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让他来跟我妈说，还没说几句呢，他师弟那边就又打过来了。孙启晟跟我妈道了歉，又继续指导师弟去了。我跟我妈说要不就这样吧，反正也都说了不少了，我妈也表示理解，于是我们俩就把电话挂了。
过了一会儿，孙启晟接完师弟的电话，转过来问我：“你怎么把电话挂了？我还没说完呢。”
我耸耸肩：“没关系了，你不是都跟她说过生日快乐了么，再说又老有正事要忙，我妈知道的。”
我以为这是我对他难得体贴的一次，因为将心比心，假如是他妈妈过生日我得跟她讲电话，肯定是说了生日快乐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巴不得早点挂电话呢。
谁知他居然反对：“那怎么行？我得跟她说完啊！”
我惊悚地瞪着他：“那你自己打过去吧，我都跟她说好不打了。”
我以为这样他就肯定会被吓退，谁知他想也不想就说好，低头就拨通了我妈的手机。
就这样，他又跟我妈聊了足足十分钟。
我在一旁无语地听着，心想将来我妈要是疼他超过疼我，我也真无话可说了……
大四一开始，我就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边忙着申请保研一边就找起了工作。
孙启晟也到了研究生最后一年，不过他倒不忙，因为他成绩好，跟学校关系也好，要直博是没问题的，将来说不定还能留校任教。
于是他就有了不少时间可以陪我找工作。除了帮我看招聘广告、修改并投递简历之外，他还常常送我去面试，说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出门，非要送到地方看清楚不是骗子没有坏人，顺便还要给我加油鼓劲。
如果放在过去，他这样我肯定会嫌他烦，可这会儿我不嫌了，我需要他。
因为自从那次晕船之后，我们俩的体质发生了诡异的互换——
他不晕车了，而我开始晕车。
第一次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简直抓狂，而他还有心思说浑话：“小海豚，你说是不是因为那次刚晕过咱俩就做过一次，所以把基因交换了？”
我气得直揍他：“你还敢说？要你负责啊！”
他笑眯眯地一把抓住我的拳头：“可不就怕你不要我负责呢吗？”
因为这个晕车的毛病，我这工作找得还真挺作孽的。坐出租车是必定会晕，坐公车遇到堵车也会晕，虽然不至于总是到吐出来的地步，但脑袋晕晕乎乎真的很不舒服。最夸张的一次，我中途不得不下车，在路边吐过了，才眼泪汪汪地站在那儿等下一班车。
那次正好孙启晟有事没能陪我去。
或许就是因为没有他在身边照顾，我才晕得这么厉害。
所以等车的时候，我委屈地哭着鼻子给他打电话诉苦，他心疼坏了：“你找个地方坐会儿吃点东西，面试迟到也就迟到了，啊，一会儿面试完在那儿等着，我过来接你。”
孙启晟没陪我去面试的情况其实统计下来总共也就两次，就两次都出了状况。第一次我晕车，第二次我倒是没晕，因为坐的是地铁，可我迷路了。
本来出门前我是查过乘车路线的，不过那几天孙启晟太忙，我也就再次难得体贴地没叫他替我查，而是让我同屋一个本市同学替我查的。可惜事实证明，同样都是本市的，文科女生到底还是不如理科男生罩，到了转车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对了。
刚开始还好，发现不对之后，我在地铁站里研究了会儿地图，找到了正确路线。
我这才意识到因为才大一就被孙启晟缠上了，我居然从来没自己做过这样的事。别看是这么小的事，好歹也是我的第一次成功呐，心里简直得意得翻天覆地，马上就觉得自己牛掰到可以指哪儿去哪儿，再也不犯怵了。
可我那得意劲儿还没过呢，就出岔子了。换过线路才走了一站，我就发现自己是坐上了反方向，下来换乘又上了一条偏线，越走越懵，最后只好放弃，找了个离原来那条线路近的地铁站下车，上地面上来找路。
说是找路，其实也不是我找，因为我东西南北都不分，一上到地面就拨通了孙启晟的手机，然后他就开始不断对我发出诸如以下的指令：“你随便找一个方向走，到路口时看路牌，如果不是某某路，那就说明你走反了，你就再走回来。”
幸好那天我出门早，我的活地图也很强大，到了后来，虽然我还是分不清东南西北，他却已经大概摸清了我的方位和朝向，可以改用左右来指导我了。这么一来就顺当多了，所以那天的面试我到底是没迟到。
晚上回宿舍控诉我那不靠谱的同屋时，她们听罢我这出戏剧性的找路经历，个个笑得东倒西歪，纷纷道：“你呀你呀，就跟个电动娃娃似的，孙启晟在那儿遥控你呐！”
经过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不靠谱的其实不仅仅是我那个同屋，我自己也不靠谱。
所以就算是有孙启晟陪在我身边的时候，难免也会出次把状况。
这次还是个更大的状况。
那天我是要去上海面试一份工作，这么远，孙启晟当然不放心，就算是有事也要请假来陪了。
临走之前，我本来有一整天的时间准备的，干什么都应该很充裕，偏偏我那天正好遇到生理低谷，精神萎靡，效率低下，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来，懒得都赶上加菲了，于是就出现了临出门时手忙脚乱到吐血的一幕。
火车是晚上的，孙启晟傍晚时来我宿舍接我，满脸无奈地看着本该已经拎着收拾好的行李等他这个苦力一到就能出发的我正在手忙脚乱地窜来窜去，一会儿开衣柜一会儿开皮箱，一会儿拉抽屉一会儿翻床铺，看得他都又混乱又着急，还苦于插不上手，只好站在一边不停地叮嘱我记得拿这个记得拿那个。
于是我又嫌他烦，暴躁地吼他：“你罗不罗嗦呀？我头都被你念大了！”
他噎了一下，终于还是忍无可忍地指了指地上：“我不念你怎么办？你身份证掉地上了自己都不知道……”
就这么着，直到上了车往火车站飞奔，我还在一惊一乍地一会儿拍一下脑袋：
哎呀！这个忘带了！
哎呀！那个忘带了！
别的东西都还罢了，孙启晟统一用“那到了那边再买”来回应。他最受不了的是当我说“我mp3的耳机忘带了”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在那儿疯狂收拾行李的时候还用管家婆的语气命令过他：“别忘了带你mp3的耳机啊，还有那个能分流两个插孔的咚咚，我们就可以一起听音乐啦！”
结果这两件东西他是都带了，到头来我却把自己的耳机给忘了，让人家白忙活了一场。
他追问我：“你的耳机不是一天到晚都插mp3上不拔下来的吗？为什么偏偏这会儿就拔了？”
我理直气壮：“因为我刚才把mp3插电脑上充电来着。”
他还是不解：“充电是插USB接口啊，跟耳机有啥关系？你干嘛要拔？”
我（严重语塞）：“……好吧，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这样悻悻地泄了气，我也就懒得说话了，扭头看着车外浓黑的夜色里把灯光冲成乱七八糟狼藉一片的雨水，我有些惆怅：这算不算是出师不利啊？
简直就是顺理成章地，疲软下来的我开始一路郁闷地晕车啊晕车，始终痛苦地趴在孙启晟的肩膀上，一会儿又蹭到他的胸前，一会儿干脆挪到他的大腿上。
我知道我们时间可能来不及了，可是晕车的时候根本操心不来这个。
我的精气神儿重新回驻是在被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拦在乘车通道入口的时候。
离开车时间还有五分钟，如果她让我们进去，我们紧赶慢赶应该也是赶得上的，可这铁面无私的大妈就是不让，就是就是不让！
我和孙启晟好话说尽，最终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时间过了最后一秒，通告牌上我们那趟车的状态从“准备发车”换成了“已开”。
我又气又恨又失望，“呜”的一声哭了出来。
孙启晟赶紧搂着我走到一边，软语安慰：“别哭了小海豚，要不咱们就不去了？反正那份工作也不是非要不可，对吧？”
我火了，一把打开他的胳膊：“怎么能不去了？！都怪你，不早点来宿舍帮我收拾！”
他脸上霎时间涨满了窦娥的表情：“这你也怪我？我都没怪你呢！”
☆、14
你说，你是要苗条还是要幸福？
那天晚上，孙启晟到底是给我们俩办理了改签。当晚直达上海的火车票已经没了，我们上的是一班开往南京的车，在那里再转车到上海。
孙启晟还有些不确定：“你行不行啊？这可是坐票，你坐一晚上能行吗？”
我毅然决然：“没问题的！你个半老头子都行，我年轻力壮的怎么不行？”
话是这么说，可在到南京的火车上，我怎么变换姿势都没法睡着，却又困得慌，直到转上去往上海的火车，才一倒头靠在孙启晟肩上就酣睡如泥，几乎无异于晕过去了。醒来时正是曙色初萌，上海已经只在半小时车程之外，而孙启晟正拿着块纸巾，还没来得及擦他胸前被我的口水浸湿的那一大滩，只顾着给我擦嘴。
我在心里倒抽了口凉气：我的天！我睡觉从来不流口水的，怎么偏偏这次就丢这么大的人了？！
这下我再没了气焰，偷眼看了下孙启晟。只见他恍似一夜没睡，额头上明显陷下去了三道抬头纹，看上去又疲惫又憔悴，其中又缀满了怜惜与无奈。
见我醒来，他边继续忙着边叹息道：“你说你都要毕业的人了，还屁颠屁颠地到处找工作，怎么还这么一副长不大的傻样！”
总之，经过那么一番穷折腾，大四上学期过半的时候，我的保研结果下来了，工作也有了眉目。
而我没有犹豫太久，就决定舍弃保研而接受其中的一份工作。
原因自然是双方面的：保研那边，专业不是我喜欢的，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古代史，系里却偏偏给了我一个最不感兴趣的欧洲近代史。
而给我offer的工作却正好是我最想要的那一份！
不出意料之外，这份工作我是凭借着那个心理学双学位给拿到的，在一家基金公司，同时隶属于人力资源部和公关部。在去应聘这个职位之前，我都没想过还会有这么有意思的工作。那是一家美资基金公司，在如其他所有做金融的公司一样严重剥削员工之余，却也提倡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无论是出于真诚还是伪善的目的。于是公司在人力资源部和公关部下分管内部关系的部门设立了一个岗位，叫做文化生活专员，专门关注员工休闲娱乐以及幸福感的，具体到工作内容上，除了给人力资源部和公关部做些助理工作和协助策划之类的琐事之外，还要接受员工的咨询，比如给他们的私人娱乐活动提供建议什么的。
你还真别觉得好笑，我以前也觉得这公司是钱多烧得慌，犯得着专门雇个人干这么白痴的事儿吗？可真的上班之后我就发现了，还真有人平常忙到完全没有生活，以至于偶尔闲下来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真正是可悲可叹。
其实能应聘上这个职位，孙启晟也是功不可没的。就因为一直跟他在一起，常常被他带到这座渐渐熟悉起来的城市各个或如雷贯耳或鲜为人知的角落，此时的我也算是半个玩儿精了；再加上去面试那天我刚刚拿到了上海那家公司复试的通知，心情倍儿好，表现得也特别阳光特别活跃，于是让面试官觉得我十分适合这个职位，不久就发出了正式offer。
决定接受offer那天，我兴高采烈地通知了孙启晟，谁知他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刚说过祝贺就话锋一转：“芷昕，你能不能放弃这份工作？”
我傻了：“为什么？”
他握紧我的手：“我想让你跟我出国。”
我目瞪口呆：“啊？”
他拉我坐下，慢慢告诉我：“是这样的，学校有几个公费出国的名额，有一个给了我，是去纽约大学继续读博。这个机会特别好，我不想放弃。”
我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怎么考虑：“可我去美国干嘛呀？也读书？我是学历史的，而且感兴趣的还是中国古代史，没理由去美国深造这个吧？”
他提醒我：“你不是有心理学双学位吗？可以去读一个这个学位呀。再不济，你不读书也行啊，我养你。”
我想了想，还是不干：“我不，我不想读书啦，现在恨不得马上就去上班呢！别说我根本就没有出国读书的打算了，就算真顺顺利利读了个学位出来，我还不一定能拿到这么好的工作呢。”
就现在这国内外的就业形势，这绝对是大实话，孙启晟也认同。他为难地看着我，踌躇了一会儿后，终于说：“那好吧，我去跟系里说，那个名额我让给别人好了。”
我连忙制止他：“那怎么行？这么好的机会放弃了多可惜呀？再说你那不是不识好歹吗？你要是把跟学校的关系搞僵了，将来可有得你受的！”
就这么着，我们决定了暂时分开。美国的博士本来至少五年，但孙启晟在这边研究生课程的学分可以转一大部分过去，如果自己努力一点、实验也顺利的话，大概三年就能毕业了。
到时候我们就又能团圆了，如果不能更早团圆的话。
当然，这话是他说的。在我这里，要说一点也不会依依不舍是不可能的，就算他只是一只跟在我身边的宠物，朝夕相处了近三年也不可能一点感情都没有；不过我所想的更多的还是，一旦两地之后，或许我一直求之而不得的分手就能实现了吧？
孙启晟本来就黏我，现在眼瞅着离别就在半年之外了，他更是黏得如胶似漆。正好那段时间他家另一套本来出租的房子租约到期，暂时还没签定下一期房客，他就找他爸妈把房子要了过来，这样就可以经常把我带回去过小日子了。
在那么大一座以房价高得离奇而著称的城市里突然有了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