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一个跨世纪的灵魂-哈代创作述评- 第13部分

　　在梅瑞狄斯的建议下，哈代放弃了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穷汉与贵妇人》的出版，并开始写作另一部长篇小说《铤而走险》。二人从此结为莫逆之交。哈代前期的几部作品，大都是由梅瑞狄斯推荐出版的。

　　哈代和梅瑞狄斯成了密友之后，二人一向过往甚密。哈代很尊重这个思维敏锐、见解深刻、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洒下不少汗水的师长，梅瑞狄斯则对哈代深刻的人生阅历和洞幽悉微的哲学宗教观念颇为赏识。据有关材料记载，师徒二人经常在一起彻夜长谈，相互交换文学、哲学和宗教以及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看法，但他们并不避讳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上的相异，甚至常常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不过这丝毫无损于他们之间的友谊。

　　如果将哈代和梅瑞狄斯的作品作一比较，会惊奇地发现，两位密友在哲学宗教观念和艺术手法等各个方面，不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几乎是“卓越地相互补充。”

　　首先，梅瑞狄斯是世界主义的，而哈代则是地方主义的。翻开梅瑞狄斯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作品气势宏伟，场景开阔，覆盖面大。上至资产阶级政客名流，下至贫民窟的失业民众，无不一一有所涉及。相形之下，哈代作品所涉及的范围要狭窄得多，其最有特色的赛克斯风情”本身就是一种束缚，这种束缚使得他的小说难以走进生产和文化都稍高一等的都市生活。另外，哈代小说中虽花不少笔墨描写过宏大的生活场景　（如《还乡》中对埃格登荒原恢宏广袤气氛的描写），但它毕竟是很狭小、很有限的空间，是地方主义的。

　　其次，从作品的风格上看，梅瑞狄斯的风格艳丽浮华，而哈代的作品却有时是粗糙地将句子堆砌到一块儿，就像一个人用干巴巴的石头垒墙一样。梅瑞狄斯一向创作态度严谨，他曾痛下决心，抗拒商业化的压力，决不为追求畅销而损害他的文学理想，这理想自然包括充满精湛技巧的风格。为此，他大量引经据典，在他的作品中警句格言，哲学概念，复杂的句法频频出现，无不显示出作者广博的学识和创作态度的严谨。类似隐喻速记的方法达到思想的迅速转变。他书中的人物有的以他们机智的谈话而著称，有的则以他们内心的许多深奥思想而打动读者。哈代作品中的人物描写和心理描写有时候虽然也很细腻，但这些细致入微的描写却往往缺乏凝聚力而显得有些零乱和散漫，这大概跟哈代所受的语言教育有关。

　　再次，梅瑞狄斯有超凡的欢快活泼的才智，而哈代头脑清醒，坚韧地从异常的人类命运的大海深处汲取着智慧。这一区别表现在梅瑞狄斯作品中的人物生动活泼、富有幽默感，让人在诙谐幽默的情趣中感知对现实、对人世的无奈；而哈代作品却条理明晰，说理透彻，让人充分体验到作者思想感情的火花。

　　最后，二人的区别还在于他们描绘的生活场景和题材的不同。梅瑞狄斯能够极其精彩地描绘贵族、知识分子和社会名人的生活，把握其言谈举止就像指挥乐队一样；而哈代则对威塞克斯的乡下人了如指掌。不过描写起更复杂的阶级中的人物（比如说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或城市居民）则显得技巧不足。这是由他们生活方式的兴趣程度不同造成的。前者渴慕贵族、高级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生活，自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倍加关注：后者喜爱纯朴宁静的威塞克斯风景，也必然对当地的人情风物了如指掌。

　　除梅瑞狄斯外，哈代还同当时英国的两位著名作家乔治·吉辛（GeorgeGissing，　1875—1903）和乔治·莫尔（GeorgeMoore，1852—1933）结下一定交情，吉辛和穆尔都信奉自然主义，是英国自然主义作家的代表和先驱。自然主义的起源跟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创立的唯物主义的进化论学说有着很大的关系。达尔文的生物学名著《物种起源》（1859）发表后，一些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把动物界中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结论扩大到人类社会。他们断言：较强的、较有适应力的能继续生存，极力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可动摇性辩护。这就是在西方盛行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社会达尔文主义”便成了十九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自然主义者的宿命观念的哲学基础，他们断定，既然生活是弱者和强者的永久斗争，那么，社会的进步就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生活态度也不是积极的。

　　自然主义宿命论的哲学基础，与哈代哲学观念的悲观主义因素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

　　哈代的创作十分清楚地表明，作家以洞悉社会、揭示社会问题为己任。他早就注意到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哈代生活在社会底层，他有大量机会接触失业工人、贫困破产的农民以及由于贫困而导致的饥饿、灾荒、瘟疫等，这些见闻使他早年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产生了怀疑，并进而对资本主义采取强烈的批判态度。然而，哈代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因为他不得不承认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生产力。从这一点上来说，哈代又欢呼革新，赞成新的生产和经营方式。他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中代表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的伐伏里彻底击败保守落后势力的代表亨切尔。便是他这一心理的极好写照。这样，一对矛盾便在哈代心目中形成了——就是真实的人性和原始的自然同工业文明下人的异化的矛盾。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哈代希望通过资本主义内部的调节机制把这一矛盾弱化以至消除。然而，现实毕竟是严峻的，社会的进步，工业的发展必须以部分人的异化为代价。资质敏感的哈代自然看到了这一点。同时，寻求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也很不现实，这样，哈代思想便随即向悲观主义转化。他的作品处处充满悲剧色彩，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悲剧气氛。即使是在他少见的几部喜剧作品中，也同样充盈着哀伤凄婉的格调。

　　哈代对资产阶级工业文明的批判，一开始就引起现存制度的辩护者——被称为“清格罗斯忠实信徒”的人的不满。他们认为哈代吹毛求疵，不知好歹，并送他“悲观主义者”的绰号。同时，哈代思想上的敌人——“乐观主义者”、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些作家——明目张胆地故意责难他的作品“缺乏乐趣”、“硬梆梆地”、“不调和”。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对这些责难进行驳斥。“谈谈悲观主义，我的口号是，”哈代写道，“首先正确地诊断出疾病……确定疾病的原因，然后去找药石，——如果有药石的话。乐观主义者的口号或实践是：对实际病症闭眼不看，只是为了预防症状而采用经验主义的万灵药。”他还说：“幸福的无思”使人们不了解“关于《希腊》（雪莱诗——引者注）中的合唱队高喊　‘常胜的邪恶以狂叫去迎接初升的太阳的千万人的情况。”

　　哈代没有能够“正确地诊断出”社会机体的疾病，更不用说找到医好疾病的药石了。因此，这位作家始终感到世界的混乱不堪，感到资本主义生活秩序对缺乏物质财富的人们的敌对性。

　　哈代悲观主义特质形成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西方人生活和信仰的支柱——基督教——的怀疑和背叛。如果说哈代在青少年时期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的话，那么，在接受近代科学“洗礼”之后，他则逐渐认清了基督教的本质。他亲眼目睹世上芸芸众生受苦受难，而上帝却无动于衷，终于觉悟：处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不能依靠上帝拯救灵魂，也不能依靠上帝来摆脱悲惨的命运，人类自身的解放只能靠人类自身的努力奋斗。

　　哈代认识到基督教的欺骗本质后，便毫不犹豫地同它决裂，并在作品中对宗教作了口诛笔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无名的裘德》。在这部寓意很深的世界名著里，哈代塑造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裘德的形象。裘德从一个狂热的基督教信徒沦为“上帝”的敌人，无疑是对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强有力的挑战。

　　在《德伯家的苔丝》里，作者问道：“苔丝的保护人在哪里？她那虔诚信仰的上帝在哪里？”同样表明哈代对基督教崇拜的怀疑。

　　那么，哈代以极大的勇气否定上帝，抛弃基督教教义，他是否因此而得到解脱，从而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了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哈代认清了宗教虚伪的本质，并毅然与“上帝”决裂，的确难能可贵。然而，可悲的是哈代寻找不出社会的光明前途，所以，“上帝死了”之后，空前的迷惘和失落也随之降临。思维失去了根基，哈代只好执着于现实，把生活的理想与信念都寄托到个人奋斗上。可他耳闻目睹的个人奋斗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被难填的金钱欲拉进了深渊，或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一败涂地……他相信人定胜天，宣扬人的威力，可他又分明感到：冥冥中总有一股什么神秘的力量把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残酷地践踏；……这样，悲观主义又一次在他心目中增加了不少份量。

　　总之哈代的悲观主义与吉辛、穆尔等人所倡导的自然主义宿命论是有明显区别的。自然主义宿命论表面上“客观地”描述世态人情，骨子里则充满着无奈与绝望，使人看不到前途和希望。而哈代的悲观主义则含有告诫人们不要沉溺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表面上的浮华，不要因此而头脑发热，要保持理智和冷静，对这虚华的世界“诊断出疾病”，并能出具药方，然后寻找治病的“药石。”由此可见，哈代的悲观主义并不意味着悲观厌世和绝望，相反，它明显地包含着一种对完美和光明前途的寻求，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与哈代同时代的作家和文艺批评家瓦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也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人物。佩特是英国当时一个著名的艺术流派颓废派——的代表人物。他与哈代在艺术观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佩特一开始就否认艺术的任务是培养善良的品德，认为艺术不问道德不道德。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指出了文世复兴时代画家的作品的不道德特征。并对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评论。他从蒙娜丽莎脸上极其神秘的半微笑里，看出了“希腊的兽性，罗马的淫念，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及其教会的虚荣心和浪漫主义的爱，多神教的世界复萌和波尔查的罪恶。”

　　按照佩罗的观点，艺术作品与它所表现出来的全部伦理思想无关。它之所以有价值，首先是由于制作的形式完善。他甚至在《文艺复兴》一书中断言，艺术与伦理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艺术家的任务，就是不论艺术创作或科学的意义如何而使人得到主观的快乐。他认为艺术应当摆脱从属于题材的地位。这显然与唯美主义观点相吻合。

　　相对来说，哈代则并不那么执着地追求美，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而是努力发掘人物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等社会内涵，由此引发出作品中蕴含着的教育意义，并藉此来证明自己的进化向善论。自然，哈代并没沿袭传统的小说格局，把善与恶的斗争作为小说的主题　（善与恶的斗争又表现为英雄与恶棍的斗争）。在他的几部名著中，我们很难找出白璧无瑕圣徒式的人物，也很难找到罪行滔天匪徒式的人物。但是，这完全不能说是哈代没有是非观念。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诸方面推进的过程中，在作者所创造的清新自然的语言格局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到作者赞扬什么，批判什么。比如说，在《无名的裘德》中，作者对基督教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而对裘德的纯朴、善良和孜孜以求则给予肯定和赞美，——尽管裘德的一切追求最后都化为泡影。

　　哈代的作品有时甚至过分追求道德说教作用，未免使人产生牵强附会的感觉。在《德伯家的苔丝》里，哈代对在安矶充满爱情的目光下牛奶厂鲜活生动的景象作了一番细致而真切的描写。描写过后，大约是怕读者不了解自己的一片“苦心”，便复又在这段抒情性极浓的描写后加上段不协调的议论：

　　原来人生意义的大小不在于外界事物的变化，而在于内心感受和体

　　验；这一点，安玑儿和许多别人都很明白。拿一个感情丰富的乡下人和

　　一个冥顽不灵的皇帝相比，还是那个乡下人的生活更充实、更伟大、更

　　奇妙。他用这种眼光来看牛奶厂的生活，就觉得这里和别处的生活一

　　样，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上面这段描写本来是说明安玑因苔丝住在牛奶厂里，所以觉得简陋的房屋也值得留恋。堕入情网的男子心理本来早已坦露无遗。再加上这段议论，就未免有画蛇添足之嫌了。其道德说教的口吻，溢于言表。

　　在当时英国流行的文学派别中，还有一个影响较大的“新浪漫主义者”流派，它与哈代在文学观念、艺术风格等方面也有显著的区别。其代表人物是史蒂文生和康拉德。

　　新浪漫主义者在世界观上与当时盛行的几个文学派别都格格不入。他们既谴责颓废派的无意志和消极性，又拥护侵略主义者对其他民族的鄙视，赞扬生意人、冒险者和殖民者。他们企图用另一种在他们看来是积极的原则，也就是充满危险、奇遇和斗争的明朗、愉快的生活理想来与自然主义文学中流行的忧郁绝望情绪、象征主义的悲观和空虚相对立。

　　这些作家反对庸俗生活的可鄙和平凡，也反对唯美主义的消极性，而寻求那些使他们能够脱离当时的英国生活而用自己的理想来与这种生活相对立的体裁和形式。因此，他们就倾向于对历史中、长篇小说（如史蒂文生、哈加德、科南·道尔）和冒险性的“异国情调”的长篇小说（史蒂文生、康德拉哈加德）的创作。

　　然而，无论新浪漫主义小说创造的历史多么辉煌，主人公的形象多么高大，它们毕竟不是现实的产物，相反，它们则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新浪漫主义者们正是感到了现实世界的无奈，才转而向虚幻的、理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