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而知命禄，睹命禄而知骨体”。由于禄命之说行之既久，又“多言式中”，于是人们遂信以为真了。吕才指出人的祸福、贵贱、寿夭与禄命绝对无关：“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禄命书说秦始皇“为人无始有终，老而弥吉”。吕才据《史记》记载，指出秦始皇是“有始无终，老而弥凶”，结果活了不过五十岁。他还考察汉武帝、魏孝文帝、南朝宋高祖等人的生平，说明禄命法也同样不验，从而揭穿所谓“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完全是虚伪与骗人。
在《叙葬书》中，吕才援据儒家经典，批判驳斥《葬书》所宣扬的迷信思想。首先考察了丧葬的原始情况。据《易》、《礼》等书记载，“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来才有“圣人易之以棺椁”。“葬”字的原义，“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见之”，到了后来，才有阴阳葬法。由于阴阳家和巫者一再宣扬迷信思想，遂使葬术一时颇为流行，致有一百二十家之多，他们“各说吉凶，拘而多忌”。
为了揭穿丧葬中的吉凶、禁忌等迷信，吕才列举了历史上从国王、诸侯、大夫、士及庶人的殡葬情况，说明丧葬只不过有“贵贱不同，礼亦异数”，但都“葬有定期”，因而得出了葬“不择年月”的结论。葬书中所谓“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及“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等说法，都是“巫者诈其吉凶，愚人以徼幸”。至于“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地以规财禄”，均为无识者的愚昧，巫者的狡诈诳谝。
吕才以大量历史事实和深刻的推理分析，揭露了宅经、禄命、葬书的荒诞虚伪，充分显示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的价值。但是，他“以经谊推处其验术”，时时用《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立论根据，而对儒家经典中的一些迷信思想失去了批判能力。如在《叙宅经》中，对《堪舆论》记载“黄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这本是五姓之说的源头，他却避而不谈；在《叙禄命》中，在谈到人生禄食运数时未否定“天命”，说：“但以积善余庆，不假建禄之吉；积恶余殃，岂由劫杀之实。皇天无亲，常与善人，祸福之应，其犹影响。”表明了他的无神论思想是不彻底的。
尽管吕才的无神论思想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阴阳迷信充斥、“举世相惑”的时代，他对《宅经》、《禄命》、《葬书》的深刻批判，仍然放射出唯物论思想光辉。
第二节傅奕富有革新精神傅奕（555—639），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从小博学，聪敏善辩，谈吐流畅。他素不信佛，轻视僧尼，别人崇拜佛像，他却不以为然，认为“石象为砖瓦之用”①。
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傅奕在汉王杨谅属下任仪曹。杨谅欲起兵反叛朝廷时，问傅奕：“今兹荧惑入井，是何祥也？”傅奕诡对曰：“天上东井，黄道经其中，正是荧惑行路所涉，不为怪异；若荧惑入地上井，是为灾也。”②杨谅听后很不满意。不久杨谅果然兵败，傅奕虽然幸免死罪，但也被贬到扶风郡任职。
此时李渊任扶风太守，曾以礼相待傅奕。后李渊即帝位，遂召他入京师，拜为太史丞。时任太史令的庾俭因其父庾质曾谈论占候，违忤炀帝旨意死于狱中，他以此为鉴戒，并耻以数术进身，遂荐傅奕自代。傅奕迁升太史令后，却屡次排毁庾俭，而庾俭并不怀恨他，人们都赞扬庾俭仁厚而称赞傅奕率直。傅奕还赞助唐高祖设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号，并修改漏刻，撰成《漏刻新法》，上奏朝廷，颁行于世。
唐初，国制草创，多因袭隋代旧制。傅奕在政治上不因循守旧，认为唐承乱世之后，应当有所变更，遂上《请革隋制疏》。疏中他首先叙述了历史不沿旧制的事例：“龙纪、火官，黄帝废之；《咸池》、《六英》，尧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袭汤礼。《易》称‘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时大矣哉’。”他还认为，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如今已改朝换代，处于拨乱反正之时，官名、律令等仍用隋旧，这正如伤弓之鸟害怕曲木一样，天下百姓久苦隋政刻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因此，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革官名，功极作乐，治定制礼，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时也”。鉴于当时弊政，他还具体地提出两项改革方案：一是裁减官员。他在奏疏中说：“官贵简约，夏后百官，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他主张官多不如官少，精减官员，既可防止十羊九牧，又能减轻国家开支与人民负担。二是减轻刑罚。他在奏疏中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卫鞅为秦制法，增凿颠、抽胁、镬烹等六篇，始皇为挟书律，此失于烦，不可不鉴。”①刑法越来越烦，隋朝更是“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因此他主张应引以为戒，减轻刑罚。他的这两项建议是符合实际和积极可取的。
当时，有太仆卿张道源也曾建议：“官曹文簿繁总易欺，请减之以钤吏奸。”文牍繁杂是历代封建官府的一大弊病。可是公卿都不想改变现状，反对这一建议，唯独傅奕积极赞成。最终由于“为众沮訾，不得行”①。
① 《太平广记》卷一一六《傅奕》。
② 《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 《新唐书》卷一○七《傅奕传》。
① 《新唐书》卷一○七《傅奕传》。
反佛思想及活动南北朝以来，佛教盛极一时，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数与日俱增。鉴于这种情况，武德四年（621）六月，傅奕上奏《请废佛法表》，请求废除佛教。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顾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情况，“窃闻八十老父，击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为乐。耕能让畔，路不拾遗。孝子承家，忠臣满国。。。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俦，相来羽翊。乃有守道含德，无欲无求。宠辱若惊，职参朝位。”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傅奕认为主要是“当此之时，共遵李、孔之教，而无胡佛故也”。在傅奕看来，只有遵从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学说，才能使“天下大治”。这是站在儒家、道家学说的立场上反佛教的。他还列举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盛行的弊病，请求唐高祖“定天门之开阖，更新宝位，通万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为了说服唐高祖，他列举了庖牺氏至汉高祖，历二十九代，四百余君，“但闻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见寺堂铜像，建社宁邦”。因此，他请求将“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自足忠臣，宿卫宗庙。则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无事，为牺皇之民”①。从这上表中，可见他是在竭力捍卫儒家传统思想及老子道家学说，以维护封建政权的利益。
傅奕随同《请废佛法表》一起上奏的还有“益国利民”十一条，原文已佚。清人修《全唐文》时，将经书中所引尚存的梗概搜集起来，附载于表后，虽非完篇，仍可窥其一斑。这十一条摘要如下：一是青壮年僧尼不婚不嫁，以致减损户口。这是“违天地之化，背阴阳之道”，“请僧尼六十以下简令作丁，则兵强农劝”，有利于国计民生。二是西域诸国兵员虽少，“皆得绍其王业，据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国”，今大唐丁壮僧尼二十多万，“其结胡法，足得人心”，应防其不测。三是佛教“广致精舍，甲第当衢，虚费金帛”，请求诸州县“减省寺塔，则民安国治”。并请将寺舍分给“孤老贫民，无宅义士”，规定三万户的州设置一寺，胡僧二人，“草堂土塔，以安经像”，并销毁铜铁像，不得更铸，以保证泉货不再损毁，“益国利人，兴家多福”。四是让僧尼“衣布省斋，则贫人不饥，蚕无横死者”，不让僧尼挥霍浪费。五是禁止僧尼拥有过多的财产，“断僧尼崌贮则百姓丰满，将士皆富，礼佛不得尊豪，设斋不得富贵”。六是帝王不崇信佛教则“大治、年长”，信佛则“虐政、祚短”。七是建议将周孔之教封送西域，以抵制佛教思想的流传。八是视佛经为邪说，称其为“家鬼”。认为，“佐世治民，惟《孝经》一卷，《老子》二篇，不须广读佛经”。九是“隐（稳）农安近，市廛度中，国富民饶”。十是“帝王受命皆革前政”。十一是“直言忠谏，古来出口，祸及其身”，要君主虚心纳谏。②傅奕所上的“益国利民”十一条，大部分是主张限制佛教的发展，同时也表述他的经国治世的政治见解。
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请除释教疏》，主张禁断佛教。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寿夭，由于自然”的唯物论观点，从而有力地批判了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说的虚妄。在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权① 《请废佛法表》，《全唐文》卷一三三。
② 《请废佛法表》附注。
的一方，进一步陈述了他反佛的思想。傅奕把国家的兴衰治乱统统归之于佛教，显然是有偏向的，因为他只看到了佛教“乱儒教化”的一面，而对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则视而不见。
傅奕的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诏令百官议论除佛之事。朝臣中信佛者较多，唯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张，而中书令萧瑀带头发难，攻击傅奕为妄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但傅奕不畏权势，与萧瑀唇枪舌剑，激烈论争。傅奕据理反驳说：“礼本事于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萧瑀被傅奕批驳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最后一合双手，喃喃地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当时唐高祖厌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又见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认为傅奕的奏疏颇有道理，于是依从奏疏，下令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规定“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缺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遣，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①。诏令下达以后，唐高祖即传位于唐太宗，因此这一诏令未能实行。
在玄武门之变前，傅奕曾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唐高祖把状交给了李世民。平素“虽究阴阳术数之书，而并不之信”的傅奕却诡称天意，显然在宫廷的政争中，他是倾向李世民的。
一次唐太宗临朝，曾问傅奕：“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他回答说：“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唐太宗听了，深以为然。
贞观十三年（639），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他崇尚儒学和道家学说，反对佛教，曾撰写了《老子》2 卷、《音义》，并搜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言论，撰写了《高僧传》10 卷。临终时告诫他儿子要学习老、庄之道和周、孔学说。傅奕虽精通阴阳术数之书，但他本人并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从不求医服药，任其自然。他为人一向谨慎，“既职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①。故没留下来任何著作。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三年。
第十七章武则天第一节家世武则天，名曌，原籍并州文水（今属山西）。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祖先在北朝魏、齐和隋朝当过中下级官吏，据《新唐书·后妃传》载：五世祖武克己任北魏散骑常侍，高祖武居常任北齐殷州司马，曾祖武俭任北齐永昌王咨议参军，祖父武华任隋朝东郡丞。父亲武士彠凭借先世富厚的家财经商致富，结交贵官，招揽宾客。隋末，唐公李渊奉命到并州管理军队屯田事务，经常住宿武士彠家。后来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委任武士彠为府中掌管兵甲的铠曹参军。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后，又任用他为大将军府铠曹参军，随同唐兵平定长安。唐朝建立后，升授光禄大夫，封义原郡公；经过多次调迁，授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后又调任利州（今四川广元）、荆州（今湖北江陵）都督。武士彠之所以能从一个庶族地主出身的豪商平步青云，贵为三品以上的高官，封为国公，正如李渊对他说的：“以能罢系刘弘基等，其意可录；且尝礼我，故酬汝以官。”①原来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时，武士彠是没有参与密谋的；但在起兵前李氏父子派亲信刘弘基、长孙顺德募兵的过程中，引起隋将王威的怀疑，准备逮捕他们，幸亏武士彠向王威进言，才免予追究，因此李渊给他记下这笔功劳。另外，还记起他在家殷勤款待自己的厚情，所以一再重用提拔。李唐统治者对于庶族出身的功臣不仅予以高官厚爵，而且还提高他们的门第地位，钦赐为士族。唐太宗为了打击山东门阀士族，提高功臣的社会地位，令高士廉等修《氏族志》，规定评定士族，“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为等级”①。按照武士彠的官阶爵位来说，应该是属于新升的高级士族了。所以武则天已不是出自庶族地主官僚家庭，而是出自由庶族地主官僚上升的士族官僚家庭。
① 《新唐书》卷二○六《武士彟传》。
① 《新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第二节从才人到皇后武则天是武士彠的次女，自幼聪慧，有才智。武士彠病故时，她才十二岁。不久随母亲从荆州搬回长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