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授任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秦王府开设文学馆，又加授文学馆学士。他常主典管记，遇有军书表奏，他总是“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玄龄的杰出才干也博得了唐高祖的赞许，他曾极口称赞房玄龄说：“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
③ 房玄龄名字诸史书记载歧异，今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碑，参见《容斋随笔》卷十二《房玄龄名字》条。
①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② 《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③ 《贞观政要》卷二。
④ 《旧唐书》卷六九《张亮传》。
① 《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武德末年，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围绕着储位问题的激烈竞争，很快由暗争发展为明斗，势如水火，互不相容。善于审时度势的房玄龄极力赞助李世民的武力夺宗斗争，并劝世民先发制人。他私下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忷忷，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房玄龄的老谋深算及李世民的亲遇，遭到了太子李建成的忌恨，遂乘机诬告于唐高祖，正在他与李世民加紧策划之际，高祖下令将他与杜如晦一起驱逐出秦王府，不得事奉秦王。
武德九年（626）六月三日，秦王李世民决定采取行动，派长孙无忌等召回房玄龄谋事。为了防止他人发现，他穿着道士服，秘密而来，经过密谋策划，决定翌日凌晨伏兵于玄武门，乘太子早朝时突然袭击。结果一举射杀了太子及齐王元吉，助成了李世民夺宗的成功，由此擢任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
贞观良相唐太宗即位，房玄龄被擢为中书令。在论功行赏时，他与长孙无忌等五人为第一等功，进爵邗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淮安王李神通以为房玄龄等人为刀笔之人，不应功居第一。太宗回答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①贞观三年（629），进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改封魏国公。他位居辅弼以后，更是精诚奉国，孜孜求治，史称他“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房玄龄对尚书省的政务一向是认真负责，对省中的公牒、狱讼都亲自披阅，予以妥善处理，不辞辛苦。唐太宗见他如此勤苦，对他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广耳目，访贤材。比闻阅牒讼日数百，岂暇求人哉？”于是敕令尚书省“细务属左右丞，大事关仆射”②。让他从繁杂的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以帮助唐太宗更好地处理军国大事。
房玄龄追随唐太宗平定天下，出入生死，备尝创国立业之艰辛。一次在太宗与侍臣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他深有体会地说：“方时草昧，群雄竞逐，攻破乃降，战胜乃克，创业则难。”①玄龄还认识到，创业之主历经艰险，了解民情，精勤于治，一般说国家治理得较好，而子孙却易骄奢败亡。在他回答太宗的“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的问题时说：“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②可见，他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淫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问题，而官吏的公平正直① 《贞观政要》卷三。
② 《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① 《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② ④《贞观政要》卷三。
又是治国之要道。一次与唐太宗论治，曾谈及了隋朝名相高颎的公平正直，他颇有感慨地说：“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尽直公之要，囊括区宇，化成天下。”这话正好与唐太宗不谋而合，他高兴地说：“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③房玄龄的这一吏治思想，对贞观时期的吏治清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选举官吏的问题上，唐太宗主张“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房玄龄忠实地贯彻了他这一思想，大力简政，并省官吏，“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④。唐太宗依从其议。房玄龄精减官吏的做法，对经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既裁去了冗官滥职，避免了十羊九牧，有利于提高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房玄龄以本官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他与司空长孙无忌联名上表，极陈其弊，列举了世袭分封的四不可①，最终使唐太宗宣布废止了早已过时的功臣刺史世袭制。
修定朝章国典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贞观初年，时值天下初定，朝章国典还很不完备，他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②。
在修定律令方面，房玄龄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审定法令，意在宽平”，在修定律令时，基本上贯彻了这一思想。唐太宗即位不久，他即奉诏与长孙无忌撰定律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后来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驳律令四十余条，又诏令玄龄与弘献重加审定。房玄龄认为，古代有五刑，其中一为刖刑。及肉刑废除后，现以笞、杖、徒、流、死为刑，而又刖足，这样即为六刑，比古代尚繁。根据房玄龄的意见，“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③。旧令规定，兄弟分居，荫不相及，但是连坐俱处以死刑。唐太宗对此提出异议。房玄龄等人又议论，认为“祖有荫孙令，是祖孙重而兄弟轻”。于是改为：“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④房玄龄与法司撰定律五百条，分为12 卷；一是名例，二是卫禁，三是职制，四是户婚，五是厩库，六是擅兴，七是盗贼，八是斗讼，九是诈伪，十是杂律，十一是捕亡，十二是断狱。分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这次制定的律令，删繁就简，务求宽平，史称“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其当徒之法，唯夺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①。既简化了律令，又除去了隋朝的苛酷刑③ 《贞观政要》卷五。
① 《文苑英华》卷六○七《请罢功臣袭封表》。
② 《旧唐书》卷六六《杜如晦传》。
③ ④《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
① ②《旧唐书》卷五○《刑法志》。
法。
房玄龄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分为13 卷。贞观十一年（637），正式颁行天下。接着，又删改武德、贞观以来敕格三千余条，最终删削二千三百余条，定留七百条，分为18 卷，称为《贞观格》，留作诸司施行。《贞观格》也是“斟酌今古，除烦去弊，甚为宽简，便于人者”②。
史家对房玄龄修定唐律给了很高的评价。《新唐书·刑法志》说：“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更。”其实，不仅贞观朝如此，以后有唐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唐高宗时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只是在于“律疏”，并未作什么改动。唐律对后世影响很大，而房玄龄确有首创之功。尽管作为法律来说，唐律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的依据，但它比较宽简，较隋律有所减轻，人民总比生活在摇手触禁、动辄得咎的严刑峻法的统治下要好一些。
房玄龄对封建的礼仪也颇为精通。早在武德二年（619），诏命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高祖释奠时，又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配。贞观二年，房玄龄认为此做法不符合礼教，遂与博士朱子奢建议说：“周公、尼父俱圣人，然释奠于学，以夫子也。大业以前，皆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于是唐太宗依从房玄龄的意见，罢去了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并于贞观四年诏令州县学校都立孔子庙。①在唐太宗平定突厥后，五谷丰登，群臣曾请封泰山。唐太宗命秘书少监颜师古等人召集当时名儒博士杂议封禅的仪式，但久议而不决。太宗又命房玄龄与魏徵等人博采众议奏上，对于坛之大小，玉牒、玉检的尺寸等作了详细规定，“遂著于礼”②。
房玄龄奉诏与魏徵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最后定著五礼，总138 篇，分为100 卷，名为《大唐新礼》。另外，房玄龄还与礼官一起，对不合时宜的旧礼作了改定。他认为，“依礼，有益于人则祀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天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对皇太子入学、天子大射，农隙讲武，天子上陵、朝庙等礼仪，“皆周、隋所缺，凡增多二十九条”。其余的也都依准古礼，稽考历代，择善而从。得到了唐太宗的赞可，遂“颁于内外行焉”③。
房玄龄在修史方面也很有成绩。贞观三年，唐太宗诏命再次撰修北周，隋，南朝的齐、梁、陈五代史书，房玄龄以左仆射的身份为总监。④在贞观年间，先后撰成了《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计八部史书。其中《晋书》130 卷，乃房玄龄亲自主持撰定。另外又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 卷。
忠肃恭懿，更得殊遇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又以房玄龄德高望重，加授太子少师，以教谕太子。他自惧盈满，屡次上表请解除左仆射职务。唐太宗诏令回报他说：① 《新唐书》卷十五《礼乐志》五。
② 《新唐书》卷十四《礼乐志》四。
③ 《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
④ 《新唐书》卷一○二《令狐德棻传》。
“公忠肃恭懿，明允笃诚。草昧霸图，绸缪帝道。仪刑黄阁，庶政惟和；辅翼春宫，望实斯著。而忘彼大体，徇兹小节，虽恭教谕之职，乃辞机衡之务，岂所谓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不得已，他只得以本官就职。当时，皇太子欲行拜见师傅之礼，并准备好了仪卫，以等待房玄龄的到来。但房玄龄得知此事后，“深自卑损”，不敢谒见太子，悄悄回到家里。“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
贞观十六年（642），房玄龄又进拜司空，仍综理朝政，依旧监修国史。
他已居端揆长达十五年之久，其女为韩王妃，子遗爱又尚高阳公主，深感自己贵显与尊宠之极，又以年老为口实，上表请求致仕。太宗特派使者劝谕他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竭，当更奏闻。”①在唐太宗的劝说下，房玄龄只好留任原职。
贞观十七年（643），房玄龄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为他写的赞语说：“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对房玄龄的才行作了很高的评价。太宗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后，他又进为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并依然监修国史。
房玄龄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对周边诸国与少数民族实行亲睦政策，赞助唐太宗以修旧好。贞观十五年，薛延陀部乘太宗东封泰山之机，进攻唐属国突厥，被唐兵击败。第二年，薛延陀可汗夷男另派叔父前来求婚，言归于好，并贡献马三千匹。当时，太宗认为“北狄世为寇乱，今薛延陀部崛强”，是以武力征灭，还是“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这时房玄龄上奏说：“今大乱之后，疮痍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唐太宗听从了玄龄的意见，当即表示：“朕为苍生父母，苟可以利之，岂惜一女？”①遂决定与其和亲。
贞观十六年十一月，高丽东部大人盖苏文弑其王，更立王弟子藏为王，遂专擅国政。消息传到长安，唐太宗表示，盖苏文弑君攘国，取之甚易，但又不愿劳民伤财。房玄龄马上表示赞同太宗的意见，说：“陛下勇而力有余，戢不用，所谓‘止戈为武’者。”②司徒长孙无忌也不同意出兵，于是便对高丽采取了安抚政策。
贞观十九年（645）春，唐太宗执意亲自远征高丽，他命房玄龄留守京师，委以重任，并对他说：“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忧矣。”凡军粮器械，军伍行留，由玄龄“悉裁总之”③。唐太宗对房玄龄十分倚重，特命他“得以便宜行事，不复奏请”。当太宗离开京师不久，有人来到留台，声称有密告。玄龄问密告何人，那人回答说告房玄龄本人，他听说二话没讲，即命乘驿将告者递送太宗所在。太宗听说留守有表送告密人，马上料到是诬告房玄龄，不由怒气冲天，命左右执长刀而后接见他，问密告何人，回答说是房玄龄。果然不出太宗所料，立即喝令腰斩，并玺书告谕房玄龄，责备他不能自信，又再次重申：“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①由于房玄龄知人善任，唐太宗在选任官吏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贞观①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
② 《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③ 《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九年。
二十一年（647），太宗幸翠微宫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