汁？ 哦，我忘了把杯子放在哪里了。没关系，再拿一个吧。
——我吃不下了。
哦，没关系，就剩在那里吧。
大家都很快乐，很满足。只有我自己感到悲伤。……
一滴水的责任
……我很高兴你喜欢我两周前写的那篇短文。但这不仅仅是一种抱怨，而是绝望和悲观。
每一滴水都是不重要无意义的。但大洋无非是无数不重要无意义的水滴的集合。不错，每个
人在能源消费总额中的贡献不过是“一滴水”，但也正因其如此，每个人对于环境的恶化和
自然资源的消耗都有着一份责任。不错，每个人在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方面的贡献不过是“一
滴水”，但也正因为如此，每个人的参与都有其意义。由于人类集合行为的性质，也由于一
个简单的形而上学的真理：个别的、微不足道的部分可以形成非常非常巨大的整体，所以，
不论是指责还是表扬，都应当不分地域和年代地针对整个人类（但不应是均等的）。说什么环
境危机“不是我的错”，既荒谬也不诚实；同样，说什么“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个人无能为
力”，也是既荒谬又不真诚的。更加虚伪的是，以个人生活方式的惰性或所谓的正确性，或
所谓因袭而来的需求，为自己不采取行动辩解，是十足的屁话！
这就是我绝望和悲观的原因。
美国以自由原则为立国之本。这是个社会原则、政治原则，也是人性原则。一个人的生
活方式是他或她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除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外，人们用不着再
去为之辩护。要求美国人改变其生活方式，无异于“侵犯”他们的人权。至少几乎是如此。
我们可以期待他们自己觉悟，从而自愿改变其生活方式。但这要等很久很久，也许永远也等
不到。
（电子邮件 1999 年 3 月 发自美国威斯康新大学密尔沃基校园 原文为英文）
雨雪霏霏看杨柳
——世纪之交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
侯文蕙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读书〉，2001（6）
从花斑猫头鹰说起
“我们的国会议员和林务官们是否知道，在这些森林里经历了千百万年变迁的非人类生
命，现在正因为失去了栖息之处而在走向灭绝？他们可曾看见这个包括 700 个濒危物种的表
格？……”
这是 1989 年夏天的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在美国俄勒冈州的莱恩郡会议中心，一位名叫
芭芭拉。凯利的妇女正在发言。这里在进行一个听证会，参加会议的有本地官员、联邦机构
发言人，以及一些环境保护组织和伐木业等利益集团的代表。但是挤在大厅里的大部分人都
是普通市民。他们之所以不顾炎热，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参加这个听证会，为的是他
们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北方花斑猫头鹰…一种太平洋东岸美国北部的古老森林中的奇特猛
禽，是否应该根据国家“濒危物种法案”列入到正在受到威胁的濒危物种表去。
芭芭拉。凯利是“拯救我们的生态体系”组织的领导人。她极力支持将花斑猫头鹰列为
濒危物种。她认为，保护花斑猫头鹰，也就是保护它所栖息的古代森林，而这样的森林已经
被砍伐殆尽了。因此；为了保护这些残存的森林；就必须终止砍伐。她说，如果继续砍伐，这
些森林就将变成由“一排排难以抵御火灾和疾病的单一树种”组成的人工林场，成为既不适
于猫头鹰，也不适于美洲豹和其他野生动物甚至人生活的地方。（整个生态环境将会遭到严
重的破坏。她的发言得到了听证会上大部分人的支持，但是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
反对将花斑猫头鹰列为濒危物种的呼声主要为来自在伐木业工作的人们。吉姆·斯坦达
德，一个世代靠伐木为生的男人，在会上发言道：“伐木业一直被谴责为野生动物栖息地的
破坏者。……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伐木者在砍伐的同时，也在栽种；因此，他们
不是在“毁灭”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而是在“扩展”它。他坚持说，在维护“我们的自然资
源的永恒”上，
“伐木业比任何一个群体都做得多。”因此，他敦促大家去“努力保护那些努
力保护森林的人”，不要去为了“一只小鸟”而在乎它赖以生存的树有多大或多老。一位名
叫苏珊·莫根的妇女的态度则更为明朗。她代表“俄勒冈开发工作者”组织和一群依靠伐木
工业生活的家庭。她强烈呼吁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不要将花斑猫头鹰列为濒危物种，否则
就将会毁掉千万个像她那样依靠伐木业为生的家庭生计。
辩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整个听证会的气氛激烈而紧张。
实际上，这次听证会只是自 1987 年就开始的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辩论的一部分。
1987 年 7 月，国家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收到一份根据国家濒危物种法案将花斑猫头
鹰列入濒危物种的建议书；但在当年的 12 月，管理局就以论证不足而做出了不能列入的决
定。为此，国内的一些大型环保组织，其中有荒野学会和奥杜邦协会，发起了一个全国范围
内的大辩论。前面提到的尤金听证会就是这个大辩论的缩影。
显然，辩论双方的分歧并不在于花斑猫头鹰是不是濒危物种，而是在于，当人的经济利
益与非人类的生命发生冲突时，孰为先？是否值得牺牲前者而保护后者？
1990 年 6 月，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终于将花斑猫头鹰列为濒危物种，并据此而
划出了总数达 690 万英亩的花斑猫头鹰栖息保护区。做出这一决定的根椐纯粹是科学性的，
即这种北方花斑猫头鹰只能生活在太平洋东岸的西北部古代针叶林中；而 80 年代伐木业的
增长正使这个地区的古代森林急剧减少，不仅严重威胁着花斑猫头鹰的生存，甚至也威胁到
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随后，1993 年，克林顿政府又在公共森林中划出 740 万英亩作为花
斑猫头鹰栖息区，另有 260 万英亩河滨地为水生动物保护区。
这无疑是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一大胜利，至少从政策上是如此。尤令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欣
慰的是，在这个漫长的猫头鹰辩论中，舆论的多数一直是倾向于支持他们的。1990 年，据
CBS 新闻和纽约时报的调查，有 74％的应答者都表示支持不惜代价地保护环境。这个比率比
1981 年提高了 30％。因此可以说，联邦政府有关花斑猫头鹰的一系列政策是大多数美国人所
认可的。而且，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正是美国人的环境意识的提高促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所有这些都有可能给人一种印象，即在经历了 80 年代从里根到老布什执政的低谷期后，
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似乎又可以重新高涨起来，
并在 90 年代迎来继 70 年代之后的又一个“绿
色的 10 年”
；而这场因花斑猫头鹰引发的辩论似乎也可以划上一个句号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
事实却远非如此。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发现，在整个 90 年代，他们不仅不能高歌猛
进，反而不得不左拼右挡，去对付来自不同角度的冲击和挑战。
有来自环境保护主义反对派的狂言：“环境保护主义是一个新的异端。 1992 年，
” “明
智的利用”运动领导人让。阿诺尔德公开声称。他认为，
“在环境保护主义这哪里，树木受到
膜拜，而人却成了奉献给祭坛上的牺牲。它是邪恶的，因此我们要摧毁它。”还有来自环境
保护运动内部的不同意见：
“我们是为了保护人而活动，而不是为了鸟和蜜蜂。”环境正义者
如是说。“非裔美国人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