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给朋友道：
这样生活，须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
都应该的事（《尺牍》第—六四）。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那本《雁》戏所写的只是—
件摧残个人才性的惨剧。那戏写一个人少年时本极有高尚的志气，后来被—个恶人害得破家
荡产，不能度日。那恶人又把他自己通奸有孕的下等女子配给他做妻子，从此家累日重一日，
他的志气便日低一日。到了后来，他压落深了，竟变成一个懒人懦夫，天天受那下贱妇人和
两个无赖的恭维，他洋洋得意的觉得这种生活很可以终身了。所以那本戏借一个雁做比喻：
那雁在半阁上关得久了，他从前那种高飞远举的志气全都消灭了，居然把人家的半阁做他的
极乐国了！
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
系、负责任。《娜拉》戏中写郝尔茂的最大错处只在他把娜拉当作“玩意儿”看待，既不许
她有自由意志，又不许她担负家庭的责任，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她自己个性的机会。所以娜
拉一旦觉悟时，恨极她的丈夫，决意弃家远去。也正为这个原故，易卜生又有一本戏，叫做
《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里面写一个女子哀梨妲少年时嫁给人家做后母，
她丈夫和前妻的两个女儿看她年纪轻，不让她管家务，只叫她过安闲日子。哀梨妲在家觉得
做这种不自由的妻子、不负责任的后母，是极没趣的事。因此她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过那海
阔天空的生活。她丈夫越不许她自由，她偏越想自由。后来他丈夫知道留她不住，只得许她
自由出去。她丈夫说道：
（丈 夫） ……我现在立刻和你毁约。现在可以有完全自由拣定你自己的路子。……
现在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自己担干系。
（哀梨妲） 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还担干系咧！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
哀梨妲有了自己，又自己负责任了，忽然大变了，也不想那海上的生活了，决意不跟人
走了（《海上夫人》第五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世间只有奴隶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
是不用担干系的。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所以无论怎样好玩，
无论怎样高兴，到底没有真正乐趣，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所以哀梨妲说：“有了完全
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
“家庭是如此，社会、国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
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
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
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会极力容忍，极力鼓励斯铎曼医生一流的人物（斯铎曼
事见上文四节），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
民公敌”；要想社会上有许多人都能像斯铎曼医生那样宣言道： “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
个最孤立的人！”
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
年后或者须用泄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
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
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
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 20 世纪的中国。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
“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
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
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
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
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
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
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
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写信给朋友道：
十年之后，社会的多数人大概也会到了斯铎曼医生开公民大会时的见地了。但是这十年
之中，斯驿曼自己也刻刻向前进。所以到了十年之后，他的见地仍旧比社会的多数人还高十
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觉得时时刻刻总有进境。我从前每作一本戏时的主张，如今都已渐
渐变成了很多数人的主张。但是等到他们赶到那里时，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了。
我希望我总是向前去了（《尺牍》第一七二）。
民国七年五月十六日作于北京 民国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改稿
编者旁白
本章选文专谈“知识分子” 从知识分子特征、
： 知识分子责任到知识分子姿态及其历史命运。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知识分子”《汉语大词典》是这样解释的：
。 “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
的脑力劳动者。如教授、工程师、医生、会计、编辑、记者、文艺工作者等。《现代汉语词
”
典》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
者、工程师等。”这代表着一种流行观点。在这里，
“知识分子”是从学历与职业界定的，
“较
高文化水平”和“从事脑力劳动”是其识别标志。
海外的解释与此不尽相同。人们一般认为“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
19 世纪的俄国。当时，一些有知识的俄国人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念，并用以观察俄国现实，
因而对俄国专制制度及其后果强烈不满，表现出改变现实的强烈责任惑。这些人被称做“知
识阶级” 根据别尔嘉耶夫在
。 《俄罗斯思想》中的说法，
“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
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于被处死。”他还认为：当拉吉舍夫在《从彼得
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
知识分子就诞生了。
“知识分子”一词的另一来源是法国。1894 年，法国发生了著名的“德
雷福斯事件”。在这事件中，左拉等一批具有正义感的人士站出来为遭受诬陷的德雷福斯上
尉辩护，并于 1898 年发表了左拉的《我控诉！》。这篇文章被称做“知识分子宣言”
。
由此可见，上述“知识分子”并非是从文化水平和从事的职业划分的。一个人如果具有
一定文化知识并从事脑力劳动，还不一定算得上是“知识分子”。根据西方学界的一般理解，
“知识分子”除了受过较多教育和献身于专业外，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人类的
一切利害。也就是说，他们还需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社会良知，敢于伸张正义等。
至于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国内外不同见解甚多。我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知识
分子是指那些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并创造文化知识的人，他们不仅是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
和应用者，而且是文化的发展者与创造者。文明发展需不断地批判既有和探索未知，知识分
子就是选择并承担了这种职责的人。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前沿性知识往往产生于某些个别的
大脑，因此在其开始常常是异端的、不同于大众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却又往往被社会接受
而流行。但在这时，新东西又在某些头脑中产生了。这些不断批判、不断探索，并以此为社
会提供前沿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
因此，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阶层，也不是一个利益集团。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一个人
只要承担起知识分子责任，发挥知识分子职能，就已是知识分子了。当然，其前提是占有较
丰富的知识资源，且具有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能力。
在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创造了自身的辉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现代中国提供了
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不依附于权威，也不取悦于大众，他们通过独立人
格和自由思想使自己从权力网络中独立出来，又通过启蒙立场使自己迥异于民众的意识形
态，执著地探寻表来。遗憾的是，作为一个新生群体．知识分子人数毕竟太少，且多数人没
完成从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转化，所以，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许多人又回到了
传统文人角色。至于在特殊年代，知识分子成为改造对象，失掉了精神存在的合法性，更是
一步步丧失了自身。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悲剧。
但文明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再次对知识分子发出了迫切的呼唤。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陆键东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
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选文有删节。
一
对于一些关键的历史来说，一年等于很多年。时代总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它总要将一些
人、一些事纳入自己的轨道。顺之者则合潮流，逆之者则产生所谓的历史悲剧。最能令人一
咏三叹的，是有时实在无法分清究竟是人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
在被传统的中国人称为旧历癸巳年的 1953 年，对于陈寅恪来说，的确发生了不少不同寻常
的事情，以至不能不在这一年徘徊、流连，细辨每一声历史在宇宙天籁发出的轻微的叹息声。
癸巳年，一年等于好几年。
沉寂往往是风雷激荡的前夕。毛泽东于 1950 年 6 月撰写的那篇著名的《不要四面出击》
雄文中所描绘的理想目标——“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
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在癸巳年开始实现。大批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列
主义，接受了新的思想教育，共产党对知识界的领导开始发挥作用。
以史为镜，是中国历朝吸取江山更替教训的最好法宝。对“史”情有独钟的毛泽东，在
夺取政权后，在政治、经济等压力稍为减轻的时候，便不自觉地对这个于智者来说充满了迷
人色彩的领域，投入浓厚兴趣的关注。考察 1949 年以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人们会发现，
在好几次重大的历史抉择前夕，总能在史学界隐约辨听出毛泽东在这里发出的新声及前奏。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1953 年，这个委员会由陈
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及尹达
等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当时陈伯达的身份很奇特，他兼着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一职，身为院长的郭沫若反而要接受他的领导。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 1949 年后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权威人士。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广东的杜国庠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
这样，陈寅恪成为这一年筹办的《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并愿意在该刊物第 2 期上发
表《论韩愈》一文，历史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在 1953 年 10 月，历史研究委员会做出了几项重大决策：尽快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
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要确立
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特别
指出：
“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迎接文化建设的
新高潮。
陈寅恪被纳入时代运行的轨道。
在即将设立的历史研究所三个所的所长名单中，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三人分别出任一
所（也称上古史研究所）所长、二所（也称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及三所（也称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现代中国史学界人才济济，名家辈出，更有新史学家领一时之风骚。从身体条件与对时
代的顺应而言，比陈寅恪更适合担任所长职位的人很多，是谁还能感觉出远在几千里之外的
陈寅恪的存在？今日已无从知晓其中的详情，但这一点已经变得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时代
需要陈寅恪随其运行。
不过，这时陈寅恪独立的生命世界在岭南已重新构建完毕，生命意识在这重构的世界里
再度勃发。历史出现了它永远不忍看的时代与个体生命不可调和的撞击与冲突。这种冲突在
历史的星空中留下了多少悲歌与千古绝唱。
自进入 1953 年以来，北国便不断捎来信息，“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陈寅恪称为“北
客”的北京来人，也不时借路过广州之机劝陈寅恪重返北京。早在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清华
园的一些弟子便寄信来劝恩师重返清华。这种亦私谊亦关怀的劝说，陈寅恪并没有看得很认
真，但一个“劝”字，历史已很朴质地点出了陈寅恪对北返的态度。
终于，一个肩负使命的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的出现，意味着劝陈寅恪北返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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