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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解释的融汇
综上所述，我们得知白先勇一方面把王孟养暗喻为张飞，另方面又把他暗喻为诸葛亮，而从这不同的起点出发，这篇小说可演绎而成为两个不同的故事，但小说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含义，在我们做最后一步研析时，却又神妙奇巧地回归一处，融汇成一体。
首先，朴公、仲默、孟养三人早在辛亥年间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日后也真的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地步。他们是分不开的同体手足，已无你我的分界，所以王孟养的故事就是朴公的故事，而朴公的悲哀就是王盂养的悲哀，如此，小说主角不论是那一个，最终意义却是同样的。
其次，他们共同创建民国，又继承国父遗志，一起东征西讨，一心一意要完成国民革命，达到世界大同的理想。正如刘关张与诸葛亮，将自身命运维系于蜀汉的命运，同心协力复兴汉室，朴公和王孟养也把自己奉献给共同的理想，将“小我”溶入“大我”，于是他们的命运和民国的命运戚戚相关，不能分开。如此，朴公和王孟养的悲哀，也就是民国的悲哀；而《梁父吟》就不仅是两位革命元老的故事，同时也成为民国的故事。
再者，我们细读《梁父吟》里作者对朴公的描写，即发现朴公除了具有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创国精神，更秉具中国五千年积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之精神。难怪辛亥革命志士，在武昌起义成功次日，马上“通电全国，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如此观之，《梁父吟》这篇小说，主角不论是朴公或王孟养，最终都回归到同一意义，成为民国的故事；又扩大引申，成为民族的故事。
不错——辛亥革命志士创建民国的不屈不挠刚烈精神，在历史扉页上确实留下了永恒的光泽。正如朴公院子里的兰花叶子，“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然而，兰花的盛开时期毕竟已成过去，“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丝冷香”。而当朴公和雷委员在深冬午后走向屋内，踏在满院子里紫竹脱落的叶箨上，我们仿佛听到那由于不合时代季节而凋落的中华民族文化，在现世新势力的压迫下，也如同那些焦脆的竹叶片，“一直发着必剥的碎声”。
如此，这篇小说的两种不同解释与影射含义，最后终于汇合在一起，形成不能分解的整体。《梁父吟》兼有《岁除》之人物性格刻划与《思旧赋》的哀悼凭吊气氛；而作者对中国文学典故的适当采用与巧妙操纵，更使这篇小说增加了深度与广度。
《孤恋花》的幽深暖昧含义与作者的表现技巧《孤恋花》的幽深暖昧含义与作者的表现技巧
《孤恋花》这个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作者以隐喻方式，对人类命运所下的注评，对人类孽根所做的探讨。小说内容与旨意，幽暗神秘，扑朔迷离，我们凭着知性和理性，不能予以合理的分析争说。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以现实世界的黑社会（或地下社会）为象征，影射人性之中最幽黯可怖的一隅。换句话说，作者用人间的地狱，影射人心的地狱，我们许多人，很可能一辈子没亲眼看过、亲身接触过下流社会，但我们都知道“黑社会”确实是存在的。同样，我们许多人，活一辈子，可能从未十分意识到自我黑暗罪恶的一面，而恶性也很可能没有十足发作过。但《孤恋花》的作者显然认为，在所有理性修养与意识控制的掩盖下，人心深处确实隐匿着一个幽暗阴森的罪孽渊薮，而当这份“孽”不幸而发作起来，就是一股绝对无法抗拒的魔力，把人往下拖拉，吸吞人这一个不见天日、幽暗无比的深渊。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叙述者是一个中年的酒家女，以前在上海万春楼陪客，现在在台北五月花却当起“经理”来，看管年轻的酒女，因而得一绰号，叫“总司令”。她显然是一个同性恋者，在上海的时候，和一个同在万春楼当妓女，比她年轻名叫五宝的女孩同居，后来五宝被吸鸦片烟的流氓华三肉体虐待，不堪痛苦而自杀，死前口口声声对叙述者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十几年后，在台北五月花，叙述者结识另一酒女娟娟，娟娟唱台湾小调，和五宝以前唱戏同样，“也是那一种悲苦的神情”。两人脸形相似，“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
“总司令”把娟娟带回自己家同居，后来她花费一生的积蓄，并变卖珍留的一对翡翠镯子（五宝的遗物），拼凑着在金华街买下一栋公寓，与娟娟“成家”，娟娟是苏澳乡下的人。她母亲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被丈夫用铁链子套在颈脖上，锁在猪栏里。娟娟幼年时，有一天偶然得知这疯子就是自己母亲，于是拿一碗菜饭，爬进猪栏递给她。不料肌肤一接触，疯子就惨叫一声，伸出手爪捞住娟娟，猛咬她喉咙。从此，娟娟的咽喉下端就横着一条手指粗，像蚯蚓般鲜亮的红疤。
娟娟的单薄身子，不但容纳着母亲遗传下来的疯癫症，更烙印着父亲加之于她的乱伦罪。真正是载满了罪孽。和“总司令”同居约一年后，娟娟被一个有吗啡瘾的“黑窝主”柯老雄缠上，于是“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他万般施虐而不抗拒。可是到了中元节的晚上，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猛锤柯老雄的头颅，把他天灵盖敲开，豆腐渣似的灰白脑浆洒得一地。
杀死柯老雄后，娟娟完全疯掉，被关在新竹海边的一个疯人院里。小说的末尾，“总司令”由林三郎陪伴，一同去新竹看娟娟。林三郎是五月花的一个老乐师，日据时代颇有些名气，自己会写歌，《孤恋花》这一首凄凉歌曲，就是他写的。
两人见到了娟娟。她带着手铐，因为她变得会咬人。她不再认得人，“总司令”叫了她几声，她才笑了一下，“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坐了一阵子，没什么话说，两人便走出疯人院。在刮着海风的秋日黄昏，沿着漫长寂寞的黄泥道路，“总司令”搀扶着眼睛差不多全瞎掉的林三郎，一步一步走上了归程。
在这样一个看来好像以耸人听闻的离奇情节来取胜的短篇小说里，却埋伏着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基本看法与总评。我们可以说，白先勇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宿命论者。他的种种“迷信”观念，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完全符合，但却使讲究科学理性的现代人惊诧不解。白先勇简直不是我们今日世界的人。他，就是“过去”，就是他以为命中注定必须衰微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灵。
让我们看看他如何将“宿命”观念织入《孤恋花》情节里。
小说叙述者，到五月花不当酒女之后，有一天碰见从前上海的老客卢根荣卢九。
他一看见我便直跺脚，好像惋惜什么似的：
“阿六，你怎么又落到这种地方来了？”
我对他笑着答道：
“九爷，那也是各人的命吧？”
叙述者回忆在上海时，五宝被华三虐待，雪白的胳膊上印着一排铜钱大的焦火泡子，是华三用他那杆烟枪子烙的。可是叙述者一劝她摆脱华三，五宝就冷笑道：
“这是命，阿姐。”
后来娟娟被柯老雄缠上，受他虐待，弄得全身“七痨五伤”。叙述者劝阻她，娟娟就凄笑一下，十分无奈的说道：
“没法子哟，总司令——”
小说人物的想法，当然不一定就是作者本人的想法。然而像这样子再三重复同一调子，好比交响乐里主题旋律之一再重复，显然与“主题”有关，不仅是“写实”。
另外，作者更藉由叙述者之观点，一再强调娟娟的“薄命相”，以及她任由命运摆布却无能抗拒的凄苦：她唱歌神情“悲苦”，像在“诉冤”。没有酒量的她，被日本狎客来回猛灌酒，却“并不推拒”，“连声也不吭”，三角脸上“一抹笑容，竟比哭泣还要凄凉”。她那“一捻细腰左右摇曳得随时都会断折一般”；天边的落日，“染得她那张苍白的三角脸好像溅满了血”。柯老雄的赤黑粗膀子，把娟娟那把细腰，“夹得紧紧的”，“扭得折成了两截”。“不知娟娟命中到底冲犯了什么，招来这些魔头”。叙述者觉得“这副相长得实在不祥”，“拿娟娟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
白先勇似乎认为，一个人的“命”，和祖宗血液遗传很有关系。娟娟体内遗传得到母亲的疯癫症，所以在她出生时，甚至成胎时，她的悲惨命运就可说是已经注定的了，她咽喉上被母亲咬成的红疤，就是“孽”的象征。叙述者抚摩着她颈项，“觉得那条蚯蚓似的红疤，滑溜溜的，蠕动了起来一般”。如此，作者以“孽痕”之蠕动，预示娟娟身上的“孽”将十足发作起来。而在来自母亲的先天“孽”上，后又加添乱伦罪孽，娟娟的凶命到此已完全铸成。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她的乱伦，对象是亲父。作者如此再度暗示“孽”来自父母祖宗之旨意。二、这乱伦之孽是被迫加在她身上的，绝非她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她先天的孽和后大的孽，都是“冤”孽，完全超出自我能力控制的范围。作者如此暗示，人的命运全是天定。一切人为的反抗和挣扎，都不能扭转改变天命的轨道。
而作者心目中的“孽”，和肉体与肉欲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人类兼具灵性与兽性；人之不能脱离“肉”而生存，显然是作者最大的怅恨。在作者心目中，肉体与肉欲是上天加诸人类的“孽”，就因为这个“孽”，人类成不得“仙”。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有了人类以后，这个“孽”，就一代一代遗传下来，千年万载也消除不去。正如娟娟唱歌，像在悲苦诉冤，“也不知在唱给谁听”，《孤恋花》的小说作者，仿佛代表整个人类，向茫茫苍空诉冤：我有何罪，必须遭受如此的天谴！
小说里，华三和柯老雄二人，就是人类兽性部分的象征。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人类“冤孽”象征。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同一个人，都是黑社会里的大恶棍，皆有毒瘾，有虐待狂，淫荡、凶暴、龌龊、野蛮。他们简直不是人，而是兽。试看作者如何把“兽”的意象加诸柯老雄一角：
柯老雄脱去了上衣，光着两个赤黑的粗膀子，膈肢窝下露出两大丛黑毛来，他的裤头带也松开了，裤上的拉链，掉下了一半，他剃着个小平头，一只偌大的头颅后脑刮得光光的，天平上却耸着一撮根根倒竖猪鬃似的硬发。他的脑后见腮，两个牙巴骨，像鲤鱼腮，往外撑开，一对猪眼睛，眼泡子肿起，满布着血丝，乌黑的厚嘴唇，翻翘着，闪着一口金牙齿。一头的汗，一身的汗，还没走近他，我己闻到一阵带鱼腥的狐臭了。
柯老雄有“鱼”腥味，有“狐”臭，两个牙已骨像“鲤鱼”腮，倒竖之硬发如“猪”鬃，还长着一对满布血丝的“猪”眼睛。作者显然认为所有动物中，猪最能代表肮脏的肉体，亦即人类之“孽”，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作者把娟娟的母亲——娟娟的“孽”之来源——安排在猪栏里。
柯老雄不但长的样子像野兽，行动举止也龌龊如兽：“嘴里不干不净的吆喝着”，“尖起鼻子便在娟娟的颈脖嗅了一轮，一只手在她胸上摩掌起来”，“伸出舌头便在她腋下舐了几下”，“抓住她的手，便往他腹下摸去”。
可怜的娟娟，被这样一个野兽“夹得紧紧的”。尽管她惊惶得“拼命挣扎”，细腰“扭得折成了两截”，哪里有逃脱的可能？（正如我们人类，那里有逃脱“肉”的可能）开始一度惊惶过去后，娟娟“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由柯老雄虐待施暴，不再挣扎抗拒。（显然，兽性或肉性，一方面令人深恶痛恨，一方面却又有惑人魅力，使人迷失心窍，愈堕愈深，终于不能自拔。）娟娟逐渐染上吗啡瘾，就是作者暗示，兽性使灵性麻痹。亦暗示人类自出生到成长，逐渐麻醉于肉性，终于完全丧失敏锐灵性。
然而，生为“万物之灵”的人，岂能甘心于灵性的丧亡？岂能接受如许之“冤孽”？所以，娟娟总是诉冤一般，哼着一些凄酸的哭调，“声音空空洞洞的，好像寡妇哭丧一般”。但她显然是个“被虐狂”患者，继续承受柯老雄的淫笑叱喝，肉体凌虐，而发着“一声声病猫似的哀吟”。可是，当我们认为她已无药可救，堕陷得不可自拔，她却突然“像一只发了狂的野猫在尖叫着”，用一只黑铁熨斗，猛锤柯老雄头颅，把他天灵盖敲开，脑浆洒得一地。
娟娟之凶杀柯老雄，可以说是她对自身“冤孽”之报复。这“冤孽”，当然，一方面是情节里表明的源自母亲的疯癫症和源自父亲的乱伦罪，另一方面则是作者所暗示的来自人类原始祖先的天谴。值得注意的一点，即娟娟杀死柯老雄的方式，是敲开他的天灵盖。作者用“天灵盖”三字，取代“脑壳”，绝对不是偶然的。我已说过，在作者心目中，人的兽性或肉性，就是人类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孽”。而柯老雄这个角色，就是兽性的象征。所以杀死柯老雄就是歼灭兽性肉性，而歼灭了兽性肉性就有希望重获天性灵性。如此，娟娟猛锤柯老雄那长着“一撮猪鬃似的硬发”的“天灵”“盖”，因为如果不先把这长满兽毛的“盖子”敲开，就根本没有希望达获“天灵”。
而娟娟，杀死了柯老雄后，的确好像达获了“天灵”：总司令和林三郎去新竹疯人院看她时，觉得“奇怪得很，她的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娟娟身上的罪孽，仿佛由于敲开了柯老雄的天灵盖，而获得净化。她似乎突然拾回久已失去的“童真”（），变回婴儿一般的洁净。可是，当然，她是“完全疯掉了”。到底她逃避不了母亲遗传给她的“孽”。但谁能逃避人类原始祖先遗传下来的“孽”？人既受圃于肉体桎梏，灵魂永远得不到自由解放。无怪乎娟娟，虽然好像敲开了天灵盖，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