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向沉稳的莫行健与部长助理谈话时，竟一度争了起来。
莫行健主任等候与部长助理谈话，安排得比较靠后。部长助理希望多谈一些专家，所以时间排得很紧，一般一位30～40分钟。准确时间不好推算，所以部长助理秘书通知谈话的下一个专家前来时，已打出提前量，而学校负责接待的人员通知系里，系里通知莫行健，又层层提前。偏偏前面一位和部长助理比较熟，一下子谈了一个多小时，所以莫主任平白无故地多等了小半天。
部长助理知道莫主任是军事医学的改革派，学术作风的新潮派，也是傅潮声的“保皇派”，所以是比较重视这个谈话机会的。按照他的习惯，待莫主任一坐下，便开门见山地提出三个有关军事医学观念更新的问题：
1。从技术和安全角度考虑，科技干部参加“反恐”行动，是以发挥知识优势确保救治任务完成为主，还是要直接参与攻防行动？医疗单位“反恐”训练的方向应该如何把握？
2。“绝密项目”究竟有哪些技术秘密？是个体作坊式的技术保密效果好，还是正式立项科技保密效果好？
3。“江之湄事件”如果出现军事医学技术秘密泄露，那么最大的危害和最严重的程度是什么？
莫行健听罢淡淡一笑，不假思索地说道：“我倒想也给尊敬的部长助理提三个问题：
“一。从现实和未来角度考虑，一个军事医学科学家离子弹的有效射程有多远？他是要学会保住自己的性命，也包括他的知识和技术优势为主，还是靠别人保护自己？别人是否靠得住帮得上？
“二。爱因斯坦的E=mc2究竟有哪些技术秘密？他临终时签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是认为他对世界军事做出了贡献，还是认为在战争与和平中做了蠢事？
“三。如果我不向您汇报‘绝密项目’的技术细节，那么对我的前程和工作最大的危害和最严重的程度是什么？”
部长助理历来以尊重知识分子而著称，他有许许多多专家朋友，但是还从未遇到如此不恭的抢白和反诘。脸渐渐憋红了，正待说什么，莫行健看了看表，客气地说：“部长助理，按照通知我的谈话时间是10点半到11点10分，现在是11点40，已超过半个小时了。我的实验工作还在进行，那些仪器中的标本不等人，我先告辞了。”说完径自走掉了。
莫行健的意思，部长助理是充分地明白了。但是再有学问也要学会尊重人吧，这种方式和态度，直气得他是一佛涅槃，二佛升天，半天没缓过气来。
秘书见状，连忙叫来傅潮声。
傅潮声进来后，部长助理二话没说，“啪”地一下子把一份材料摔到他面前，抽身回套房里屋去了。
傅潮声默默拿起这份材料一看，《新世纪办校十谏》，龙教授写给总部党委的。
第十二章（2）
作者：郭继卫
这两天，傅潮声下班后便回家去了，既不再到办公室加班，也没去招待所与工作组的同志，包括部长助理那里聊天。
既然学校中冒出了反对力量，那么就让他们尽情地往工作组反映去吧，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如果工作组的同志们不能对当前局势有一个基本的清醒看法，自己去做工作也无益。
在家里，傅潮声表面上一切如常，和叶宜楠吃饭、闲聊，看看电视。叶宜楠知道他心里不痛快，也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装作外面什么事也不知道，以免给他在家里也造成压力和不快。只是她悄悄把傅潮声的情况去给老爷子说了说，老爷子未置可否，倒说大家都别理他，这就像酿一桶好的葡萄酒一样，品质的好坏取决于静置的效果，不到火候切不可搅动倾轧。
晚上九点多钟，看到叶宜楠已投入于一部流行电视剧，傅潮声便轻轻走进书房，拿出部长助理气急败坏地甩给他的《新世纪办校十谏》。这是龙教授当面呈给部长助理的，有他的亲笔签名。据说这东西在民间特别是学校的政治领导层中，已开始流传，一时也赢得了些叫好声喧哗声。
此时的龙教授已不是彼时的龙教授了。龙教授从地方大学初到军医大学时，他那种务实的思维和直白的风格还并不为大多数人接受，而现在市场经济之风已吹遍了每一个角落，龙教授与市场接轨、与利益挂钩、与伙伴抱团、与同行竞争、与社会打成一片的做法成为引领风气之先，俨然变成一批新兴的、且日渐壮大的学术势力代表和领军人物。而且，借军委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生长干部的策略，龙教授入选了总部“地方引进优秀科学家”十佳之列，并由军委记功，政治荣誉上红极一时。那些个学界老将们多不敌他的风头，又佩服他的风光，只好戏称他是江山军医大学的戈尔巴乔夫。
傅潮声草草一看，便发现这个《十谏》与唐朝魏玄成《谏太宗十思疏》意境相似，觉得这个主意便有些牵强。
龙教授非臣子谋士，而部长助理或者希望通过部长助理再向上转送的总部领导，也不是封建帝王，何“谏”之有？不如直书“建议”、“想法”更妥。
但他又不得不承认，这个古不古、今不今的叫法，对通今而不博古的现代人有点吸引力。
魏徵旨在进谏唐太宗应固本浚源、文武并用、垂拱而治，着重提出十思，从道义从情从理，均不失为千古叹为观止之佳构。一千四百年过去，对今时、今事、今人包括傅潮声本人，仍有深刻的劝诫作用。
龙教授借此一喻，不能不说经略之煞费苦心。
有古之高人戒勉做暗线打底，龙教授笔走龙蛇，铺张了十条治校方策。提出了“保证与深化党的绝对领导，党委建设要时代化、权威化；重大决策民主化和领导任用开明化；军事医学教育兼容化国际化；医院建设与医疗技术发展的规模化效益化；科研竞争面向全国显示化市场化；学科建设与发展方向高原（非高峰）化和多元化；人才培养综合化人性化；为部队服务的务实化具体化；硬件建设一投多用形成现代化通用化；校风与人文环境的科学化开放化”等等。
看待龙教授不能以魏徵的胸襟才识为尺度，而现代高等学府的管理也与封建帝国没有可比性。但单就这十论而言，龙教授是下了工夫的，既有国内乃至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观点新思潮，也含有当今历史条件下军事院校建设的特点，触及难点与困难，对本校实际亦有一定的具体结合，大块问题基本找准。
坦白来说，傅潮声初任领导岗位时还没这么个客观思考，一个专家教授能有这么个视界的占位高度实属不易。但是在干了几年校领导之后，傅潮声对他业务建设的原则构想是不能认同的，这基本上是学校以前的也是许多其他大学传统办校方式的现代包装版，重视了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管理以及市场经济等几乎所有的外在因素，唯独没有像傅潮声那样研究军、医、大学这几层关系的内在联系与矛盾。军队人才培养增大依托国民教育的比重，是军事高等教育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调整优化军队院校的整体结构，有效利用国家教育资源，集中优势加速自身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宏观策略。如果是为了追赶时髦，在院校业务建设的具体方针上也盲目地增大通用学科的比重，盲目强调与市场接轨，那恰恰是违背了这一政策的深刻内涵。若依照龙教授的观点，军医大学的功能和价值将进一步丧失使命感与特殊性，进而失去其生存的价值，更不必说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了。
加之它处处注意攻击傅潮声改革探索中的薄弱环节或未成熟之举，且行文没有摆脱现代八股，去刻意拼凑多少个“化”，反使真正的、有价值的意图表述不清不透。
这样的东西，要是傅潮声在大会念出来，恐怕没什么人会在意。而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背景中却还出现争相传看、一时洛阳纸贵的架势，倒可以用社会心理学中，当观念变革、团体压力使人感觉自由受到威胁，而出现心理反感（psychological reactance）这一理论来解释。
傅潮声丢开那份材料，心中冒出一些消沉。他绝难相信龙教授这类人，会如他一般对国家和军队那么忠诚。
军医大学已不是超脱世外的一方净土，而学术界或科学领域一旦出现腐败，可能是致命的和难以弥补的，就好比世界上公认的一把标尺为虫所蛀一样。学术腐败可以借理性的外衣混淆判断标准，可以假科学的名义营造虚幻的希望，可以以权威的姿态为私利镀上光环，伪科学对真理和道义的侵害往往是无孔不入的。忠诚与求实是不能吹出说出写出的，必须由人玩味体会出才好，毕竟他傅潮声已身在高层。
他头往后仰，转椅富于弹性地摇晃着。于是他顺势抬腿把脚搭到桌上，自寻惬意。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或许谁来当这个校长都一样。变革的历史潮流终究会推动整个社会和群体发展，要想早一些或晚一些启动，都是不合时宜也就是不遵从规律的。一所大学就好比月球，你登不登上它，它都会按照它既定的规律运转。你自以为征服了月球，却丝毫不能改变它的转速和方向，所谓的征服，便是你可以站到它身上留下几个微不足道的足印儿，并用自己的语言称呼它，你也没有奢望它会答应你。你只是自以为表明了你的态度，尽到了你的责任而已。
从部长助理那里出来，便有人告诉他，莫行健把首长顶得够呛，不仅没有给部长助理下台阶的机会，而且搬出爱因斯坦晚年的懊悔之心，来说明没有把握的科学研究公布出来是多危险和愚蠢。
他没去找莫行健问这些事。但如果扯到什么爱因斯坦，他是不赞同的。这个譬喻一来有政治条件上的不适当，二来是谈话对象上的不对头。没有此种经历的人，体会不到一个责任感极强的大科学家的烦恼。这就是科学和政治的基本矛盾，只有杰出的政治家才能够对历史的教训敏感和尊重。
傅潮声能够想象出，搬出爱因斯坦会让一个高级军官多么不快。爱因斯坦不是一名军人，更不是一位指挥员，他向道义负责，并不向军事行动效果和军队荣誉与士气负责。
他也能够体会搬出爱因斯坦，对莫行健来说是多么沉重和矛盾。军事科学像开路先锋，自身毁誉事小、肩负的团队的乃至历史的责任更为重大。
在晚年的爱因斯坦眼里，科学是为某种超越个人的理性世界服务的自由思想，合理的、和谐的社会实践是科学这一自由思想的发展基础。但是科学家是弱者，他既改变不了社会，也左右不了自己的成果。正如阿尔夫雷德·诺贝尔发明出威力前所未有的炸药后，为了对此赎罪而设置出促进和平的诺贝尔奖。爱因斯坦也是一样，“我们之所以曾经帮助创造这种新武器，是为了预防人类的敌人先得到它。然而，战争是赢了，但和平却还没有。”他所缔造出的那个魔鬼一出世就甩下他飞跑，像一张王牌传来传去。时至今日，天可怜见没出什么事，也恰是由于不听他的话的人越来越多了，王牌与王牌对峙了，人们在刀剑搭建的安全下苟且偷安，那不是理性上的觉醒而是情感上的恐惧。
科学赠给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是欣喜的砝码，留给科学家的却往往是痛苦的责任和矛盾的心情。
有这么一些科学家是因伟大，而注定受历史更大的嘲弄吗？那么就会还有一些科学家为避免嘲弄，而拒绝着或谨慎选择着伟大。为之忠诚的层面竟然怀疑其忠诚，为之奋斗的理想竟然漠视其奋斗，傅潮声感到沮丧和狐疑。这一个时期以来，为什么凡事总在他认定最重要、最需要、投入最大、预期效果良好的关节点上出问题？
这里面，究竟有没有逆时而行的地方？
古老的东方哲学大师孔子“行藏”之论，弥漫进入傅潮声的脑海：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
“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不行三军之职，同样可谋三军之事。傅潮声沉闷的思维之中，仿佛开了一扇射入阳光的小窗，从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他可以静下心来全力突击“基因之剑”，更可以从宏观和整体层次思考此类研究的深远拓进。
渐渐地，他似乎看见那道思维之光照亮了他的眼前，一簇簇概念、判断、推论、联想，轻松自如且接二连三地蹦跳进聚光的视野。傅潮声扯过一张白纸铺在那一派灿烂中，抬笔写下“制生权”三个字。A·T·马汉、美军理论家、海权论；G·杜黑、意大利战略家、制空权；以及新军事变革之风吹来的制太空权、制电磁权……多少慧眼独具的风云人物，多少名垂军史的伟略奇谋，运筹决胜的风采照耀的是人类斗争进程的长河。相比之下，一城一池一事一物的争夺又算得什么！而战争过客来来往往，适当其时，制生权理论是否即将呼之欲出、粉墨登场？或者，已到了描述它的雏形的火候？
一串文字行云流水而出：
制生权（command of the biotechnology）是指： 在军事行动与武力威慑中，在一定时间内对军事生物技术运用的优势控制权。
广义的制生权应该包括各种生物技术攻防手段有效使用、生命力（军事人员作战能力）的维持及增强、生存质量（己方军、民全部人员）的保障，以及战场生态环境的保护。
狭义的制生权就是现代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技术的军事运用能力。
夺取制生权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己方兵力在生物技术攻防中的行动自由，保障己方生物技术安全；丧失制生权则失去了以生物技术手段作战中的安全与自由，并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根据控制有关技术运用的目的、项目、范围和持续时间，可分为战略制生权、战役制生权和战术制生权。
制生权既可借助现代技术装备和武器系统的获得，也可以依靠自身特色与方式独立取得。它将使现行战争样式、作战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