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0撇开文官“中央管理”与“军权”的分割，那些“王”的称号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文官与武官的阶层实际上处于互相交错的状态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武官的等级，往往要远远低于文官管理者的位置。事实上这意味着两者皆成为了“两司马”的底层，举例而言，被称为“官士”（sergeant）或者“未任命指挥”（nonmissioned officer）的那些军官，在军队中的位置至多是一个排长，而他在“天朝田亩制度”之下所行使的，则是纯粹的文官职能。在这一点上，太平天国的行政制度与周礼的理念显示出了明显的相似之处。因为同样，依据周礼，对下层的区分管理，表面上看去是为了纯粹的军事目的（比如，对士兵数量上的管理，都要将他们以家庭的方式编制，而且数量上也控制在既定的数量之内），实际上都清晰地附带有对民众进行组织的行政管理意图。军士在和平时期耕作，在战时有成为武装起来的民兵（citizen soldier），一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观念，这样明显有儒家周礼影响痕迹的制度存在于太平天国之中。但是这样存在的危险是，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平衡有可能很容易就被打破，并且造成随之而来的破坏性后果。另一方面，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儒家文官指挥军队的制度在军事上很容易遭受到失败，原因很简单，那些文官缺乏实际战争的经验。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尤其是在宋代以前的时代，纯粹的武官掌控军队又会造成整个文官体质的崩溃。因为他们必然地与儒家处于敌对状态之中，而且由于会被迫陷入持续的战争，几乎所有秘密社会，包括太平天国在内，都倾向于强调军事的力量。那些“市民”从来没有机会真正松懈他们的组织性，而那些军士，也几乎没有机会真正从事耕作生产。尽管并非有意，太平天国中军人的地位仍然一步步超过了农民（这一点，我们能够从由军士到农民的变化被称为“降级”看出来）。原因很简单，军人对于保障太平天国的生存来说，要比农民更为重要。尽管，在太平天国1863年定都南京后，洪秀全个人基本上完全从军事指挥的位置撤出，但太平天国的领导层仍然逐渐加强了对军事行动的重视。本来，东王杨秀清不仅被当作圣灵，而且还被当作“天父之口”受到尊重，从而获取了越来越多的权力。洪秀全则在此基础上，依照杨秀清的申述，对杨秀清借“天父之口”宣告的政令进行认可。但是，即使在杨秀清死了以后，实际的权力仍然掌握在那些将军手中，尽管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敢于公然反对洪秀全的方向。即使洪秀全自己，也没有将自己视为和平的帝王，而是相信自己受天地委托，卷入了与精神世界的魔鬼（颇具道家特色）进行的斗争。而他的追随者则逐渐发现，他们眼看着就要抵挡不住现实世界敌人们向他们发起的进攻了。
291令人惊奇的是，与其他以往未受到过基督教影响的农民起义不同，太平天国提出了解放妇女的主张。文官、武官领导权的冲突体现出的它与以往农民起义的间接联系是可以辨别的，但在妇女解放这样一个层面上，它却远远走在其他起义的前面。已经有部分文献可以证明，男女平等的思想，可以成为贯穿整个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一条思想线索。至少在最初，男女平等的主张还经常被付诸于实践。缠足被命令禁止，在新修订的规定中，妇女可以参加公开的考试（而且经常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实际成功的参加者，在当时，这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比例），甚至妇女还能够参军，建设她们自己的战斗组织。一些妇女能有机会受到人道主义的教育，而这一点，在历史上的中国并非没有出现过。接受教育的妇女的一些传说，在唐代以后便一直流传，成为通俗文学的主题，受到人们的赞扬与羡慕。只有在11世纪以后，这样一种相对于传统观念的，对于女性给予至少在理论上另类可能，才引起了传统儒家的警觉和反对。儒家不能确定这种思想对于占据优势地位的夫权结构会带来什么样的颠覆性危险。整个父权结构的巨大原型，来源于一种虚弱与野蛮，来源于将妇女紧锁于家庭的压迫与锁链之中。李秀成深明这一整套的压迫逻辑，并以他自己的反讽方式与其斗争。太平天国通过给妇女提供均等的机会，在这方面走得更加深入，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来自客家人的传统，以及中国在宋代之前的遗风。在这方面，妇女获得了明显的解放地位。太平天国时代的女人，能够获得不亚于唐代的妇女所能得到的地位与荣耀，“太平军中有‘萧三娘’，号女元帅……年二十岁余，长身猿臂，能于马上指挥其众。且能左右射。太平二年克镇江，尝帅女兵数百登城，勇悍过男军，当者无不披靡。”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一节 沉睡与来自天父的讯息（10）
292但是，对这种自由女性理念的再发现，仍然是女性追求她们在身体条件上与男性的等同，因此这种平等的观念在操作中也就很难持久。尽管他们艰难地推进着一夫一妻的制度（并且同时废除宦官制度），起义军的领袖们，尤其是洪秀全，仍然是妻妾成群。而那些严酷的道德律令，包括两性甚至夫妻之间的隔离，在操作中仍然导致女性权力的削减。因为这种主张并未能坚持多久，而且其初衷也含有自利的成分，太平天国对女性的解放顿然失去了它的荣耀。然而，他们所提出的那些主张产生的昭示作用，却会在历史上产生长久的影响 。
1859年，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制定的法典，将有关保护妇女社会地位的条款放在第一部分。这个法典由以下三部分构成：（1） 习俗化，（2） 制度化（服务于整个国家的发展），以及（3）刑罚化。其中的第一条，包含了对迷信的斗争。尤其是洪秀全经常向他的狂热追随者们宣称的，他所发动的战争，是“降魔之战”。这种破坏异教偶像的理论，在付诸实施过程中便退化成为对艺术品的大规模破坏。在中国南方，数不清的艺术珍品在整个运动中遭到破坏。尽管遭到破坏的只是“实物”，这样过激的行为，确实已经足以引起许多民众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不信任，而这些人群本来是有可能对太平天国报以同情的。很快，儒家学者们就发现，他们很可以利用民众这样的情感对他们产生影响。但是，刑法典的起草初稿很明显并不严苛。尽管它同样规定了死刑，但却禁止虐尸，并且取消了连坐。罪犯将被流放至外省（以促进对罪犯的再社会化进程）并且主要被罚修路，这样判罚的传统来自“五斗米道”，他们对囚犯的主要判罚方式也是使其从事筑路工作。至于制度化一条，其目录下包含的大量条款，都可以被视为实际上在进行的“西方化”或者“现代化”的努力：他们建立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禁止含酒精饮料，这些都很明显体现了基督教和清教传统的影响。
上帝与民族主义的王国
作为导言，我们在这里同样发现了他们对远方西方国家进行的粗略描述。他们对西方的幼稚看法并不值得惊异，因为甚至当时的清朝宫廷，对整个欧美的了解也是相当幼稚的。文献显示，清廷对外邦的措辞和文字上显示出他们的理解，与公元2世纪并无二致。随后所附的关于德国的一段话可为例证：“德意志联邦由超过十个联邦构成，相互独立且互不侵犯。他们虔诚的相信上帝、天父和耶稣基督。民众保守，国力不强，但其道德水准很高。他们有巨型船舶通商于各国之间，并为各国执政官员信任。在他们对事务的管理中，竞争并不激烈，因其人民并不喜好四处迁徙，他们深信上帝乃是人类敬畏的救世主，他们不喜好战争。”
293这种夸赞式的描述，再一次向我们印证了“距离产生美”的说法。然而，“国力不强”的德国并没有成为太平天国的典范，相反，他们选择了或许更有强力的美利坚。与将近十五个世纪以前，大秦帝国（GreatCh’in）在描述罗马帝国时，所显示出的欲与一争雌雄的雄心相比，此时中国对于异邦的描绘体现出的是不加掩饰的向往，其中迷漫着中国式的套话。他们相信，至少应当树立一个奋斗的目标，并且清楚地认识他们：这一部分的原文未能找到，此段从英文本转译。——译者注
“花旗国”，又称“美利坚合众国”，其国以守礼、诚信、富有、自足著称于世。尽管美国国力强盛，但却并不侵略它的邻居。它的土地上富有金矿银矿，却邀请其他国家之人进行开采。如果别国的人有能力，它也会将之记录在案，并选举他作为官员，这一点，显示了美国的大度。州长任期为五年，所得俸薪极少。任期结束后，他将必须离职，并再由选举产生另一位州长。为管理之便，各州将会定期聚会，并向联邦最高领袖提出建议。涉及选举学者、官员、填补空白等生死攸关的重要决策，则统一于固定时间，在一中间置有大箱的大厅内众议。所有享有权力的官员及市民都得参与，并将选票投入场中箱内。一个人得票越多，他被考虑的可能性越大；讨论越多，公正性越强。花旗国中，肢残者、聋人、盲人、哑巴、鳏夫、寡妇、无父无母者、无朋友者，都有救济院收养，并使他们在那里获得一项求生的技能。而且，那些鳏夫寡妇、失去双亲之人，其亲戚往往能够自愿热心地帮助他们，收养他们。因此，由于它的财富、谦恭、诚实以及自足，这个国度没有求乞者存在。
294很有可能，洪秀全能对美国产生这样的印象，源于一位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Robert，1802…1871年）。同样从此人这里，在太平天国起义开始之前，洪秀全于1847年用两个月的时间习得了一些宗教方面的知识。尽管有如此嘉许，洪秀全与美国也并不能建立比其他西方国家（如英格兰和法兰西）更好的关系。在实际中，其他西方各国所得到太平天国的赞赏也要比美国少。一封现存的洪秀全写与美国总统的书信向我们表明，太平天国不仅没有真正了解西方，而且对西方的政治关系也知之甚少：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一节 沉睡与来自天父的讯息（11）
“朕闻”其中一段如下写道“贵国重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为主。男女交际，无所轩轾，实与我天朝立国相合。朕甚嘉赏。一切交涉事件，可与朕弟仁往还。凡贵国人民来天朝者，皆上帝之子，朕必以兄弟相待。以后两国永久和好，朕有厚望焉。”或许，这封信中的语调，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太过于高傲跋扈。无论如何，西方的观察家很快就因为太平天国的骄傲自大而对他们产生了责备，并且随之而来在商业合作中，他们发现与太平天国要比与满清政府打交道更为困难，我们就不难理解，部分外国人很快便试图支持忠于政府的军队了。这种情况的发展所产生出最知名的结果，便是1860年“长胜军”（the Ever Victory Army）的组建。这支军队由中国的志愿者组成，并由来自西方的将帅担任军事领导，首任弗雷德里克·T·华德（Frederick T Ward），继任者为戈登（Gordon）将军。这支军队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做出了可观的贡献，但或许更大的成就，还是其他西方军队成功地阻止了太平军进占上海的努力。太平军对西方所给予的希望与同情，以及它在宗教信仰上与西方的亲缘，并未给它带来回报。相反，这些在一般中国人心目中，却被视为可鄙与卑劣的特征。
另外一点也很奇怪：太平天国并没有成功地利用毫无争议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对满洲贵族的统治，以补偿他们自身也同样感受到的被异族统治的屈辱。这种错误，主要来自于逐渐转向神秘主义的“天父”洪秀全的影响，中国汉民族绝对高于满洲蛮族的观念，逐渐被另一个更国际化（或者说超越国界）的概念“上帝的王国”所替代。诚然，尽管这种观念与传统的中国观念关于中华与世界的关系有协调一致的方面，但它仍然不能有效唤起中国自从蒙古人统治时期就已经茁壮成长起来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强大内在力量。这种唤起民众情绪的可贵机会，在几乎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部分的是被基督教）错过了。我们通过比较不同地域太平军能够相当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一份1850年的文献如下文所引：
我们相信，整个帝国属我中华而非鞑靼；衣食文明之创建属我中华而非鞑靼；男女民众物力，以至幼童，属我中华而非鞑靼。可叹，自大明江山易主，满族乘其便利，窃领皇权，陷我中华于困顿；夺我民众之衣食；甚而压迫我中华子女。
至1852年有如下言：
295“我们相信，整个‘帝国’乃上帝（God on High）之王国，而非鞑靼之帝国；衣食物力皆属上帝而非鞑靼。子女乃上帝之子女，而非鞑靼之子女。可叹，自满人之清朝入主，陷我中华于困顿；夺我民众之衣食；甚而压迫我中华子女。”
所有“忠”的观念，早在黄宗羲之时，正如民族主义者自我定位的那样，便是献身于明朝。但“明”这一特殊词汇隐而不见，转而作为取代的，是“中华”的概念。尽管洪秀全的确想以不同的方式向他的追随者们分别阐明“中华”与“上帝的王国”的特征，这种平衡仅在整个运动的开始最为有效；但对于外界而言，短期内却并不能使他们马上领会。另一方面，现存文献中的部分段落，也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太平天国中存在的弥赛亚情结。开始，洪秀全企图通过一种语言文字上的诡计，将中国表现为某种“选地”（chosen land）。他一度宣称此段非原文，由译者从英文本转译。——译者注：
天父在在源初就有教令，以中国为天之王国。因为中华（中可以理解为天地之中，华为果实）在源初便是天国的家，他同样也变为天父的名称（耶和华，在中文的表达中，可以以发音的近似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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