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谷温虽是上高鹗的当，但他颇有“宝玉即雪芹”的观念，这尚可说他是个善读书者。但他还说“高鹗娶诗人张船山之妹，亦有诗才之人”，这恐怕是齐东野人之语了。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顾颉刚此前没有看到过盐谷温的著作，而且他看到郭绍虞的译本并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进行比较后，只是认为两人搜集的资料有很多相同，但没有指出其间的借鉴关系。在写此信时，顾颉刚和胡适正频繁地通信谈论红学，两人还见过面，他对胡适研究红学的情况应该说是十分了解的。如果胡适的初稿系在盐谷温成果基础上发挥而来，顾颉刚当会了解这一情况，这样，他在给俞平伯的信中就不会有这种第一次看到该书的语气了。
大体说来，胡文辉和程巢父的反驳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综合各方面的材料来看，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应该是独立完成的，借鉴盐谷温成果的可能性不大。他的改定稿之所以会比初稿有很大的改观，一方面与他本人的努力有关，一方面与顾颉刚、俞平伯这两位功力深厚的学生加盟有关。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亦师亦友治红学（1）
与王国维十几年前的孤军奋战不同，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得到了其学生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在资料、观点方面的大力支持。胡适在其口述自传中曾专门提及这一点：
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这些学生——尤其是顾颉刚——他们帮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
三人以胡适为核心，组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红楼梦》研究小组，相互间推敲辩难，书信频繁往来，大家合作得十分融洽，可惜这一良好的研究风气和传统未能为后来的红学研究者所继承，大量缺乏公平、宽容精神的争吵使红学研究领域几乎成为一个学界的演兵场和弹药库，融洽愉快而富有成效的合作研究越来越少见。
三人的探讨在胡适《红楼梦考证》初稿的基础上展开。1921年3月27日，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初稿，但他并不满意，因为有关作者的材料太少，有些问题模糊不清。于是，他写信给仅比自己小两岁的学生顾颉刚，请他帮忙查找材料。顾颉刚接到来信，立即到图书馆查书。从此，两人书信不断，开始长达数月的红学探讨。其间，俞平伯受两人的感染和影响，也加入进来，由此形成了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三人小组。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打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量资料被挖掘出来，有关作者、版本、续书方面的观点经过三人的推敲和驳难，更具说服力。
1921年11月12日，胡适写定《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与原稿相比，改定稿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在立论上，都有了十分明显的提高。虽然文章最后署名为胡适，但它可以说是三人合作的结果，顾颉刚、俞平伯对该文作出的贡献是十分显著的。
这场红学讨论在帮助胡适完成《红楼梦考证》改定稿的同时，还催生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三人在这场讨论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作为学生的顾、俞二人，更是从此得到了学术上的训练，体会到治学的乐趣，后来成为在各自领域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
这段经历对三人来说都是一份十分美好的人生记忆，中国现代学术史也因此增加了一段佳话。
1921年4月2日，胡适给顾颉刚写了如下一封信：
颉刚兄：
近作《红楼梦考证》，甚盼你为我一校读。如有遗漏的材料，请为我笺出。
你若到馆中去，请为我借出：
昆一，《南巡盛典》中的关于康熙帝四次南巡的一部分。
潜三，《船山诗草》八本。
你若此时不能到馆，且不必亟亟。附上我的借书证。
这是胡适与顾颉刚谈论红学的第一封信。胡适何以要找顾颉刚来帮他校读文章、借阅书籍而不找其他人，两人此前是什么关系？研究新红学的开创，对此不能不有所了解。这里稍作介绍。
胡适虽然和顾颉刚只差两岁，属于同龄人，但他们却是不折不扣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是胡适自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开始的。当时顾颉刚是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的学生，此前的哲学课由陈汉章讲授。年轻的胡适是在同学们满是怀疑的目光中接替陈汉章的。对此，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曾有生动的描述：
“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顾颉刚很快就听出了门道，认为胡适“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并向同学傅斯年推荐，两人对胡适“非常信服”。
这种师生关系对顾颉刚来说十分重要，对其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据刘俐娜在《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一书中的归纳，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方法层面，即“不迷信任何人的怀疑精神”、“追根寻源的历史方法”。
师生关系之外，胡适和顾颉刚之间还有着相当不错的个人交情。1920年，顾颉刚大学毕业，在胡适的帮助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编目员。但这一职位的薪水不够养家之用，于是胡适又伸出了援助之手。据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介绍：
这个难题让胡适为之化解了，他愿意每月贴父亲30元，请父亲在图书馆工作的同时，助其编书。……
如果父亲没有得到胡适的津贴，确是很难在北京立足的。
对此，顾颉刚很是感激。此后，两人交往甚密，谈学论文，书信不断，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一直保持到1948年胡适离开大陆才中断。对胡适来说，他之所以愿意帮助顾颉刚，一方面是出于师生之情，另一方面则出于对顾颉刚的赏识。他曾在1922年4月12日的日记中这样评价顾颉刚：
颉刚近年的成绩最大。他每做一件事，总尽心力做去；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把那件事做的满意，往往还能在那件事之外，得着很多的成绩。同辈之中，没有一人能比他。
这是胡适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对顾颉刚的评价应用到顾颉刚帮他查找《红楼梦》资料这件事上无疑也是十分贴切的。
有了这样亦师亦友的关系，胡适才会在1921年4月初找顾颉刚帮忙校读文章、借阅书籍和查找资料，因为顾颉刚有这个便利，也有这个能力。虽然无意于研究红学，也没有专门的研究著作，但顾颉刚仍然是红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成为新红学的开创者之一，这固然与他本人的严谨、认真有关，更为重要的是胡适的提携。
接到胡适的书信后，顾颉刚十分重视，当天就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去查阅资料。由于没有找到胡适所需要的资料，顾颉刚决定第二天到京师图书馆去找。从此两人开始了三个多月的红学交流，这种交流虽然也有面谈，但主要是通过书信方式进行的。其间，顾颉刚还和好友俞平伯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相互以书信形式探讨《红楼梦》的有关问题。在新红学的开创过程中，顾颉刚不仅是一位重要成员，同时还起着联络的作用，胡适、俞平伯之间的红学意见主要是通过他相互传达的。
据笔者对《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俞平伯论红楼梦》、宋广波所编《胡适红学年谱》、《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所收三人往来书信的统计，1921年4月至10月间，三人共写论红书信56封，其中胡适致顾颉刚13封，俞平伯致顾颉刚18封，顾颉刚致胡适16封，顾颉刚致俞平伯9封。相比之下，顾颉刚写得最多。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亦师亦友治红学（2）
对三人当时相互探讨红学的情景，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红楼梦》问题是适之先生引起的。十年三月中，北京国立学校为了索薪罢课，他即在此时草成《红楼梦考证》，我最先得读。……他感到搜集的史实的不足，嘱我补充一点。那时正在无期的罢课之中，我便天天上京师图书馆，从各种志书及清初人诗文集里寻觅曹家的故实。果然，从我的设计之下检得了许多材料。把这许多材料连贯起来，曹家的情形更清楚了。我的同学俞平伯先生正在京闲着，他也感染了这个风气，精心研读《红楼梦》。我归家后，他们不断的来信讨论，我也相与应和，或者彼此驳辨。这件事弄了半年多，成就了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平伯的《红楼梦辨》。
无论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还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顾颉刚都付出了许多劳动。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顾颉刚帮胡适查到了许多珍贵资料，这里依其与胡适书信的先后归纳如下：
书信日期所查资料1921年4月4日国子监碑文中有关高鹗的记载、张船山赠高鹗的诗、《诗人征略》有关曹寅的记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楝亭书目》、《观古堂书目》、葵愚道人《寄蜗残赘》。1921年4月12日《有怀堂集》、同治十三年修上元江宁两县志、光绪六年续纂嘉庆本《江宁府志》、雍正本嘉庆本《扬州府志》、《楝亭五种》、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宋荦《绵津诗抄》、《江左十五子诗选》、沈德潜《国朝诗别裁》、《丙辰札记》中有关曹家家世资料。1921年4月16日《天津图书馆书目》有关《楝亭集》的记载、《江南通志》、《苏州府志》。1921年4月19日《八旗氏族通谱》、《楝亭诗抄》中的曹家资料。1921年4月20日《八旗通志》、叶燮《己畦集》中有关曹家的资料。1921年4月23日《仪真县志》、徐乾学《园集》中与曹家有关的资料。1921年4月26日《楝亭集》、《施愚山集》中曹寅的资料。1921年5月26日章实斋《信摭》有关曹寅的记载。1921年6月23日铁保《梅庵诗抄》、袁枚《随园诗话》。1921年7月10日《中国人名大辞典》、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丁日昌《持静斋书目》相关资料。1921年7月18日钱泰吉《甘泉乡人稿》、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1921年9月6日王朝《楝亭词抄序》、《梦痴说梦》。由上述表格不难看出顾颉刚当时对《红楼梦》研究问题之重视，也可由此看出其勤奋程度及深厚的文献功力。更为重要的是，顾颉刚并不是简单地为胡适查找材料，他还常常对找到的材料进行梳理、分析，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订正《红楼梦考证》初稿中的疏误，其中有不少被胡适采纳。
三个多月的红学研究无疑是紧张、辛苦的，但对顾颉刚来说则是快乐的，他不仅得到了探讨学术的乐趣，同时也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有益于其日后的学术研究。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曾表达了这种感受：
我从他们和我往来的信札里，深感到研究学问的乐趣。我从曹家的故实和《红楼梦》的本子里，又深感到史实与传说的变迁情况的复杂。
从此以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学海无涯，到这时更望洋兴叹了。
在探讨过程中，顾颉刚还产生了写红学研究文章的念头，他在1921年4月12日的书信中曾有这样的打算：
把历次所得，集成一篇《曹寅传》，放在先生办的《读书杂志》里。……
我拟编一考证《红楼梦》的年表，年岁下分为四格：第一格为当时政事，第二格为曹家事及与曹家有关系的事，第三格为存疑，第四格为杂记。将来如有新发见，就可记在上面。
对此，胡适在1921年4月13日的书信中表示“极赞成”。
在1921年5月26日的书信中，顾颉刚又有新的想法：
我拟细看《红楼梦》一遍，做一篇《高鹗续作〈红楼梦〉的线索》，说明他续作取材的所在。日来颇有所得，等看完时当详细奉告。
可惜顾颉刚后来因其他事情耽搁，未能动笔，否则他很可能也会写成一部专著，就像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那样，与《红楼梦考证》一起构成新红学的开山之作。好在他写给胡适、俞平伯的书信都保存了下来，其当年探讨《红楼梦》的情景今天仍可摹想而得之。
在20世纪红学史上，再也找不到这么一位奇特的人物，他无意于红学研究，却成为新红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没有专门的红学研究著作，却是公认的红学家。这正应了一句老话：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20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刻意要做红学家的人并不少见，但无意于红学而成为红学家者则极为少见，顾颉刚就是其中的一个。
涉足《红楼梦》研究，对顾颉刚来说，是一份难得的人生机缘，它既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也是人与书之间的缘分。在20世纪红学史上，富有戏剧性的事情经常发生，顾颉刚的红学研究经历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他涉足红学研究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对其本人来说，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段学术经历成为他人生中美好的回忆，对其日后的学术研究也有着潜在的影响。对20世纪红学史来说，这段因缘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佳话。
直到晚年，顾颉刚仍关注着红学的发展，比如对20世纪70年代真伪难辨的曹雪芹佚诗，就相当关心。尽管其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那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