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源始
371当林语堂发表他对于中国新时代到来的幻想般描述时，他可能还并不清楚这些图景至少在表面上能够多快多真地变为现实。他更不能预想到，促使中国发生如此变化的是何种力量，而这些事件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或许，他自己也仍然不过是这种幻想的牺牲品，相信现代中国终将被“那些可怕的领导，煽动他们可怕的追随者，并且相信在极端宁静中生活的重要”，并因此忘记了“中国人头脑中的活力与暴力，像裸体的摔跤手那样梳理人类的问题”。林语堂从来没有相信过革命。在1935年的中国，“我也不能承认另一革命，因为我听熟了炮声与排枪声，……而排枪的击射声听起来好像屋外的爆竹声，后来我探悉这一来不过庆祝杨先生的新任职典礼”。而他对于“人民的大救星”的想像则是：一个刽子手，领导一场“由农村进入城市”的斗争过程，这也与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赢得的胜利非常相似。在经过数十年在农村地区的战斗之后，他们最终将这种胜利推向城市，并赢得了1949年的伟大胜利。这些胜利同样给西方观察家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北京获得和平解放那段时期，他们看到了浮现在他们面前的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奇怪对立。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平常的事件，但军队进入城市，使整个过程转化为一种庄严的、节庆式的仪式，他们受到了百姓喜庆般的夹道欢迎。他们完成了这种过渡，而这种过渡所具有的，是一种不仅仅在空间上，更是在时间上的意味。他们所欢呼的，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理想最终获得了进入现实世界的许可。
372最早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从一种相同的、奇异的甚至不真实的气氛中发展而出，无政府主义在其中很快生长，也很快凋谢。这或许是由于它们在心理（同时也是在生理）功能上与它们自己的文化存有距离。实际上，在很多方面，这两种运动指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译者注相互纠缠无法解开，以至于很难对它们进行区分。1907…1917年，中国知识界经历了大约10年的平静。尽管在这期间，有1911年的国民革命的开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这之后，各式各样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理念的协会和组织，逐渐发生兴趣的转移，进而广泛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团体。同样的现象在欧洲也同时发生。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以及海外劳工在这个过程中担当了特殊的角色。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国外受到了“左派激进”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因为，只有作为“左派激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当时也的确如此——他们才能够从国家给他们设置的诸多限制中解放出来。非常有趣的是，中国的租借地以及殖民地（如上海、香港和澳门），也可以为他们提供相同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么多“飞地”，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很可能不会产生，或至少会减慢其发展速度。
1918年回到中国，并且组织更多学生与法国交流的中国留法学生、工人团体，发挥了最为持久且广泛的影响。上文曾提到的“勤工勤学会”（The Associations for Diligent Work and Frugal Study），为中国学生在国外，特别是法国生活提供帮助，自发地发展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兴趣小组。他们这批人逐渐取代了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学生。关于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在早期（大约1919年左右）的联系，存有许多相关记录。其中不仅包括我们上文中已经举出的毛泽东，还包括最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如陈独秀等。有记录指出，他曾与张继和其他人合作，于1903年在上海参与革命报纸的印制，1906年，他与刘师培在安徽的同一所大学教书。最终，第一份马克思主义文献（来自《共产党宣言》的节选）1908年出现在无政府主义的杂志《天义报》上。同样，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成了关键的转折点，带来了更为深刻尖锐和清醒的思想。它带来了对几乎所有社会问题的广泛兴趣，但他们如果仍旧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的话，他们对这些社会问题所能做出的，就只能是儿童般幼稚的回应。应当承认，共产主义思想的引入，扫除了为无政府主义提供特殊热情和色彩的几乎所有乌托邦的因素。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2）
373回顾历史，人们或许会讲，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这种成熟的最重要结果。在五四运动的青春期躁动之后，它推动中国走向成熟，一种缺乏幽默感，混合有犬儒主义的实用主义逐渐发展壮大。许多事件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时至今日，我们既不能清晰地确认共产党究竟是在几月份（5月还是7月）建立，也不能确定哪些人（7人还是15人）当时到场参加。无论如何，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之中只有那么少的人能够留存到最后。二十多年后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之时，他们中的大约半数却已经转而成为国民党员，而剩下的一半，其中大多数不是被开除党籍，就是被共产党的敌人杀害。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的开始。另外，它同样也不能代表逐渐扩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分歧的明确结束。这种分歧，在1920年多种多样的“原始共产主义”（protomunist）学习小组之前就已经出现。它所具有的，更主要是一种组织上的意义。因为，即使不同的观点仍在继续相互撞击，单是党组织的存在，就已经能够为不同的观点提供一个相互交流、评判的论坛。与此同时，由于权力的集中，它同样为所有参与者展现了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与“教派”的建立，或者，在科学领域“学派”的建立不同，在中国，每一场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辩，如同在政治场域中一样，都有其两方面意义：它不再专门追求对“异教徒”的转化，同时也要求对“信仰者”进行转化。因为，如果没有对正统思想的维护（这只有在党存在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无论如何代表“真理”，都会突然失去其所有的价值和有效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止了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漫无边际的讨论，它以文件的形式，对这种原有的思维模式进行了突破。尽管处于更大的框架之中，五四运动也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对西方思想的接受（基于这样的原因，中国对于西方思想的接受，直至今日都被有意识地限定在19世纪）。在此之后，偶尔发生的有趣甚至混乱的观点交换，都开始在一种单一的，至少更为理论、更为深入的基础上进行。但是，与这种“深入”相伴随的，是思考视野的限制和缩小。
374然而，党内争论仍然为相互矛盾理念的共存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而且这种弹性同样也有益于那些观点随时间改变的人。许多例证表明，这里表现出的相互观点的不同，与马克思主义长时期发展过程中，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表现出的矛盾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中部分矛盾，由之前权威的论断解决，而其他分歧则依然未有定论。但是，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产生的对抗，被移植到了与中国相邻的周边国家。尽管这些共产主义者仍不完全清楚，对于民族性格的保护，谁会比右翼民族主义者更加缺乏兴趣。通常，这些知识分子是借助于翻译文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但是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翻译者选择的表达方式所引起的意义关联，会与西方原文本产生明显的差异。在佛教传入中国时，也曾发生过同样类似的情况。一种全新的西方学说，经由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进行传递，既不会导致完全的误解，但同时也很难达到完全的理解（只有极少部分的专家，才能够真正穿过“外语”的丛林）。这种异文化传递过程中造成的意义流失，可以被看作一种“背叛”，也可以被看作一种“创造性发展”。但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要看它是被当作“真理”来讨论，还是被当作教条来信仰。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当“更新的”教诲回到了它的发源地（比如，举例而言，当毛泽东主义进入欧洲），这种异文化背景上并非有意，却仍然不对称的误解会再次出现。此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再是一个“老”的理论，而是一个全新的理论了。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3）
行动意志与农村的变革角色
李大钊（1888…1927年）是继陈独秀之后，最为重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对他的思想体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在解决一些根本问题时的融合。这种思想体系以全人类达到幸福为最终旨归，同时兼顾所处的时代环境与社会境遇。李大钊出生于中国北方的河北省。曾经在天津求学1907年夏天，李大钊考入公费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译者注，1913…1916年在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学习。在归国后的开始阶段，他参与了相对保守的进步党，当时，梁启超也在进步党内，致力于君主立宪的工作。但大约在一年以后，他就进入上海《新青年》杂志社的编辑部。1918年，他成为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大约在同一时期，毛泽东也来到北京，并且成为他手下的一名图书馆管理员。他们一同建立了一个松散的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定期地于晚间在图书馆交流。一年以后，这个组织发展成为更有雄心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并在共产国际代表维津斯基积极促使下，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经过一系列理论论争（最开始，是1919年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共产党的模式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越来越清晰。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共产国际的促成下在1922年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也没有妨碍他在1924年加入国民党，并且作为惟一的一名共产党员，以“跨党”身份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在国共合作破裂，一些左派和激进分子受到了迫害以后，李大钊在1925年转而开始进行直接的革命煽动，并被迫于1926年向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大约整整一年后，军阀张作霖袭击了苏联大使馆，李大钊被捕并被处死。
375直至今日，李大钊在中国仍然被尊为共产主义烈士。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引介，反映了他的许多前马克思主义信念，其中最具决定性的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因此，他就不需要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上经过一种突然的断裂。最初，他相信有“时代的潮流”（大实在），在许多生命之中不停流淌，保持运动。但是，这种运动往往带有一种内在的辩证因素，使它不能走向既定的目标，而只能包含自身。这种观点，导致了对时间与历史的特殊观念。在他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的散文名篇《今》中，他的这种历史中静止的运动的观点得到了发展：“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时间这东西，也不因为吾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而现在作为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点，承载了几乎所有的包括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要认识到时间概念的“一维”并不困难，中国早期哲学的“阴”、“阳”思想中就已经包含这样的观点，《易经》及其注释对此也有相关阐释。无限的小“今”扩展成为无限的大“今”，包含整个将来与整个历史。由于他对“现”与“今”的重视（这种重视贯穿了李大钊的一生，甚至在他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后仍然如此），他始终没有走向“非中国化”、“反中国化”的方向。最多，我们可以称他是一个反儒家的学者，但这也仅限于他攻击儒家的乌托邦思想尤其是幻想中的儒家黄金时代——在这一点上，即使是现代的儒家学者如顾颉刚（生于1893年），也都参加了对于中国古史的辩驳。李大钊保持着对现实的信仰，反对那些寄希望于远方与未来的乌托邦空想。他相信人类幸福的关键在于“今”，也只存在于“今”，也只有“今”为现实的实践提供了可能。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李大钊面临了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受到广泛讨论，但却始终没有被最终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矛盾，也因此不可能被解决）：决定论与行动论之间的对立。在其早期，马克思倾向于强调，人的自由选择是构成历史的本质因素。而在其晚期的著作中，他对社会经济条件作为影响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有了更深的强调。相反，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要的是其中的左派，被马克思发现的历史发展规律激起了强烈兴趣。376这一观点，与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观点在最初起点上有相互的关联。这种理论甚至扩展到，认为西方的资本—帝国主义将必然因为不堪其自身发展的负荷而走向灭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这种瓦解开始进入了它的第一阶段。毕竟，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许多这样类似的预言。这种预言由董仲舒的诸多循环说开始，直到线性的“三代” 观点——这种“三代”的观念，支撑了今文经学学派那种认为人类社会自发向前不断发展的信念，并且一直延续到康有为。中国被强行猛然推入现代。在中国面对西方的冲击陷入绝望的时候，它寻找到了这种能够安慰它的历史法则，因为这种历史法则不仅预言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必然衰落，而且还预言了受到羞辱的中华帝国不可抗拒的发展。也正是由此开始，中国的学者们自20世纪第一次开始尝试对他们的漫长历史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有的人试图寻找中国历史中某些特殊的、内在的固有模式�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