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给蚊子一咬，跳了一跳，把世界人类的大问题全然忘了，离不开的还是我本身。
就我自己说起来，是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发议论，不要做杂感，你还是创作去吧！因为做
了创作在世界史上有名字，做杂感是没有名字的。其实就是我不做杂感，世界史上，还是没
有名字的，这得声明一句，是：这些劝我做创作，不要写杂感的人们之中，有几个是别有用
意，是被我骂过的。所以要我不再做杂感。但是我不听他，因此在北京终于站不住了，不得
不躲到厦门的图书馆上去了。
艺术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较地安全，但可惜还是安全不到底。秦始皇，汉武帝想成
仙，终于没有成功而死了。危险的临头虽然可怕，但别的运命说不定，“人生必死”的运命
却无法逃避，所以危险也仿佛用不着害怕似的。但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
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
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诸君中恐有钱人不多罢。那末，我们穷
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
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
阶级里去了，我以为是最稳当的一条路。
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
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今天的说话很没今天的说话很没有伦次，望
诸君原谅！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海劳动大学《劳大周刊》第五期，是鲁迅在该
校讲演的记录稿。由黄河清记录，发表前经过鲁迅校阅。
上海劳动大学，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为背景，标榜无政府主义的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分
农学院、工学院、社会科学院三部。一九二七年创办，一九三三年停办。
，字寅村，湖南长沙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九
（2）易先生即易培基（1880—1937）
二五年十二月两次担任短时期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运动，该
校复校后曾兼任校长。一九二七年任上海劳动大学校长。
（3）“知识阶级及其使命”俄国作家爱罗先珂在北京的一次讲演的题目。记录稿最初连
载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七日《晨报副刊》，题为《知识阶级的使命》
。
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5）李林甫疑为许敬宗之误。
。
（4）指东南大学教授吴宓。
唐代刘輖《隋唐嘉话》卷中：
“太宗之征辽，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城中矢石如雨，
而竞为先登。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
‘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
‘健即大健，要是不
解思量。”
’
（6）苏格拉底（前 469—前 399）古希腊哲学家。（7）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反对
英国参战，因而被解除剑桥大学教职；之后又因反对征兵，被判监禁四个月。
（8）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发表《站在斗争之上》等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9）Yes 英语：是。
（10）Renaissance 英语：文艺复兴。十四至十五世纪兴起的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
主义和宗教神权的思想文化运动。最初开始于意大利，后来扩及德、法、英、荷等欧洲国家。
这个运动以复兴久被泯没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口号，因而得名。
（11）为艺术而艺术最早由法国作家戈蒂叶（1811—1872）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
它认为艺术应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
（2）“象牙之塔”原是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1804—1869）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
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顾明远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民主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功能
霍克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自
自梁从诫主编（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沈阳，辽
宁人民出版社，1989。
“知识分子”这个词是很难下定义的。尽管按理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是睿智的人，
但不幸的是，不仅有许多睿智的人没有成为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太多的所谓知识分子看来还
真缺点脑子。
借逻辑学家约翰逊（W。E。Johnson）的话来说，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含义最丰而争议最少
的定义就是：知识界（the intelligentsia）的一个成员。他是那种按其职业来说就关心普遍观念
和价值——关于其性质、应用及批判——的人。一个从政者，如果不限于一个政治小集团的
公事公办的头目，或它的一个顺从的成员的话，那么他也可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种情
况下，他已近乎政治家了。目前在美国，这种人显然为数不多，但有理由期望今后会逐年增
加。所有的文人——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编辑和批评家，就其职业秉性而言，
都是知识分子，但其中也有一些，如果就他们的观念来评判的话，称之为知识分子显然只是
出于礼貌而已。教师、学者，以及学术界中那些其作品超出了狭窄的专业范围的人，也都是
知识分子。
智识是在现代社会中得以生存所不可少的。仅仅因为这个简单的实际，文艺作品的数量
和质量在增长，人们的欣赏水平在提高。为此，可以预期，美国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还会
提高。看来，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他们对权力中心的影响将会扩大，即使他们除了赞
扬和批评之外，别无他途来分担掌权的责任。
知识分子是精神生活质量的天然保护者和糟粕的天然批判者，是理想的忠实卫士。这就
是为什么如果他生活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和文化中，而又忠于自己的天职的话，他就成不了
这个现实的桂冠诗人的缘故。
今天，就像在法西斯主义是主要危险的年代中一样，知识分子必须活跃在两条战线上：
一方面，反对那种可能彻底毁灭自由社会的强大威胁，没有这种自由社会，他们的天职也就
无从实现；另一方面，反对自由社会内部的种种可能危及其素质并有损于独立人格的邪恶力
量。这种情况和当年希特勒打算毁灭西方文明时一样。人们用不着费多少脑子就能懂得，我
们是可以既反对纳粹分子的种族灭绝行为，又反对我们自己搞的种族歧视的。这样做并不是
要在两者之间画一个荒唐的等号，不是要把它们当成半斤八两的两个恶棍，要么采取奥林匹
克式的不偏不倚，要么统统打倒。事实是，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使美国人更尖锐地认识到
他们自己的失败，以及他们自己是如何地有负于那些被排除在民主社会之外的人们的。希特
勒主义的失败预示了一切少数民族在获得政治和社会平等方面将有长足进步。当法西斯主义
威胁着自由世界的生存时人们一目了然的事，今天，面对着集权主义的挑战，对于不少知识
分子来说，却成了棘手的问题。他们对于美国文化的不公正和庸俗之处相当敏感，这并不是
根据历史眼光，而是站在欧洲上层文化人的立场上所作的评价。在后者眼里，美国不过是个
“半开化的超级番邦”，就像希腊人眼里的罗马人一样。然而，希腊的遗产之所以能留给世
界，靠的不是那些自己都合不成一个真正的国家的希腊人，不是那些对东方和西方的野蛮人
一概鄙视的自命不凡之徒，而是那些坚决反对亚细亚式的拜占庭主义专制政权的罗马人。与
一二十年前的“神经的新失败”相呼应，现在我们又可以在知识分子中看到一种“政治智能
的失败”。
是接受一个全面暴政，抑或批判地支持我们自己这个蕴涵着种种期望和危险的，并非完
美无缺的民主文化？当美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历史性选择的时候，固然还有种种
不足，但我就不明白他们何必为此感到歉然。无论如何，在我们的文化范围内，至少没有人
强迫他们去选择，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中立，甚至沉默都被看做是背叛。即使对那些把为了
维护自己的精神生存权而进行的斗争看做意识形态之间的庸俗厮杀的人来说，这显然也不是
一件小事，事实上，他们的中立主义和纯情终究是离不开我们这个相对自由的文化所提供的
保护的。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对美国生活价值的赏识，就一定要比对它的缺点的猛烈抨击，
或对某些更加开明的，更能保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平等的内外政策的鼓吹低上一头。如果我
们中间有人慧眼独具，何不向人们显示一二呢？
对于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学者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政治和道德问题与工人阶级
并无不同，后者知道，即使是处在我们这个混合经济的混乱状态之下，他们也比世界任何别
的地方的工人阶级享有更多的面包和自由。如果有什么东西我们希望知识分子看得更清楚一
点的话，那就是苏联式的集权主义对于他们在自己专业里的那点相对的自主权的威胁比之历
史上任何其他社会制度，都要严重得多。
我还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也不大理解人们对于美国文化中创造性艺术家的所谓异化问题
的悲恸之情，如果异化就是指比起 50 或 100 年前来说，他更难于完成重要的作品或找到知
音的话。显然，和他的先辈相比，在生活的舒适程度方面他该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对此，
他当然也和其他人一样地受之无愧。时下在某些人中间流行一种议论，说大学生活是扼杀知
识分子精神的刑场，这是荒谬的。在我看来，危害美国创作生活的主要是平庸，而不是困惑。
还有人认为群众文化或大众流行艺术给美国知识分子的地位造成了深刻的损害，这种观点也
让人不解。当然，有些人也可能因此而斯文扫地。在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Casset
1883…1955，西班牙现代哲学家——译注）劈头盖脑的喋喋不休之中，只有一点我看还有点道
理，那就是危及个人的所谓“人群”，不过是每个人心灵深处那种对于表现真实自我的恐惧
而已。所谓的人群，不论取什么形式，总是存在的。只有对那种费尽心机要摆出一副超凡脱
俗的样子的人来说，“人群”才会成为一种心理负担。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异化，如果把它
们混为一谈，其结果将不堪设想。黑格尔是用自我异化这个概念来说明从无知到成熟，从完
全基于直觉的单纯，到对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系统的具有深厚基础的理解，这样一种个体意识
进步的辩证发展过程的。如果剥去那关于“绝对自我”的神秘外衣，放弃那种关于“整体”
的安抚性的宗教式的言外之意，那么，我们从这种野蛮的文人心理语言中所获得的，不过是
对在任何文化中都有的那种精神成长的痛苦过程的描述而已——这一过程不仅是艺术家，而
且是所有的人都要经历的。马克思关于自我异化的观点历史地受到了局限，其外延也远不如
黑格尔的理论那样宽泛。它首先是用以说明被迫从事既不表现他作为一个个人的兴趣，以不
满足他的需要的劳动的工人的。对于马克思来说，没有异化的人就是有创造性的人。任何人，
只要是受一种内在力量的驱使，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或力求表达某种意象而进行有意义的工
作，就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艺术家，只要不仅仅是在制造一件商品，
就可以算是个没有异化的人。除了那种以为在一个工业社会中所有的工作都能激发出入的创
造能力这种乌托邦思想，和一旦市场经济消失，每个人就都可以去干创造性的工作这种幻想
之外，马克思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社会越是真正地合乎人性，它就越会安排自己的机构来
为人们提供机会，以便通过非强制性的工作来实现他们的刨造性。人通过工作使自身更符合
人性，工作不仅使他同别人相联系，也是语言的源泉。强迫劳动使人非人性化。在一次奇怪
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疏忽中，马克思曾提到过一个因为没有强制劳动而更为自然的社会，此
中还真有点卢梭式神话的余韵。按照这种观点，一个站在传送带旁，没完没了地往机器里填
料或完成指令的工人，要远比那些选择了自己的使命的知识分子更为异化，后者至少还享有
为自己设立目标、选择最终目的的自由。
在某些社会主义者和狂放艺术家中，还流行着第三种对于异化的概念，这种概念适用于
那些完全打破了自己的家庭、社会和阶级的一切行为规范的艺术家。人们怜悯他，有时他也
顾影自怜，因为他没有市场或保护人，也没有人尊敬他；人们认为他既然标新立异，这也就
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其他标新立异的人也照样可以有自己的追随者，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来说，后者也并不感到被异化了，虽然怀有敌意的批评者常常表现出对他们的蔑视或愤怒。
这是在异化了的美国以及西方的浅薄艺术家中最为流行的观念。我不知道它何以如此受欢
迎，除非是因为很多个人误解了世界对他的冷淡，或出于他个人创作的苦恼——后者很可能
是由于他缺少创作才能，或是其天分与野心完全不相称所致——要想找一个异化了的高等文
化人，那么，这最后一点正好是个万无一失的标志。但是，一个自由文化所能做的，只不过
是为他们提供反叛的机会，而不能保证他们在专业领域里的成功。
没有人知道重大的创造力的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