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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顾维钧回忆录记载，大战期间，英国就对日本有过承诺，支持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大战结束，英国非常感激日本“在战争中的贡献”，所以，在巴黎和会上英国极力支持日本。
根据英国政府的亲日政策，梅含理政府在香港一方面对中国居民采取高压政策，严订警律，凡集会游行都要经过华民政务司及警察司许可才能举行，否则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驱逐出境。另一方面港府对日本人则采取保护措施。“五四”运动爆发后，港英当局更是竭尽全力镇压中国居民的爱国行动，保护日本在香港的势力。
对于梅含理的媚日行为，香港居民非常气愤。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顾港府的规定条例，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十分活跃。各私立中文学校的教师在讲台上慷慨激昂，陈述国耻，启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有些学校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为作文命题，引导学生参与爱国行动。许多学生把家里的日货清理出来，集中到荷里活道中环警署附近当众焚毁，表示对港府镇压政策的蔑视。私立陶英学校的学生，手持“爱国伞”（内地生产的纸伞），上街游行，高呼“提倡国货”的口号。皇仁书院、圣士提反、英华、圣保罗等著名学校的学生也都分别举行集会，并决定成立“学生联合会”，草拟章程，准备联合行动。
面对香港知识界高涨的爱国热情，梅含理极度不安，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事态扩大。港府首先命令全体警察一律取消休假，处于警备状态，同时，加派武装警察在日本人商店门前及附近街道日夜站岗巡逻，对日本侨民严加保护，保证日本人的物品和饮水供应。梅含理还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办法，征集后备警察，配足枪支弹药，日夜在街道巡逻，随时准备镇压香港人民的爱国行动。
对于港英当局的镇压，香港各阶层民众非常气愤，纷纷行动起来加以抵制。居住在湾仔的市民拥至日本商店门前示威，投掷石块，捣毁橱窗，高呼抵制日货的口号。家庭妇女拒绝使用日本火柴；商人在华商总会集会，议决提倡国货。先施、永安、大新、真光等大百货公司，宣布以后多采办国产丝绸、苏杭杂货，欢迎各界人士到公司检查有无“仇货”。一时间阴丹士林及爱国布等国货十分畅销。
对于香港民众的爱国运动，日本政府十分恐惧，派出“长门”、“陆奥”、“扶桑”三艘新式巨型战舰，驶泊在鲤鱼门外，炮口直对香港，以示威胁恫吓。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还发出照会，要求港英政府取缔有反日言论的报刊书籍。港英当局与日本紧密勾结，共同对付香港爱国同胞。港府华民政务司通知《循环日报》、《华字日报》等中文报纸，“不准煽动抗日爱国，妨碍治安，不准提帝国主义等词语”；香港教育司指令汉文视学官检查全港各私立中文学校，如有采用上海会文堂出版的《初等论说文范》作为课本的，立即禁止。因为该书有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内容。警察司还派出警探到书市搜查，看有无《初等论说文范》积存，如有发现，立即没收。
尽管如此，经过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已经深入香港人心，香港的社会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部分爱国学生节衣缩食，解囊捐款，在西营盘及荷里活道租赁地方，设立“策群夜义学”，亲自担任教员，免费供应书籍纸笔，教育贫苦儿童。各行各业的进步工人逐渐团结起来，组织工会。青年学生抛弃旧礼教，提倡科学，提倡男女平等，社会风气大大改观。
刘郎中巧对抚华道
在港府官员中，设有华民政务司，专门管理中国居民的一切事宜。最初称为抚华道，后来改称华民政务司。司署首长由英国人担任。首任抚华道是英籍德国人吉士笠。署内的职员被称为“师爷”，“师爷”负责署内的文书，文书多用中文。居民有事上书政务司，须用“禀帖”，居民的禀帖或与政务司对话，抬头称“大人”。这一连串的名词，都是中国传统的词汇，大概是英国人用以笼络华人的手段，抑或师爷们的杜撰。
华民政务司的日常事务很繁杂，港岛与九龙之间，港岛与澳门之间往返船只的牌照，码头工人、街头轿夫、车夫、摊贩的牌照，全由华民政务司签发。更夫巡逻街道，大小庙宇的承投，妓院旅馆、慈善团体等都由政务司管理。在发放牌照、承办投标等事务中，司署上下，明里暗里，收银应当颇丰。
华民政务司除繁琐的日常事务外，还有更重要的政务，例如，审查中国人的公开函件，检查各单位的升旗降旗，等等。陈谦先生在《香港旧事见闻录》中，曾经记述过一个抚华道刁难华人文字罕见的故事，很能说明华民政务司的功能。这个故事，发生在梅含理总督上任初期的抚华道诺克身上。
香港神庙的一切事务，例如神庙的历次出会、舞龙、舞狮、点睛开光等活动，多在荷里活道的文武庙或铜锣湾的天后庙举办。对于这些活动，华民政务司每每不惜纡尊降贵，亲往主持。1912年，上环荷里活道文武庙举办关帝爷诞辰庆典，在文武庙关帝诞劝捐小引里，用了“华夷杂处”一句话。华民政务司看罢，对“夷”字大为不满，认为是贬低英国人，有排外含义，执意追究。这篇小引出自谁手，并没有署名。华民政务司不问情由，就把在水坑口开业的中医刘香石传讯。当时刘香石正在医馆为人治病，差役突然到来，并且大声说：“你是刘香石吗？华民大人叫你到署谈话。”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传呼，刘香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向差役问清原因。差役阴阳怪气说道：“你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大人传讯就是要问你自己，不关我事。”刘香石看到差役的恶劣嘴脸，便热情招待茶水钱，并且陪笑脸请教，差役才告诉他，是因为文武庙建醮劝捐小引的一句话。在场的同仁都站在刘香石一边，支持他去和华民司争理。
刘香石读过四书五经，通晓“夷”字的含义，如何与华民政务司对答，他成竹在胸，十分镇定。按照指定的时间，他穿着白布长衫，手持象牙柄雕羽扇，鼻架金丝眼镜，脚穿厚底毡鞋，大摇大摆走进华民政务司署。
华民政务司诺克一见刘香石即大声斥责道：“你身为文武庙值理，为什么劝捐小引内用‘华夷杂处’一句。夷是‘番鬼’，简直是侮辱大英帝国。你在香港行医，受了英国的好处，居然用此恶毒的词句，煽动群众，究竟是何居心？有无受别人指使？”
华民政务司气势汹汹。刘香石却手摇羽扇，慢条斯理地说：“这小引是我自己执笔，并非受任何人指使。我是中国人，读过《孟子》。《孟子？离娄》篇内曾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这章书的‘夷’字，明明说舜为东方的圣人，文王为西方的圣人。夷字是代表地方性的，不一定是指大人所说的‘番鬼’啊！孟子既以‘夷’字说舜与文王，所以我用‘夷’字代表各国人，绝对是有所根据，不是存心恶毒。你大可翻开《孟子》看看。”
诺克听了，明知是刘香石强辩，也无法加以反驳，更不能治罪，只好改变口气，心平气和地说：“刘先生真是博学，能引用古书来说明夷的含义。”同仁们都为刘香石驳倒华民政务司而高兴。
第十六任 史塔士REginald Edward Stu
1919年9月23日，史塔士就任香港第十六任总督。至1925年10月。延期一年。
史塔士（1876～1947），又译司徒拔。英国人，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锡兰辅政司多年，有殖民地行政管理经验。
1919年9月任香港总督后，1920年，史塔士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香港的经济资源，研究香港经济及商业国际化问题，并制订工厂法及有关法例。同年邀请社会人士和教育司署代表合组教育委员会，制订香港教育政策。创立英文书院，以加强港岛英文中等教育。又开拓港岛东区及北角海滨的大片土地，兴建筲箕湾至石澳、黄泥涌峡至浅水湾、深水湾、香港仔等公路；开设九龙巴士公司和中华巴士公司。1925年10月离港，赴牙买加任总督。曾受封爵士。1947年去世。
史塔士任内，工人运动不断，重大的就有“省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使香港海陆交通陷于瘫痪。英国政府不得不把史塔士调回伦敦，名为商讨局势，结果一去不复返。
两次历史性大罢工均发生在史塔士任内，但责任并不完全在他。他上任前的1910年至1919年十年间，通货膨胀严重，米价上涨，房租成倍提升，工人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劳资双方矛盾尖锐，劳资纠纷蓄势待发。但是，史塔士对工人运动采取了敌对的态度，没有处理恰当，连伦敦也不满意。
从史塔士开始，港督译名逐渐中式化，如郝德杰、罗富国、杨慕琦、戴麟趾、麦理浩等。
百年罕见的粮荒
史塔士上任伊始，便赶上香港百年不遇的大粮荒。
第十六任史塔士香港居民的粮食来源，当时主要是东南亚各国，如越南、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地。香港经营粮食的商行，拥有庞大的资金，与产米地的商人有密切联系，每年收获季节，就地收购，运返香港，资本雄厚的米行，在当地开设碾米厂，就地加工，运回香港存入仓库，然后再批发给零售米商，居民吃到的粮食是零售商的转手货。米价的高低完全由米商操纵，香港政府不予过问。
香港人口逐年增加，到1918年前后，人口已达五十余万，对于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多。粮食问题日渐突显出来。
1918年亚洲南部地区大雨成灾，稻谷普遍歉收，而1919年该地区又遭受严重旱灾，稻谷杂粮的收获仅得二成。由于连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东南亚各国所产粮食仅够当地居民食用，无有多余出口，香港的粮食来源发生问题。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海上运输船只受到战争破坏，处于修理和补充的阶段。香港与外地的海上运输很紧张。轮船公司也乘机提高米粮运输的运费，更增加了香港进口粮食的困难。当时经营粮食的大商行仓库空虚，粮源又断绝，毫无办法。港府当局对此置若罔闻，使局面越来越严重，市面米价一日数涨，原来每百斤6元，后来升至60元，几天之间便上涨10倍。
当时的香港市民收入一般都很微薄，家中无有积蓄，挣一天的钱，买一天的粮食，而零售米商又从中作梗，只卖给大户，不卖给购米数量零星的市民，使市民经常买不到米。市民聚集在粮店门外等米，越聚越多，朝夕不散。而警察又不体谅市民的困境，反而以阻碍交通，扰乱治安为名，挥动警棍强行驱赶群众。群众忍无可忍，时常同警察发生格斗，出现流血事件。据陈谦先生回忆，初时只在维多利亚城的环头环尾一带小米店发生警民纠纷，后来愈演愈烈，中环荷里活道的振隆米店，文咸街的恒裕泰米店等繁华地段的大米店，都出现殴斗现象，致使全港居民人心惶惶。
香港当局看到局势不可收拾，迫不得已，雇用太古洋行的轮船到中国上海、芜湖一带买米。粮食运到香港，港府出面定价，上等米100斤20元，中等米100斤15元，糙米100斤10元，至此，米荒才算得以缓解，风潮暂告结束。
同孙中山的冲突
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护法军政府，展开更大规模的护法斗争。对于孙中山的军政府，英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即不承认这一与北京对抗的地方政权，也不卷入该地方的纷争。但是港英政府却采取了与伦敦不同的态度，对孙中山极为仇视，总督史塔士甚至渴望有人去暗杀孙中山。香港当局之所以对孙中山及其政府如此仇视，余绳武、刘蜀永先生所主编的《20世纪的香港》曾作过具体深入的分析：
香港与广东有着特殊的地缘与人缘关系，因此，广东在港英当局发展对华贸易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香港输往华南各地的货物绝大部分须经广东分发，另一方面，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土特产品也要经广东转运香港出口。港英当局为此控制了广东的水陆交通、铁路和能源等主要经济命脉。可以说，香港作为远东转口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除其自身的条件外，广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香港政府对于广东政局的变化格外关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倡导者孙中山先生抵粤，是对在粤拥有巨大权益的港英当局的威胁，当然也就不为他们所容。
第一个冲突首先围绕着广州政府收回海关所欠关余而展开。为解决财政上的紧张状态，1920年年底广州军政府照会北京公使团，要其饬令代管关余的银行委员会将广东地方应得的13。7％的关余立予摊分。遭到了公使团的拒绝。1921年1月，军政府毅然宣布，将从2月1日起收回护法省区各海关的管辖权。对于军政府这一举动，香港当局担心会直接影响粤港间的贸易，抢先采取了行动。在军政府宣布将接管海关后不久，港英当局即派遣两艘军舰驶往广州，在粤海关示威恫吓。英国外交部也要求香港对广州实施经济封锁。但英国殖民地部对此则持谨慎态度，提出应首先听取香港总督的意见。
史塔士与香港总商会的代表磋商后，向殖民地部建议，封锁广州，列强应联合采取行动，若香港单独采取行动，势将危害香港的利益，而其他列强定将从中获利。
孙中山鉴于列强态度强硬和广东政局的动荡，认为采取行动为时尚早，宣布暂缓接收海关。
广州护法军政府与港英政府的第二次冲突是围绕着废除“卡赛尔煤矿合同”一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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