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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诗的特点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
就思想内容而言，韩愈为诗，亦如为文，对于国计民生，多所关切。例如《龊龊》一诗有云：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Ｖ戮裎奘酰越隙滥选Ｕ庋淖髌罚胨摹队诽ㄉ下厶旌等思⒆础芬晃模枷肭阆蚧疽恢隆Ｕ庋乃枷肽谌荩氚彩分仪昂笤帷⒍鸥Φ哪承┳髌罚宦鱿喑小５男碌奶氐悖共皇潜硐钟谡饫嘧髌罚谟谒恰耙晕奈钡囊恍┢病＠纭渡绞芬皇⒍擞性疲荷绞沸芯段ⅲ苹璧剿买鸱伞Ｉ米仔掠曜悖沤兑洞笾ё臃省Ｉ怨疟诜鸹茫曰鹄凑账 Ｆ檀卜飨酶梗梏弦嘧惚ノ壹ⅰＲ股罹参园俪婢逶鲁隽牍馊腱椤！！Ｈ松绱俗钥衫郑癖鼐质隧Z？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又如《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有云：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第二节柳宗元家世和生平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故人称“柳河东”。唐代宗大历八年出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曾祖和祖父都做过县令，父柳镇历任地方官职，贞元中为殿中侍御史，曾因触犯窦参而被贬，为人号称廉直。宗元随父到过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地，经历过河北诸镇和李怀光等的叛乱。在动乱的年代他开始立志学习，在后来写的《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
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贞元十四年（798），又中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与韩愈相比，宗元仕途可称顺利。但他对自己期望甚高，并不自满。他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中说：“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因为志在“远大”，所以对于科举的得失不很在意。
此后几年，宗元丧父丧妻，又值淮西之乱、陆贽阳城被贬，对于家国，多所忧虑。贞元十七年（801）调为蓝田尉。在这期间，宗元对于现实环境十分不满。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讲到这时的心绪时说：“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廷，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遂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由此看来，宗元科第虽然顺利，做官却不顺心。置身于“大官”和“俗吏”之间，他感到无地自容。
贞元十九年（803），宗元调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等同官，这时结识了王叔文。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顺宗即位，改元永贞，王叔文等当权，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参与革新活动。这时他对于自己的际遇是满意的，但也是天真的。后来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他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即王叔文）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由此可知，宗元当时对于政治革新看得比较容易。由于缺少阅历，不免过于乐观。“唯以中正信义为志”，这是任何时候都行不通的。即使当朝天子的位置不变，也未必能够成功；何况顺宗不久逊位，改革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果然，宪宗八月即位之后，王叔文等便相继被贬。柳宗元也一贬再贬，初贬邵州刺史，未及到任，又加贬永州司马。刚要“兴尧舜孔子之道”，就遭此横祸，这是宗元根本不曾涉想的。
遭贬之后，宗元处境十分险恶，他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还讲过下面这些情况：“末路孤危，阨塞臲■，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谬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誌。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煽，尽为敌仇。”在这里宗元分析了自己得罪的因由，也列举了① 本节材料主要参考新、旧唐书本传及《柳河东集》，文中不再一一作注。罪上加罪的缘故。首先是得罪了“贵近”，其次也是得罪了“射利求进者”。再加上自己这几个人“暴起领事”，便四面受敌了。
这些分析是不错的，但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他没有认识到，即“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最浅显的常识。他和王叔文等都是前朝天子之臣，新朝天子即位，即使他们不曾得罪贵近，也未必能够继续做官。前朝的忠臣，往往不容于易代的天子，这在历史上本是常事。苟非身为佐命之臣或随风使舵之辈，都难免罢官的。更何况宗元与王叔文等所改革者，乃“利安元元为务”，诸如取消“宫市”之类，都是削减宫廷的特权享受的措施，并非最高统治者都肯支持的。
宗元在《与裴埙书》和《与萧翰林俛书》中还说到自己得罪主要是由于年少得官而被人嫉妒，并且认为误加之罪“久当自明”，希望在朝的君子为他剖白。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宗元对自己得罪认识得比较清醒的文字，是《愚溪诗序》，其中说到“余以愚触罪”云云，似是有所觉悟的。现在看来，宗元之所以得罪，主要在“愚”，亦即杜甫所谓的“愚拙”。宗元之愚拙表现在：他太相信尧舜孔子之道，以为经由此道，就可以达到“利安元元”的目的。他却不曾知道当时统治者的要求乃在“利安天子”，他之所以得罪，首先是得罪了天子，至于他人的诋诃构煽，都在其次。
但宗元正因愚拙，从此乃发愤著书为文，不再求仕进。这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也曾说到。他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穷愁著书，本是历代文人的一个传统。宗元既不得志，于是也要著书以贻后世。又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一面读书，一面著述，《非国语》诸作，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写出来的。
宗元这时一面从事著述，一面开始着意于为文。他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特是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今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邪！”这段话是很重要的，由此可以看出，宗元贬官之前，虽为文已久，却不自重视。因为他是想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行“辅时及物”之“道”，而不想凭借文章取得名誉。到了被贬之后，感到这“辅时及物之道”行不通了，于是才想通过文章传给后世。垂文以明道，这是宗元贬官之后的为文的目的。
到了元和十年（815），宗元与同时遭贬诸人被召回到京师，但不久又出为柳州刺史。中途有《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召而再贬，这是宗元等人所料不及的。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称他们这次召而复贬为“例召”与“偕出”，其实也有例外。《旧唐书》本传说宗元贬后不复起用，是因为“众畏其才高”，这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宗元之一贬再贬，主要还在他的为人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同样被贬的程异，就因为善于理财而得到擢用，“以钱谷奋而至宰相”。一为皇家敛财，一为生民除弊，天子的爱憎，历来是不同的。宗元遭遇不同于程异，无可怪者。
宗元既为柳州刺史，虽然仍属远谪，但比为司马官职为高，这时他可以做些份内可行之事，尽管不得大“兴尧舜孔子之道”，而变革“土俗”，改易“乡法”，使贫人儿女免为奴婢，也算是稍遂其“辅时及物”之志了。与此同时，他也曾希望有人给他援助。元和十三年（818），李夷简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宗元以为其人可托，曾有《上门下李夷简相公书》说：“及今阁下以仁义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实拊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故敢致其辞以声其哀。若又舍而不顾，则知沉埋踣毙无复振矣。”这大概是宗元最后向人的一次求援了。故此书最后又说：“生死通塞，决在此举。”果然，此后不久，元和十四年（819）十月，宗元卒于柳州。《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六八均有传。著作有《柳河东集》。
文章特征：立论新颖，出言多讽柳宗元文章著作之成就，主要得力于贬斥之时。处于贬斥的地位，不仅可以发愤读书，而且可以懂得更多的人情世故，对历史对现实都可以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宗元文章的深度也就由此得来。韩愈和刘禹锡说宗元之文“深博无涯涘”（《柳子厚墓志铭》），“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是看出了柳文的深度的。
宗元文章之最有特色者大概可分两类：一为论说杂文，一为讽谕杂文。
唐代前期好为议论之文者，与汉代前期有些相似。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到了韩愈、柳宗元时，虽然言路渐窄，但作者的政治抱负尚高，遇事敢言的风气未改，宗元怀着辅时及物之心，而又不得行道，于是就一寓于文了。首先就是论说杂文。论说杂文的代表作品是《贞符》和《封建论》。《贞符》动笔于被贬之前，写成于既贬之后。贬前贬后写这样的文章都是不合时宜的。被贬之后而向天子献上这样的文字，尤其不识时务。当时宪宗初继帝位，识时务者应该歌颂当今，而不要上论前代。宗元则是从上古说起，驳斥了前人关于帝王受命于天的言论。
文章说：“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峻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只承于帝’。。贞哉，惟兹德实受命之符。”但是，到了后世，一些“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鸟以为符。斯为诡谲阔诞，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贞。”至于汉之“封禅”，亦“《尚书》所无有”。下至魏晋，都没有贞符。什么才是贞符？当然要推唐代。但文章说，唐代受命之符也不在天而在于人：“人之戴唐，永永无穷。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文章后面还惩戒天子说：“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而且希望天子：“黜休祥之奏，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理，以敬于人事。”总的看来，这是宗元一篇文以明道的典型作品。在他看来，这里所说的，都是本之六经的孔子之道。文章内容的特点是和传统的符命之说相反，驳斥了董仲舒以来的许多天人感应的说教。这样的文章是有见解的，不但超过了前代的董仲舒等，也不同于当代的魏徵诸人。与同辈的韩愈相比，更为独特。在他以后，这样的文章也就无人再写，可以说是一篇空前绝后的文字。
宗元另一篇重要的论说文章是《封建论》。这也是一篇推原“圣人之意”的明道之文。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