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说了一遍，何群恍然大悟、满脸尴尬。回到外景驻地开了一个会，统一了认识：一，这批样片好得不得了，立即送回厂里审查。二，用不着补镜头了。三，“砖窑”一场重拍，但要在这个外景点儿全部拍完以后，临撤退前补拍，而且不是“补”，是增加戏，增加几个镜头。可新鲜事物的起步绝非那么简单，传统观念的惯性束缚着几乎所有人的思维，看完样片后首先是演员不答应了。
他们对样片的风格极不理解。“八一”厂的一位老演员气呼呼地说：“拍的这叫什么？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我都没看见我那脸在哪儿，好容易看见一个，还在画面边儿上，还一半儿在外面，里边儿只剩半拉了！”这种情绪很普遍，我找这位老前辈谈了话。第二天又开了会，祝贺第一批样片的成功，并希望大家理解新的观念，支持年轻人的创新精神，中国电影需要突破。
下午我去了拍摄现场，再次使我震惊，这是“五代”给我上的第二课。现场围观的老乡甚多，我也帮着维持秩序，有一个人竟站到场子中央，我把他向外推说老乡往后往后，这人说郭导，我是演员，着实叫我一愣，我又推第二个，又是演员，过一会儿我又去推那第一个，还是当做了老乡。这人就是辛明。他说您怎么老推我呀！我还从来没这么眼拙过，任何戏我都可以从千百个老乡中，准确地抓出扮演老乡的演员，扒层皮都认得出是个“城市老乡”，可这个戏我居然一再上当。他们把演员剃光了头，淋上水，在太阳下曝晒，使头皮和脸色一致。他们不满足于服装做得旧，叫演员穿上衣服在土地上乱滚，在土墙上乱蹭，每个镜头前都往演员的头上身上撒极细的土沫，那真名符其实，一丝不苟。他们严谨的作风、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使我深受触动。
第四节
晚上回来又开了总结会，我表示了深深的敬佩之意。第二天我返回北京，要把样片发回厂，由厂里审查，我又担心了。其实那位老演员的看法，很具代表性，一旦这批样片不被审查人理解，再加上别有用心的人一起哄，整个摄制组就有夭折的危险，所以审查时我必须在场。往南宁发片的同时，我给生产办主任写了一封信：我没回去之前任何人不得看样片，片箱不得开封。我那时还有点儿“破”权力，领导也信任我。
十天后我才回南宁，片箱果然原封未动。当晚，厂里放两部片子，散场后将所有的人驱逐出场，只留下厂长和书记二人，我陪他们看样片，边看边解说；其实我说的都是我的学习心得。样片放完，二位领导称赞不已。
此后，我筹备自己的新片，再也顾不得《一个和八个》。待影片完成后立即轰动厂内，领导也喜不自禁，立即去京送审。我没挂名，那简直是骂人！
此片开拍前，电影局审过剧本，并特请陈荒煤同志把关，他认为本子很好，只是结尾太过悲惨，希望改得光明一些。这帮牛犊子们不改，争到最后决定拍两个方案，按原作方案拍一条，按荒煤同志意见也拍一条，两不耽误。
那时送审，由于多次发生审查现场局领导和创作人员发生冲突，后来规定凡审查现场，创作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只可“龟缩”在招待所，听候宣判；而且审查意见并不署名，只盖公章，整个感觉有点儿“虎”怕“牛犊子”了。思来想去不妥，我必须进审片现场。我便去请荒煤同志，想请他一人审查。他若通过放行，便可省去许多麻烦。我知道审查这关，人一多七嘴八舌是肯定通不过的。荒煤同志一直待我不薄，欣然允诺。
审查当晚，我带着片子和剪接师驱车前往局里，艺谋等人只能在北影招待所等候。车行半道，我问剪接师片子结尾接的哪个方案，他说是原作方案。我一下子就急了，太不懂事了，荒煤同志审查怎可接原作方案。他说哥几个都说第二方案太影响全片质量了，我说这第二方案能通过就不错了，只要通过就是伟大胜利，拿到通过令以后，再去耍赖要求换原方案也不迟。我叫司机立即打道回府去换方案，剪接师说第二方案带着呢，我叫他一进放映室立即换方案，有九十分钟的时间足够了。等到了局门口，剪接师进去了，我被拦在门外，不得进入，怎么求也没用，谁也不能破坏局里的规定，急得我直转磨。这时荒煤同志的车开到了门口，我属于老奸巨猾一类，立即冲上前替他开车门，扶着他下车走进了大门直奔放映厅，我扶着荒煤同志边走边说着话，一路上无人敢拦。看片子时我坐到荒煤身后，第二本还没放完，剪接师从放映间跑下来悄悄告诉我第二方案已接好了，我松了口气。
第五节
片子放完了，我紧张地望着荒煤，看得出荒煤同志很高兴，他说这些年轻人很了不起嘛！我忙问有什么意见？荒煤说没有，我忙问那就通过了，荒煤点点头说通过。没想到如此顺利。我由衷地佩服这群年轻人，有魄力！当年这个本子我是没敢接的呀，可这一关他们闯过来了，不服这帮年轻人行吗？我从局里出来立即跑到东四邮电局打长途向厂长和书记报喜，那份喜悦自不必说。我又赶到北影招待所，哥几个欢欣鼓舞，我叫他们立即回南宁做拷贝发行，而且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原作的结尾换上，只要发行了谁说也没用了，反正有荒煤同志兜着底。我以为万事大吉了。
第二天我到北影办事，居然看见这帮哥们儿一个没走！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走，何群说我们等某部长题字。太奇怪了，题什么字？题《一个和八个》的片名，我一听真如五雷轰顶，这不是嘬死吗？拿到了“通过令”还不赶快“夹着尾巴逃跑了”？万一上边有这样那样的人事关系、万一有什么恩恩怨怨、万一某部长要看片子、万一……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他们不听，说与某部长的儿子是铁哥们儿，万无一失。我无奈地走了。
我一向对请首长题字怀有看法。有的连片子都没看就请首长题词，片子好也还罢了，片子不好，不是有损首长的形象吗？这样的做法于中国影视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些人也永远变不成“真老虎”。
毋庸讳言，《一个和八个》寻求题字之举实属这帮年轻人急于求成的侥幸心理，我十分反感。后来，艺谋、何群等人成了“真老虎”那是靠自己的天分、才能、刻苦、勤奋所得。所以，正经的从影人员，还是在艺术上多努力吧！
第二天，果然传来消息，某部长要看看片子才能题字。对如此危险的信号这帮年轻人竟置若罔闻，说荒煤同志已经通过了，还会有什么问题？我说找个借口，字不必题了，赶快回去做拷贝。不听。片子送上去了，还等着吃热屁呢！
两天后噩耗传来，不但字没有题而且指示该片先不要发行，有些问题需要研究，请文化部领导看一看。这下全他妈傻了，“牛犊子”就是“牛犊子”！我去局里游说。局里确实已经说了不算。我想无论如何要让影界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形成压力，便提出既然有问题就要修改，能否请一些专家来会诊，看看片子，集中意见好一次修改完成。局里斟酌再三同意了。但规定范围要小，以七八个人为宜。开了口子就好办，索性把结尾换上了第一方案，将拷贝拿到北影，在小放映间组织了几个人看。
这消息早已在影界传开了，闻讯前来的人很多，索性来个开门迎客，谁爱进谁进。顿时小放映间里人满为患，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而且第一排座位前面的地上也坐满了人，直坐到银幕下面需九十度仰脖儿才能看见。
第六节
我从小看电影几十年，从未见过一部影片放映中会有如此热烈的反应，都是内行啊！场内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影片一放完，全体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他们愤怒地问这片子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通过？此消息传开，无数没看到片子的人强烈要求再放一场。反正也这样了，一不做二不休。第二天，干脆租了“新影”大礼堂，影界的朋友们蜂拥而至，有头有脸儿的名人全来了。整个礼堂人挤人、人挨人，几无立锥之地，入口门外都站满了人。这才真叫盛况空前。
影片放完后，全体起立鼓掌达十分钟之久，一浪接着一浪。我就纳闷儿，他们怎么就看不出片中的问题呢？觉悟太低了吗？嗅觉太迟钝了吗？消息立即传到了电影局，我被叫去，受到局领导严厉的斥责和警告，并封存拷贝，严禁任何人再看。
我急了。不是应该相信群众吗？干嘛这么害怕群众？终于吵得地覆天翻，我已经控制不住地满嘴脏话，被秘书大人用力推出了办公室，说怎么可以这样和领导说话？一走进大办公室我又和他吵了起来。旁边的几位干部也都跟着帮腔说我不对，他们一再说有人说有什么问题。我说你们少说别人，你们说有什么问题？都不说了，还是那位秘书更坦诚些，他说：“我认为没问题，可我说了没用，你最好去找×领导，在局里闹，一点儿用都没有！”那就找吧！此时《一个和八个》的主创人员全都没有了发言权，我去找×领导，他们只能无奈地在楼下坐在车里等消息。我是软硬钉子碰了一轮，走投无路只好又来求陈荒煤。
荒煤同志身体很不好，住在北京医院，我十分惭愧地向他描述了事情经过，他显得很疲惫，阴沉着脸听完了我的汇报，两眼始终低垂着看着盖在他腿上的夹被。我知道我们使他陷入了非常被动、非常尴尬、非常为难的境地。沉吟半晌，他才喃喃地说：“宝昌，我告诉你，现在这部片子不修改是绝对通不过的。”还能说什么呢？真是对不起荒煤同志啊！我只好说请局里给个意见吧，一二三四五……全写清楚，只要这样改了就可以通过，我们回去改。
一个星期以后文件下来了，那些意见真是惨不忍睹啊，艺谋等人拿着意见灰溜溜地回了南宁。改吧！改好以后再次送审，顺利通过，应影协之约又放了一场，场内寥寥无几的也就坐了二三十人，都看得垂头丧气。一放完罗艺军便指着我大叫：“改得这叫什么？简直是化神奇为腐朽！”骂谁呢？又不是我们要改，“宁可封杀也不改！”说得轻巧，厂里投了几十万元，不收回成本厂里职工还不把艺谋等人吃喽？那也是一群老虎啊！一个电影人，其实就是坐在虎山上。
第七节
五年以后“广西”厂新来的厂长决心再搏一下，恢复了《一个和八个》的原貌，得到电影局首肯，并送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参赛，终于获奖。
我自己筹备已久的影片《雾界》要开拍了。分完镜头以后，我把张艺谋、何群、肖风请上了我的外景地“大明山”，并叫我的摄影师与艺谋同住，以便早晚请教。我把我分的一百六十八个镜头画了一百六十八张图，每天与三位一起切磋、研究，受益匪浅。这是“五代”给我上的第三课。他们又和我一起采外景，满山乱跑。我要选个入山口，看了多处都不满意，后来终于选定了一个，张艺谋说这地方不错。
从阳光明媚的山外跟着人慢慢摇进阴暗潮湿的原始森林……可惜前边儿这棵树挡了来路，而且避不开，除非把这棵树砍喽，那就豁亮了。是啊，那倒是豁亮了，砍树？犯法！抓住了得进班房。艺谋说不能砍那这个景就放弃吧。
最后也没选到比这儿更合适的，那就砍吧！深夜，我带了组里一帮“土匪”摸到山口，这个时间看林子的人员绝上不来的。好家伙，那棵树要两个人才抱得过来，砍！乱斧齐下，足足弄了俩钟头，树倒了，我们合力将它推下悬崖。为了毁灭罪证，又挖土铲草皮将地上裸露的树桩埋好，我边埋边说：“对不起！对不起了！”为了艺术您就牺牲一把吧，这都是张艺谋的主意！”
《雾界》刚一开拍，“广西”厂又来了一位“牛犊子”——陈凯歌，他自己带了一个本子，那就是后来轰动中外的《黄土地》。可他与厂签约要拍的是另一个本子，他要毁约换本子，而且指名要张艺谋合作摄影，而厂里已经决定叫艺谋上另一部片子了。厂里如何能够答应？凯歌拿着一封陈怀恺老师的信来找我了。这给了我多大面子！
为了达到目的使《黄土地》上马，可以这样说吧，我与凯歌耍了无数“狡猾的阴谋”、“卑鄙的伎俩”、“无耻的手段”，终于如愿以偿。凯歌说我是“教父”，其实我就是个“教唆犯”。无数的记者（包括港、台）都向我追问过这段经历，但由于牵涉到很多好人和小人、受骗者和得益者，所以只能是无可奉告——现在依然无可奉告，给人留点面子。只是受益者至今不知如何受的益。
《黄土地》上马了，“牛犊子”们去了陕北外景地，我则又上了“大明山”。本又以为万事大吉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黄土地》下马，摄制组被连夜从陕北召回。我闻讯大惊，忙停了《雾界》的拍摄匆匆下山赶回厂里。各种人都在表演，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又是由于“面子”问题，此事依然无可奉告。最后《黄土地》重新上马，凯歌胜利了！他们重回陕北，我又返回“大明山”。
第八节
越是“无可奉告”吧，媒体就越是关注，越是好奇，越是刨根问底，想弄个爆炸性新闻抢个头版头条或红字标题。每次采访都弄得我很狼狈。不管我们使用了什么手段、何等伎俩，我们不是坏人，没做坏事，堂堂正正地想干成一件事——干一件自己想干又于己有利、于中国电影有利、于国有利的好事。电影界太复杂，你想规规矩矩按部就班地去干，根本就不可能做成！你必须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上蹿下跳，拳打脚踢。累不累？真累！可别无选择。不做铁砧就做铁锤，凯歌、艺谋都选择了铁锤，所以成功！这种选择都使他们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我的《雾界》完成以后来京送审，未被通过。我太知道个中原因了。自《一个和八个》吵翻以后，我决心不再进电影局的门。去干什么？早已没有了“回娘家”的亲切感。
应影界同仁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