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给罗杰斯打了个电话对他说：“约翰，我不敢相信我居然拒绝了。”
他说：“没关系，你可能还有机会。他们也许会回来。”
他们确实回来了。5月份，我又一次接到了乔希的电话，当时我正在德国出差。由于稍后我要前往西海岸参加微软公司的一个会议，我答应在赴会途中与乔希在华盛顿会面。在威拉德酒店的一间私人套房里，我们讨论了我们在这届政府剩余的时间里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谈到了与总统共事的感觉，谈到了社会福利改革之类的一些紧迫的政策事务，也谈到了其他一些乔希认为我可能会有所作为的领域，比如伊朗问题和断绝恐怖分子资金来源的问题。
我寻求了很多人的建议。当初把我推荐给总统并力劝我接受任命的前财政部长和国务卿吉姆·贝克尔（JimBaker）对我说，我应该要求成为所有国内和国际经济问题的首席顾问和发言人。用他的话说：“这可真称得上是统揽全局了。”
我仍然难以决断。但就在前往微软大会的路上，我恍然大悟了。当我从头到尾思考过我的决定，我才发现给我带来这么多烦恼的只不过是我的恐惧。那是对失败的恐惧，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与一帮我从未合作过的人合作，管理一帮我从未管理过的人。
一旦我想通了这一点，我开始努力克服恐惧。我不会向恐惧屈服。我为一种谦恭精神而祈祷：人做一件事情并非出于私心，而是出于一种基本的认识——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表达上帝的赐福。我始终认为人应该勇于迎接困难和挑战：这是当年我当夏令营管理员时对孩子们说的话，现在我又对自己说了一遍。对失败的恐惧究其根本是一种自私：它反映了对自我的迷恋，却忘记了一个人的力量和能力都来自神的赐予。
我返回了华盛顿，又一次会见了乔希。在一幅亚伯拉罕·林肯肖像画的俯瞰下，我和乔希坐在他办公室的壁炉旁，谈起了我的“要求”。除了担任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和发言人，我还希望有权更换人员，带来我自己的团队，希望能像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一样经常面见总统。我还要求主持白宫的经济政策午餐会。乔希一个电话打到了身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阿尔·哈伯德（AlHubbard）的家中，确认他对此并无异议。他的确没有异议。
与乔希敲定了这些问题之后，我起身前往总统的住处拜见他。我发现乔治·布什是一个迷人、直率而且做事非常投入的人。他晨练时刚刚骑过自行车，一身轻松，悠然自得地在那里休息。我们谈到了很多问题：解决社会福利问题是多么重要，让财政部长而不是总统来领导这件事又是如何有利于赢得两党的共同支持。我们还讨论了经济制裁手段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中的作用。在这次1小时有余的会谈结束时，我告诉他我准备接受财长一职。
从那时候起，一切便进入了快车道。我们必须赶在消息泄露之前发布声明。我在那个周末飞往巴灵顿，陪陪温迪（想到我们的私人生活即将在华盛顿政治的绞肉机下丧失，她非常沮丧），并把消息告诉了母亲。随后我返回纽约，给劳埃德·布兰克芬打了个电话，把他从家人的周末假期中召了回来讨论时局。我请我在高盛的好助手林赛·巴尔德翁（LindsayValdeon）与我同去华盛顿，她答应了。
我随后致电高盛的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委员会的全部17名高管，把情况通知他们，并邀请劳埃德和约翰·罗杰斯与我共同飞往华盛顿参加我的就职典礼。
紧接着，我又飞往芝加哥参加了一个早已安排好的合伙人会议。当我在次日早晨醒来时，我已登上了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我顿时目瞪口呆。尽管媒体的评价都很积极，我还是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
参议院在7月4日休会之前投票通过了对我的提名。现在只剩下了一个难题——我母亲。我不知道她在见到总统的时候会对他说些什么。她向我保证她会表现出最好的姿态。
我于2006年7月10日宣誓就职。就职典礼在财政部大楼的现金厅（CashRoom）举行，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设计于19世纪60年代，看起来像是一座意大利宫殿。地上和四壁的大理石熠熠生辉，华美的天花板上镶着金边，青铜的枝形吊灯直垂而下。在于20世纪70年代因安全原因而关闭之前，这里一直是向公众开放的：人们可以在这里兑现政府的支票，购买财政部的债券。我的就职宣誓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Roberts）主持，布什总统（还有我母亲）陪同。
当希拉里·克林顿在2008年民主党初选中败给巴拉克·奥巴马，母亲很失望。她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一位女性成为总统，以及看到小熊队赢得世界棒球大赛（WorldSeries）。在大选中，她的票投给了奥巴马。即使再给她一次机会，她在2000年或2004年的大选中或许也不会投给乔治·W·布什。但在她目睹了总统与我共事的方式，耳闻了我带回家的一个又一个故事之后，我可以这样跟你说：她对总统的看法与我初到华盛顿的时候已经大不相同。温迪、梅里特和阿曼达同样如此。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 入主财政部（1）
■2006年8月17日，星期四
2006年8月，总统把他的经济团队召集到了戴维营（CampDavid）。这个总统专用度假胜地位于马里兰州西部的卡托克廷山地公园（CatoctinMountainPark），距离华盛顿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这里景致如画，花样繁多，更有乡村小屋和蜿蜒小径装点其间。我宣誓就任财政部长已经有5个星期了，但我仍感觉到自己的风格与这个紧密的政府班子有些格格不入。
经济前景非常乐观。股市几乎就要恢复到5月份的那个险些创下纪录的高峰。美元仍略显疲软，特别是相对欧元来说，但整体而言，美国经济正在恢复活力——GDP在一季度上涨了接近5％，二季度的增长率也仅是略低于3％。
但我并不感到轻松。在宏观层面，美国正在应对两场战争，卡特里娜、丽塔和威尔玛飓风所造成的损失正在节节攀高，我们的社会福利支出不断增长，尽管预算赤字正在收缩。这种尴尬的局面究其根本是全球金融系统不平衡的结果，对于这种失衡，政策制定者们忧虑已久。为了支持史无前例的消费支出并弥补低储蓄率，美国向海外过度举债，而那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其他亚洲国家和产油国）则向美国输出资本，不经意间助长了我们这种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短期来看，它们送回来的美元养肥了华尔街，扩大了税收，但长期内，这将损害美国经济的稳定性，并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大等危害。这样的局面又能维持多久呢？
我最担心的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连续多年不出现严重的市场动荡是很少见的，而信贷泛滥的局面已经维持了太长时间，人们并没有对一场系统性的动荡作好准备。自1998年以来，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大的金融风暴。
我们于8月17日那个星期四的上午抵达戴维营，吃过午餐后，下午外出徒步观光。在晚上的一场保龄球锦标赛中，运动高手温迪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包括我。尽管这个度假胜地以曾经光临过的外国元首而闻名，但这里的氛围却相当的随意。在乔希·博尔滕的建议下，我还带去了一条卡其裤——那时候的我只穿正装裤和牛仔裤。
次日清晨，我出去跑了一会儿步。一路上，卡罗来纳鹪鹩和林层高处那些迁徙莺鸟的响亮歌声伴随耳边。路上我碰到了温迪和第一夫人劳拉·布什（LauraBush），她们正要去赏鸟，身后跟着一名特勤局的特工。我也正要去观赏一种更为珍奇的华盛顿动物。
早餐过后，总统的经济智囊团前往戴维营的主屋月桂屋（戴维营所有的建筑都以树的名字命名），聚集在了一个由木板搭建的大会议室中。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拉齐尔首先发言，他以工资问题为开场白，随后又谈了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税收计划。当时担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的前国会议员罗布·波特曼（RobPortman）详细分析了预算问题，然后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阿尔·哈伯德和他的副手基思·亨尼西给我们分析了社会福利问题。
会上，总统的行事风格展露无遗。他让现场保持着一种不拘礼节、轻快活泼但又有条不紊的氛围，按部就班地推进议程，无关的闲谈少之又少。有些人声称乔治·W·布什作为总统太缺乏好奇心，而且不爱接纳不同意见。但就我的感受而言，这种评价真是谬之远矣。他鼓励争论，把握问题的速度相当快。他爱提问，在听到清晰的解释之前绝不罢休。
我发言的主题是危机的防范。我解释说，从恐怖袭击、自然灾害到油价震荡，再到大银行的倒闭或美元的剧烈贬值，我们需要作好应对一切危机的准备。
“回顾一下近年的历史就可以知道，资本市场每过4～8年就会有一次动荡。”我说。我列举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末期的储蓄和贷款危机，1994年债券市场的骚乱，以及肇始于亚洲的1997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我相信我们即将面临又一场风暴。
我详细解释了诸如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之类的不受管制的资本品种的迅速膨胀，以及像信用违约掉期（CDS）这类同样不受管制的场外（OTC）衍生品的指数级增长。
“所有这一切，”我总结说，“都使我们的金融系统渗透进了一种巨大的杠杆水平——和巨大的风险。”
“为什么会这样？”总统问。
对我这样一个来自金融界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有些尴尬——毕竟，我们就是始作俑者。我也能清晰地感觉到，总统对于华尔街以及华尔街的那种为人诟病的傲慢自大和招摇做派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蔑视。但很明显的是，这届政府从未关注过这些领域的问题，所以我给大家上了一堂有关对冲的小入门课：对冲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要进行对冲。
“为了规避燃油成本上升的风险，”我解释说，“航空公司可能会买入期货合约，为未来的燃油需求锁定今天的价格。而一个像墨西哥这样的石油输出国可能愿意以今天的价格在未来出售石油，如果它认为油价会下跌的话。”
我又解释说，在华尔街，如果你手中持有大量的债券，那么你可能会通过买入信用衍生品来对冲风险，这类衍生品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工具，如果它们所担保的债券发生了违约或是被评级机构调低了评级，它们就会作出赔付。我的话中包含大量复杂的细节，但总统听得很认真。他或许没有我这样的金融技术知识，但他也是哈佛大学的MBA，而且对市场有一种良好的天然感觉。
“像这样的行为有多少仅仅是投机性的？”他想知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曾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信用衍生品，特别是信用违约掉期，在过去的几年中越来越令我不安。它的基本概念很合理，也很有用。但魔鬼隐藏于细节中——而细节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在这个私人的场外市场中究竟有多少信用保险发生。连交易结算都变得一团糟：有时候，未结算交易会积压数月之久。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姆·盖特纳与我有同样的担心，在我任职高盛的时候，他就曾强力敦促华尔街的企业规范它们自身的行为。我曾把杰瑞·卡略根（GerryCorrigan）借给他，杰瑞是高盛的董事总经理和风险管理专家，也曾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是蒂姆的老前辈。杰瑞领导了一项研究，2005年发表结果，呼吁对后台管理系统程序等方面作出重大变革。进步是有了，但这些信用违约掉期合约透明性的缺乏和令人震惊的增长速度依然令我寝食难安。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 入主财政部（2）
“我们无法预计下一次危机什么时候到来，”我说，“但我们必须作好准备。”
在回答总统的一个问题时，我说我们不可能知道什么事情可能引发一场大风暴。打个比方，要应对森林火灾，更重要的不是知道起火的原因，而是作好防火和灭火的准备。
我的警惕性是正确的，但我也误读了即将到来的那场大灾难的原因和规模。特别是，我的讲话中丝毫没有提到房市或房贷中存在的问题。
我自信满满地离开了戴维营，相信我会与我的新老板建立良好的关系。温迪也有同感，尽管她最初是反对我为布什效力的。后来我才知道，考虑到温迪为希拉里·克林顿组织的募捐活动、我与华尔街的关系，以及我们对环保事业的狂热支持，总统对我们是否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同样有所担心。同我们一样，他离开戴维营的时候也充满了信心，对我们的感觉也越来越好。事实上，在2009年1月，总统与第一夫人在戴维营度过最后一个周末时，我们是少有的几个应邀参加的非家族成员之一。
***
我在财政部的头几个月忙碌而又富有成效。财政部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不再是个无足轻重的陪衬，只知道等待白宫发号施令。我组建了我的高层团队，让鲍勃·金米特（BobKimmitt）留任常务副部长，但改变了他的角色。一般来说，内阁各部的常务副部长负责的是日常事务，但作为一个做过多年CEO的人，我决定亲力亲为。鲍勃对华盛顿非常了解，对外交和国外事务也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弥补我在这些方面的不足。随着危机的深化，鲍勃将为我们贡献他的专业才能、睿智的建议和卓越的领导力。我也很幸运地拥有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反恐与金融情报事务副部长，斯图亚特·利维（StuartLevey），正是他与我一起将伊朗排除到了全球金融系统之外。
我的团队的第一个外来的新人是我的幕僚长吉姆·威尔金森，他是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CondoleezzaRice）的前高级顾问，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思想家。鲍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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