陡徊罹嗟募本缋┐笕缫坏兰す獯痰盟怯械阏霾豢邸�
改制后，敦煌经贸局长党兴海承认，贫富差距确实进一步扩大了，但它在为一种新体制开辟道路。如果不改制，政府会整天忙于应付企业出现的问题，资源会被消耗在企业的低效率中，公共利益被忽视。
而退出国有资本后，政府将资源集中到公共设施的建设中，多数人的利益会在这种资源配置中得到公平的体现。
改制之前，敦煌18家国有企业总资产9213万元，负债却高达8684万元，如敦煌饭店负债400多万元，驼铃饭店负债300多万元。这些国有企业几乎没有创造什么财富，它们只是在国有资产名义的掩盖下，消耗着本不应由它们继续占有的资源。
改制后，在私人资本意志的指引下企业资产迅速增加，亏损的形象被盈利的面孔代替。政府将过去用于解决银行不良贷款、企业高负债等的资源，转到自来水厂的改造、污水厂的修建设上。
虽然敦煌的私营企业还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但旧体制随着国有资本的退出不再发生作用。清除了挡在私人资本扩张路上的阻碍后，私营企业迅速增加，达1800多家。
最明显的是，改制为敦煌的私人资本扩大了寻求利润的空间，工人的利益也得到了增加，有些工人的收入由原来的每月400多元上升到500甚至1000多元。
过去，受航空、火车、通信不足的制约，酒泉的内在能力无法释放。即使它能生产出有市场需求的商品，因运输不畅通使酒泉有40％的货物运不出去，需要的商品又运不进来。当付出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时，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必然要降低。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酒泉经济的一个亮点。发射中心形成了一个生活群体，经济能量与消费力无疑要在酒泉释放，处于嘉峪关的酒泉钢铁公司连带着一个8万多人的群体，它们的消费已融入到酒泉。
拥有10多万人的玉门石油管理局将迁往酒泉，它将带来4万多人。这个群体的到来不仅扩大了酒泉消费量，而且使酒泉的城区向外进一步地伸延。即使没有内部企业支撑，仅靠这些外来的大企业或特殊的军事基地，酒泉的经济规模也排在了甘肃的第三位。
建立工业强市仍是酒泉市官员挥之不去的梦想，石油、化工、矿产、农副产品深加工，是他们的一个支点。旅游看似是酒泉的朝阳产业，但它占的比例却很微小。兰州到敦煌的游客除了选择飞机以外，还有的人乘火车到嘉峪关再转乘长途汽车到敦煌。
乘飞机去敦煌的游客，他们到达敦煌后面临着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不能办理落地签证。外国游客是敦煌游客的一个支柱，而敦煌有限的航线使它不能连通中国其他重要的城市。火车到嘉峪关后仍要转汽车奔波300多公里到达敦煌，如此耗费时间，使游客已失去了游览的兴趣。
兰州距敦煌1200多公里，即使有铁路也不能直接通达。资金的限制使兰州至今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从河西走廊通向敦煌。旅游景点距离太远，旅程费用过高，使游客感到去敦煌是一个豪华旅游。
酒泉至张掖的高等级公路目前仍在规划之中，99公里的投资以亿为单位不是酒泉所能承受。寻求贷款和国债资金投入是不可缺少的选择。酒泉至卫星发射中心200公里，道路建设需3 。5亿元投资，国家拿出一部分资金。
对于酒泉来说，这条路的修通将把卫星中心的人口消费纳入酒泉的范围，而酒泉能将游客带到卫星中心。能够利用的另一个资源是卫星中心的机场。该机场以前只作军事用途，现在开通民用航线后，酒泉向外辐射的经济圈进一步扩大。
另外，一条长400公里的铁路也在规划之中，该铁路经过卫星城，穿过内蒙的巴丹吉林沙漠，到达策克口岸与外蒙古的边界。那里有一个巨大的露天煤矿，靠中国人开采，只要推土机轻轻一推煤就露了出来。目前还没有找到市场。
每吨只有18元的低硫、高发热的优质煤，对酒泉不仅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正在规划中的河西走廊煤电基地，使酒泉计划从外蒙古的这个露天煤矿，每年进口8000万—10000万吨煤带动当地的发电产业。
给玉门、嘉峪关和酒泉等县市供电的玉门石油管理局电厂、酒泉钢铁公司电厂，不仅发电量有限，而且这些小型的电厂建立早，有些设备已经老化，这些城市如果不建立自己的发电厂，随着经济的增长用电量增加，必然制约自身竞争力的提高。
像所有的城市一样，酒泉也建立了经济开发区，三年以来园区内建成或正在建的项目达到了50多个，与外地资本联合在区内投资的公司占大多数，园区的产业仍依托当地的农副产品优势。
人才、技术、资本不占有优势的酒泉开发区，本地企业难以支撑大的投资项目。通过优惠的土地出让，引进外地资本成为了它的一个重要选择。
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资达到6000多万元，完成园区配套设施，大约需要2。4亿元，这对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城市来说有着巨大的压力，每年除从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以外，还要依赖土地出让金的支持。
资金的不足使园区还拖欠着施工公司不少的工程款，寻求贷款解决基础建设资金，已成为了园区的一个现实考虑。工业园区从来就是吸引外来资源，以外部的技术变革力量使它内部释放出创造的活力。另外，产业链的形成使园区产业能够在产品的上下游形成一个连接，使生产成本大大降低。然而，地处偏远的酒泉靠什么与外界的资本、技术发生融合？
在酒泉，国有企业改革的号角实际上在1997年就吹响了，但直到2000年，酒泉市包括所属县市的152家国有企业才进行第一轮的产权试验。国有资本就像下山的夕阳一样，它长长的影子不再笼罩在那消耗大量资源却没有效率的厂房上。
人人持股的方式是酒泉分解单一国有产权的第一步，根据工龄的长短给员工配股，每一工龄配500元股，即使干了30年的员工，也不过配上1。5万元股，而管理层持股数量高于员工2—3倍。股份合作制中虽然改变原来的国有独资制，但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并未解决。
员工比较认同这种改制，他们以为自己的命运与企业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但人人持股的方式还是没有解决产权清晰的问题。大家觉得都有权力掌握企业，而实际上谁也决定不了企业的命运。你不关心企业的走向，我也不操心企业能否摆脱困境，企业陷入了集体无意识之中。
引进私人资本使国有资本整体退出，员工整体安置，带来了酒泉第二次国有产权裂变的浪潮。员工按工龄持有的股份以每年1000元的价格量化给个人，资金由新的收购方支付。拿到资金的员工与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完善了产权关系的企业面向社会公开出售，国有资本结束了它统治的时代。
第四章垄断造就的虚弱工业为新兴的中产阶层打开了大门（2） 解除了劳动关系的员工，如果被资本方看中就与新的老板签订合同。收购企业者大多数是原来企业的管理人员，他们通过贷款、积累等方式，成为企业资产的所有者。
有些企业只要能偿付员工的安置费，企业资产就以这个价格被资本方收购，而债权与债务也随之落到他头上，但大量由计划经济留下的债务靠什么来还清仍是一个未知数。收购者有的是以贷款买下了企业，企业旧有债务没有还清现在又背上了新的债务，接手收购企业的日子成为他们负债经营的开始。
银行贷给原来国企业的资金，仍要这些新的资产所有者去最大化创造利润来加以偿还。因此，银行与新的资本方继续保持着过往的信用关系。
新的资本方在收购了原来的国有企业后，他们给企业带来了一种什么的命运？他们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经营理念？被他们聘用的员工如何看待他们一夜之间成为了资产的所有者？资方与劳方在利益分配上会发生哪些冲突与矛盾？
有一点很清楚，资产所有者与员工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资方要获得利润就必须要从亏损的阴影中走出来，并清除旧体制留在企业身上的烙印；而员工要使他的位置不被新来的人取代，就要最大化地创造价值以被资方认可。
两种压力的碰撞，将那些生了锈又重新上了油的机器运转得更有效率，靠自己掏钱卖下来的企业，每付出一分钱老板都要计算它带来多少回报，效益就在资方对每一分钱成本的控制中，获得了最大化的提高。滚滚而来的利润印在了资方露出笑容的脸上，破败不堪的国有企业经过他们资本的武装获得了市场胜利。
每一天企业会产出多少货物？需要多少成本能够换回多少利润？企业还能支撑多久？技术是否能超越竞争对手？还有多大的市场没有占领？明天是否要调整产品结构？所有的疑问都在他们心中涌动，忽而紧锁着眉头看着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一忽而在轰鸣的机器旁边来回踱着步子，追求每一天利润上升的激情，时刻将他们的内心搅得热血沸腾。
将亏损的国有企业卖给了资本所有者，政府似乎减轻了压力。但失去原来保障体系支撑的员工，他们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得到了补偿？没有一个谈判场所能让工人们提出补偿的条件。
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虽然不得不离开自己干了几十年的国有企业，但国有身份的突然失去使他们感到如同漂泊在大海上的一叶孤舟。无疑，这种变化莫测的巨浪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遭遇。而那些被资本所有者留下的员工，也在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资本所有者：会给自己的劳动支付多少价格。
推动私人资本收购国企的官员，也深知那些下岗工人没有得到足够的福利保障。然而只能维持吃饭的财政，实再是囊中羞涩，难以给工人处于最低保障线的生活增添一丝温暖的色彩。
重建新的工业精神与企业管理秩序，淹没一个破落、陈旧工业时代业的苍白与伤痕，将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神种子播在由传统文化包围过的每一个工人的心中，新的资本所有者能实现这种使命吗？他们是否会在独断专横中，将家族化的影子笼罩在还没有消除亏损的企业中？
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工业化，未受过现代职业培训，也不是从一个纯粹的私营企业成长起来，而是在低效的体制将国企资源快要耗尽时，新的资本所有者才在资本的驱使下充当了收购的角色。
银星纸业是在2002年结束了国企的身份，控股者曾任酒泉市副市长。他出资收购银星时，企业负债2000多万元。支付员工转换身份需要的资金后，银行贷款成为支撑它启动新项目不可缺少的因素。
银星年产量2万吨，原料供应紧张。银星造纸的原料主要是小麦秆，酒泉农产品结构的调整使农民种植小麦的面积大幅减少，原料供应受到制约。银星不得不寻找新的原料。
在现有的产量下，每年需要原料4万吨，缺口在1万—2万吨。原料不足加上资金紧张，是银星扩大规模超越竞争对手的一大障碍。
以每年工龄1000元的价格，员工结束了与原国有企业联结的身份。但还有700多名员工与新的出资人签订了雇用合同。重新签订了1—3年合同的员工面对新的资本所有者，他们有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
政府制定了买断工龄的价格，使得工人难以与政府展开谈判。他们在国有企业几十年的消耗，最终只得到了一年几百元或一千元的补助，他们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当然，政府也有他的考虑，如果价格定得过高那些亏损的企业根本就卖不出去。
新的资本所有者似乎吸取了国有企业管理者与收益者相分离的教训。在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后，积极安排管理层持有公司的股份，使管理层紧紧地围绕着公司利益运转。有40多名管理人员每人出资5万元成为了银星的股东。
资本的刺激很快收到了效果。银星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先生说，现在他是公司股东之一，把公司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做是他心中的一个信念。尽管是2003年国庆节，可他从1日就来到公司上班，他每天都要来公司里看看是否有不安全的现象出现。
强烈的责任感无疑来自他的公司股东身份。公司的财产已有他的一份，他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公司资产增值升值，利润刺激着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加快企业运转。
有意思的是，银星的工会与党委组织并没有被老板放到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或者随着国有资本的退出而消失。相反，工会与党委进行了重选，成为旧体制结束时，工人与新的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一个粘合剂，减少工人们在新体制中心理上的被抛弃感。
工会亲近员工，安慰员工，给员工节日里的喜悦，帮助困难的员工，至少使他们在心中感到工会能成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银星的资本所有者让工会在企业中发挥作用，如同机器获得了润滑油能够更加高速运转一样。
资本所有者很清楚地意识到，企业要从亏损的阴影中走出来离不开员工的努力。如果员工的积极性能像上了油的机器一样释放出新的能量，利润自然会流进自己的口袋。
不同的职位在银星获得不同的收益。个性、能力和创造性得到了不同的发挥。收入都超过了原来的水平，即使是几十元或者上百元的增加，都能使员工感到他们的利益在增加。
一个员工对我说，银星改制之前，他干了10多年每月收入还是300元，现在达到了900元。过去的300多元使他感到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特别困难，自己的尊严无处实现，离破产边缘不远的企业使他几乎看不到希望。
20多年在国有企业暗淡的日子里，他既不可能积累财富也没有看到自己价值的上升，拿到工龄补助款后他才有了银行存款。他认同改制，新的企业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收益，为资本家打工的想法随着收入的增加渐渐地消除。
压力也随之加大，一夜之间国有身份被打破，上班喝着一杯茶看着一张报纸就能拿到工资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