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日，投资商再次走进油井与接管油井的人交涉，他们要求接井的县钻采公司的人离开油井。警察闻讯也赶来将通往油井的路封锁，但投资商仍越过封锁冲到油井，将接管油井的人赶走。
到了晚上2点钟，警察赶到油井将投资商驱走。这种投资商夺回油井，又被警察驱走的现象双方持续了几次。
燕先生来自内蒙古，他1998年与定边县政府签订了8年的石油开发合同。他联合50多个股东，投入了1400万元打了5口井，他一个人投入了600多万元。这些股东的资金有的来自家里老人的储蓄，弟弟的买断工龄，有的来自房子抵押、银行贷款，私人的高利贷。
尽管投入巨大，但燕先生仍是赔钱，原因是他打的油井是高投入低产出。他指望再经营三年就能把赔进去的钱收回来，可政府收回油井的举动使他的希望破灭，以至他欠债200多万元还不包括利息。他感到自己已是无家无可归。
面对自己开采的油井被强行收走，燕先生对警察说，你们没有与我签订任何协议，为何要将我打的油井收走。而警察却对他说，这是县政府决定的事与我们不相干，我们只是执行公务。看着自己耗费巨资打的油井被接管，燕先生不禁站在自己的油井前放声痛哭，一种绝望的心情笼罩着他。
与燕先生面临同样痛苦的白先生曾是一名转业军人，复员后他到一个工厂干活，不久工厂倒闭了。他在1982年就失业了，后来搞个体运输做羊绒赚了一笔钱。当地招商开采石油的浪潮掀起后，他通过银行贷款、借私人2分的高利贷以及股东投资等筹措的钱打了11口井，但出油的只有5口。
就像一个赌徒输了钱想拼命把钱赢回来一样，赢了钱以后又把赌注下得更大，白先生开采油的心理就是这样。冒险意识以及发现新油井的欲望驱使他不断投入资金打井，幻想在下一口油井中能挖到更多的财富，并总希望这口油井的产量超过上一口井。
而他打一口油井的成本平均在90多万元。如果每吨油卖2000元，那么除去税收各种收费他得到的只有1100多元。一口油井每天产5吨就算是高产井，以后它的产量不断下降，要维持高产量就必须要投资打新油井。
到油井被政府收回时，白先生累计收回投资1100万元。油井收走后，他说亏损将达到840万元，如果再能开采三年他说就能把亏损的钱赚回来。
刚开始收油井时，他找县长说自己是与政府签订了采油合同，现在不执行合同强行收回油井，不仅要使我家破人亡，而且还要连累到其他股东受害，这样我活在世上有什么用？
可县长说自己也没有办法，这是上面的政策。听到这话白先生不禁感到眼前一片漆黑，自己投资的油井怎么现在一眨眼就从眼前消失了？而每年由银行贷款、高利贷产生的100万元利息，仿佛是一座大山不可抗拒地向他压来。
很多投资商就是在这种发现新油井的驱动下，不断将资金投入。只要打出一口不出油的井，他们就要赔上100多万元甚至更高，要把赔进去的钱赚回来就又要投资打新油井，投资商似乎总被一个诱惑推着往前走，以至沉重的债务像大山一样压在他们身上。
“打油井不出油的风险，我们是考虑到了，但政府不执行合同，收回油井的风险我们却没有料想到。如果政府守诚信，我们打出的油井是能收回投资的，而现在不经商量就将油井接收，那么这么多的债务我何时能还清呢？”一位姓韩的投资商沉重地对我说。
定边县的李先生打了50多口油井，投入了1亿多元，2002年产值达到了4000多万元。高峰时他拥有17辆运油车，4个修井队，雇员200多人，前期的投资回收还令他比较满意。2001年定边县政府出台了鼓励对低产油井进行改造的政策，受利润的刺激他投入了巨资，通过注水等方式对油井实行了技术改造。
但还没等到收益，油井的收回打断了他的继续淘金的梦想。那象征着财富的50多口油井落入了钻采公司手中，而几千万元的投资一下子化为泡影。
为此，李先生找到县委书记质问，当初开采石油是与政府签订了合同，现在必须按合同履行。按1239文件的规定，可以收购，入股，为什么不让我们入股？补偿的价格为什么不经协商？县委书记对他说，合同是由当时的情况决定，国家清理整顿的大原则他也不能违背。
马先生与几个大股东投入了310万元，第一口井打下去时是一口干井，再到第二口井发现油时政府已下达了收回油井的通知。马先生投入的资金化为泡影，对此他气愤地说，政府出台的政策与我们没有任何商量。
一位投资者向我说，定边县吃财政饭的人有12000多人，如果不是石油开发带来收入，他们的工资都难以发出。现在私营公司开采石油的权利被收回去，它将会影响到定边10多万人的收入，因为这个县几乎没有其他产业，大部分人已与开采石油紧密地联在一起，如1000多辆运油车，几百家油井修理配件店、餐厅等。我在街上看到，定边县几乎没有一条完好的马路。三轮车拉着客人在扬起的灰尘里奔跑，人们的脸上似乎看不到活力闪现，相反是一种压抑。那些耸立在街头破败不堪，仿佛一阵风吹来就要刮倒的房子，显示出这个县城的人还在贫困中挣扎。
就在定边县的石油投资商为油井被政府收回感到痛苦不堪时，靖边县的投资商同样在面临着这种遭遇，2003年7月10日，我赶到靖边县的当天，得知靖边青阳岔镇黄家湾村发生了村民不让钻采公司拉油的事件。我随即赶往现场看见，大约1000多名村民围在路口，有的妇女、老人坐在地上。他们的脸上显出一种愤怒，一辆装好了油的车要开动时被他们挡住了。
采访中村民告诉我，现在钻采公司正从他们的油井拉油，他们围在这里是不让油被拉走，因为油井是他们打的。他们抱怨打不出油的井使他们已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现在打出了油，油井又被政府强行收回。失去油井后他们的生活将会更加艰难。
第十二章私营石油公司为何梦破感到眼前是一片黑暗（2） 现场大约有80多名警察维持秩序。我采访了在现场执行任务的靖边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他说，这次带警察来是为了维持钻采公司正常生产秩序，对群众围坐在这里，他初步认为这是一起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秩序的行为。
一位面带焦虑的妇女对我说，黄家湾的油井大部分都是村子里的农民自己集资打的。这些钱都是村民卖了鸡蛋、粮食、借高利贷一点点凑到一起，有的出1万元、2万元。不幸的是，投资还没有收回油井就被接管了，村民们感到自己将面临倾家荡产，赖以生存的希望仿佛破灭了。
现场的汪先生说他的公司有40多个村民投资。打了4口油井只有三口井出油，但油井产量都不高，有时一天只产一吨多。交了各种税费以后，他公司得到的收获已所剩无几，目前他的公司只收回了部分投资。
我在现场采访不觉已到晚上7点，一轮明月照在山谷里。面对油井的收回，围住我的老人、妇女、青年人、投资商仍然没有离去，都抢着表达自己的呼声，急切地希望我（记者）能把他们失去油井的不幸遭遇从这深山里传向外面。他们的眼里带着期望、焦急、无奈。
与村民一样在承受着损失的靖边县一些大的投资商，也向我诉说了他们内心的愤愤不平。康先生对我说，油井没有收回之前他拥有8口油井，平均每天产油13吨，每天有10000多元的收入，可6月7日，这个财富神话像泡沫一样在他眼前消失了，他所有的油井被县钻采公司接管了。一个月以来他损失了50多万元。
油井被接收后，一系列的危机像暴风雨一样无情地向康先生袭来，先是银行、放高利贷的人向他追讨欠款，后是股东找他要回投资款。他似乎无力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
“我从1994年贷款50万元打井，以后还累计投入了资金，可投资不但没有收回，还欠银行的贷款，一听说油井被接管很快就有人向我要债，可我靠什么还债呢？我每天晚上只能睡2个小时，感到眼前是一片黑暗，我到县政府与领导座谈时，我当着他们的面放声大哭。”一位姓姬的妇女哭泣着对我说。
像姬女士这样刚开始怀着极大的热情打井，最后以希望破灭告终的投资者在靖边还有很多。来自温州的叶先生当初在广州看到了靖边县在《海南特区报》登的招商广告，当时他在广州做贸易。
带着怀疑的心情，叶先生于1997年来靖边作了一次考察。他不相信石油作为国有资源会对私营企业开放，实地考察后他感到县政府确是在招商引资，很快寻求石油财富的欲望在他内心涌动起来。
1998年他怀揣巨资在荒凉的土地上打了一口井。可他运气不好，第一口井没有出油，这一下他的投资就全赔了进去。不甘于失败的他又买了一个井位，奇迹仍没有出现，他看到的是一个出油量很低的井。
他狠下心来与当地人合作，打了一口1300多米深的井，出油却只有600多公斤。从1998年到1999年这两年的时间，他为打井损失了300多万元，失望的心情笼罩着他，在绝望的时候他遇见了来自福建一位姓刘的投资商。
2000年叶先生通过银行贷款，向私人借高利贷等与其他股东合作出资打井，虽然打出了7口井但出油量却很低，希望仍是那样渺茫。目前他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也许是负债过重，他已有4个春节没有回家。他感到无法向家里人向朋友交代。
到油井收回之前，叶先生也没有怀疑政府会将油井收回，仍相信县政府会信守承诺。2003年5月27日，县里派来的乡干部到油井说是给油井测产量以应付上级检查，叶先生相信政府是在为他的利益着想，并买了酒菜热情地招待他们。
不久，政府又派来了一个看井的人，说是互相调换要投资商撤一个人下去以应对上级的检查，叶先生信以为真将自己看井的人换了下去。没过几天政府又派来了人，将叶先生看井的人全部换下去了。
看到这个现象，叶先生感到情况有点不妙，内心不由得到升起一种紧张。伴随着他的不安，2003年6月6日，他看到一个通知：6月8日，炼油厂将停止收油，直到这个时候叶先生才如梦方醒，他明白了政府派人看管油井的意图。
此时，叶先生感到要把打出来的油卖出去。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一天多，而按原油的生产程序，生产一罐容量为25立方米的原油后，需要加热到大约80度以脱水，这个时间不能少于36个小时。
但通知是在6日发出，8日将要停止收油，如果不在8日以前把油卖出去，那么在上游的政府将会把油井收回，下游的炼油厂也会拒绝收购，这两面夹击损失的只是投资者。这种情况使投资者感到一片恐慌，严峻的现实使叶先生感到只有迅速调动一切力量，把油运出去才能将损失减少到最低。
而平时运一车油运费只需要100元的车主，他们也乘机将运费上涨到每车300元，叶先生也只能忍痛花高价雇请车辆运油。到炼油厂时前来交油的车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即使是这样叶先生仍有几吨油，在炼油厂停止收购之前没有运出去，以至被县钻采公司接管。
“那时我们来靖边县打井时，不是现在你看到的高楼大厦，而是老百姓拿着一个鸡蛋去换大米、面粉，街上哪一个人拿上了手机？现在不仅是城里车水马龙，就是在打油井山上的农民也用上了手机，这一切都与来自各地的投资商开采石油，给当地的经济作出功不可没的贡献有关，没有投资商来开采石油，靖边的经济能发展得这样快吗？可当地政府却这样对待我们，不经协商就把油井收回，我们的利益靠谁来保护？”叶先生愤慨地对我说。
第十二章私营石油公司为何梦破谁更有资格拥有开采权 一位投资商告诉我，由于一些投资者在北京，向国务院反映陕北石油开采整顿的情况，希望能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许是投资者的努力，2003年6月24日，曾培炎副总理对整顿油井作了这样的批示：对清理整顿小油井是必要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给经县政府认可的小油井投资者以出路，保证其合法权益。
就这个批示，我采访陕西省经贸委副主任张怀宇时，他告诉我，曾培炎副总理这个批示他也知道，他认为这个批示很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他们也按这个批示对投资者的补偿给予了充分的考虑，但赔偿的标准还是由各县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
而投资商对补偿不满的是，补偿的标准是按去年的产量补，而今年的产量增加了还是按去年的标准补。有些人的井产量低或者已是一个废井，补偿就给一些人钻了空子，而另一些油商的井产量高，这个补偿对他们来说就很不公平，更何况石油开采是一项长线投资，初期的低收益并不具有代表性。
对投资者提出补偿不公平的说法，张怀宇说，2002年底前到期的油井无偿收回，对未到期的油井全部有偿收回。补偿的油井产量以2002年1—9月产量为基数，年生产期按300天计算，考虑到自然递减和其他不可预见的因素，扣除15％以下递减和风险率，原油价格以近三年交售炼油厂平均价格计算。
张怀宇也承认，投资商到陕北开采石油，就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收回油井要触及到地方及投资商的利益。上面出台的方案到地方执行也有一个如何接受的过程，甚至他们会提出自己合理的要求，这些意见政府也不得不考虑。但在处理问题时，又必须考虑到历史与现实的因素，给没有到期的合同以补偿。
当投资商在陕北向石油寻求财富时，围绕投资商的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收费，靖边县投资石油的康先生向我透露，每吨油财政收费是75元，2001年这一收费又上涨到每吨125元。对收费上涨投资者表现出强烈不满，他们上访到榆林市。在税务部门查处下，上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