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南村处在康百万庄园文物保护区，当地政府搞开发想拆除农民的房子，补偿按1993年出台的标准，每平方米220元。10多年过去了，物价迅猛上涨，现在农民要建相同面积的房子就要承担更多的费用，损失自然还是农民自己承担。
康靖与村民找政府谈判补偿时，拆迁的部门根本不想将补偿标准提高。拆迁的指令从2003年6月就下达了，11月开始拆迁时，他们上访到市到省直到北京。上访使拆迁暂时停止，可2004年3月拆迁又重新开始。
一位姓王的妇女说，她家有五间房共100多个平方米，镇官员要拆除她家房子时，她说你们必须拿出拆迁证。对方拿不出证，她说没有证就不能拆，可官员没有理会她陈述的理由，竟然将她的房子院墙先推倒。
看到这个情况，她气愤地指责，你们凭什么推倒我的房子？对着乡镇官员她一阵痛骂，她想这房子是她一家人经过几十年一点点积累资金建起来的，怎么一转眼就要被他们强行拆除？她越想越气愤并打了拆除她房子的一个副镇长一耳光。
她和老伴现在还住在祖辈留下的窑洞里，我走进她的窑洞时，看见有些地方已经渗水，里面一片阴暗。
有些村民在官员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拆迁条件。康靖认为，拆迁要按市场价格补偿，可他没有想到的是，2004年3月14日宪法通过了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利时，15日政府的拆迁人员就对村民的房子进行了强行拆迁。
一个村民说，早上她还在梦中就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出门一看，原来是康店镇拆迁的人要她搬家。她说现在不能搬家，对方不由分说就强行将她推到一边并将家里的东西往外面扔。不一会房子就被他们推倒了，她出去申诉却没有部门来制止拆迁行为。
拆到最后只剩下康靖一家的房子，乡镇官员要求他在房子拆除协议上签字，他说这是我的私有财产，你凭什么拆除？宪法刚通过保护私人财产，你们懂宪法吗？官员说现在不是谈宪法的时候，是你在协议上是否签字的问题。
“我坚决不签字！”康靖对拆迁的人愤怒地说。
由于康靖过去是中学教师，在康店镇享有一定的威望，官员不敢对他动手。相持到了晚上，官员请他提出赔偿的条件，眼看周围村民的房子都被他们强行拆除，康靖觉得自己一个人挡不住他们强大的力量，他提出了赔偿20万元才签字的条件。双方讨价还价达成赔偿12万元的协议，这比其他农民只赔偿每平方米220元要高得多。官员说明天给钱，康靖坚持不给钱不能拆，他们最后拿来了12万元。
签字时康靖手一阵发抖，他不由得想起当年李鸿章是如何在日本人逼迫下，无奈地签订《马关条约》的情景，而现在自己不也是在权力的逼迫下做出无奈的选择吗？
拿到钱后，康靖向自己的房子磕了三个头。他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房子，想不到80多岁在这个开放的时代，还保护不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他感到这是他从未蒙受过的奇耻大辱。想到这里，他老泪纵横，眼前是一片黑暗仿佛什么也看不见。
拆除房子之前，康靖还向乡镇官员提出了要求，必须将他一家人安置到镇税务所的房子里住，否则不会离开，官员答应了他的要求。仅仅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住了10多年聚集着一家人艰辛的房子，就在官员的拆除中轰然倒下，房内还有几个桌子来不及搬出就被倒塌的墙砸毁，一切如云烟般从他眼前消失。
房子被强行拆除后，康靖一直笼罩在痛苦中，精神几天也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脑子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拆房子那天他儿子康大栓站在屋顶上，看到康店镇官员要拆除房子，村民冲上去阻止。官员将村民拉开，将村民的东西扔开强行推倒房子。接着，其他村民不愿意签字房子同样被推倒，巨大的挖掘机在官员的指挥下无情地将农民的房子化为废渣。
房子被拆的村民及现场围观的群众在愤怒地责骂。
第八章古老乡村的沉重权力逼迫下的签字（2） 看到这一幕，站在屋顶的康大栓内心受到了强烈震动，觉得传统的乡村道德已改变不了官员们的蛮横霸道。他的精神仿佛一下子全崩溃了，一个要维护自己房子的农民被官员打伤，他大声吼住打村民的官员。
到要拆除他的房子时，有几十人上来围着他，一种愤怒涌上心中，他恨不得想和他们拼命，但他说自己不想以恶制恶。他曾经按乡村的传统道德观念来看待官员的执政，认为纯朴、善良的农民是遵守法律的，那么，乡镇官员同样应依法执政，不能不经村民同意就将农民的房子推倒。
可事实出乎他的意料，他亲眼目睹了官员是如何将农民的房子摧毁，那种以善待善的道德防线，以及笼罩着乡村社会的虚弱伦理在瞬间倒塌。他感到官员们强行拆除房子，是在向农民的传统道德发起挑战。一种不平衡在他心中升起，为什么这些喊着为人们谋利益的官员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法律到哪里去了？
官员强行拆除农民的房子，他感到这是一种犯罪，这种犯罪的背后是拆除房子的官员有他们的政治利益，踏着将农民房子变为废渣的路实现升迁。而乡村的传统道德在官员的强权下显得不堪一击。
他的父亲却坚持要满足自己的条件才能拆迁，并且到北京上访以求得到合理的补偿。父亲用知识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他想以小农意识的忍让获取补偿。
他把幻想寄托在某个熟人的身上，以求权力制约权力。他觉得村民寻求司法帮助代价高昂，没有那个能力支付得起这个成本。正是看到了寻求法律解决农民利益的艰难，他想找关系人为村民讨回一个公道。
房子是他们几十年耕种积累的结果，要拆除房子不给他们合理的补偿，就意味着他们还要在漫长的耕种中等待建新房子的岁月。
村民说，房子被拆除重新建房办手续就需要几千元，这是在山坡上种地为生的农民承受不起的，有些农民至今还住在窑洞内。
康大栓从一出生到现在都住在窑洞里，50多年的窑洞生活他不认为是一种贫困耻辱的象征，却感到这是一种文化。与父亲相比，他承认自己文化低。入生产队时他家有10多亩地，到分地单干时剩下4亩。
他最朴素的一个理由是，住在窑洞里冬暖夏凉，感觉很舒服。他在窑洞里结婚又在窑洞里养育了三个孩子。那张桌子是他妈妈的陪嫁品，已有100多年，另一张桌子有200多年。除了祖先留给他一点简单的生活设施及窑洞以外，50多年里他几乎没有添置新的家产。为了与外界沟通信息，他下决心安了部电话。“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出这窑洞的渴望，我把这归于传统道德的教导，就是长子不离祖宅。这个教导一直在我脑海里装着，这窑洞传到我这一代已有300多年，我还要把这个家守下去，如果离开那是对祖宗遗训的抛弃。”他平静地说。
为什么他至今还不能抛开这个传统，也许是外部的世界和他的差距太大。这个阴暗布满灰尘、生活有点原始的古老窑洞，能给他精神上带来安慰，以忘记外部世界比他的窑洞有更多的光彩。他承认赚钱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家庭生活。
他家门前是一条长长的山坡路，空着手从山坡走到他家都有点气喘吁吁，这就是他与祖辈走了无数个岁月的路，门前山坡一旦倒塌他回家的路就被堵死了。他自己出资召集村民将这条泥土路铺上了水泥，之前尽管下雨老人走不上去甚至滑倒，也没有人意识到要改造一下这条路。
康靖说，村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过千元，可为了向上级报政绩官员却把农民的收入说得高出几倍。农民的财富除了自然损耗以外，大部分都变成了各权力部门的收费。
从“文革”到现在，整整一代人没有接受教育。康靖是村里1956年以来惟一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整个群体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从他那个时代起，村子里的文化的就开始衰败。现在，学费上涨使孩子们读不完中学就走上了社会，康靖的儿子没能接受高等教育，他的孙子同样只上到了初中。
康靖悲哀地说，康店镇的教育资源正在向城镇集中，条件优越的学校用高分数将达不到标准的学生挡在门外。想上中学的学生不够分数就得交高昂的学费，这又把贫困的农村学生挡在了门外，造成农村教育进一步倒退。
作为曾拥有百万资产的康家，曾以出租土地，放贷维持康店镇的乡村秩序。这种秩序维持了小农的耕种，保证了乡村社会的平和及安宁，虽然它不可能给乡村社会输入新的农业技术与生产力，没有给农民以走出土地的机会和勇气。面对洛河过往的辉煌，康靖感叹地说，他小时候站在河边曾看见船从河上穿过，还能听到船夫拉纤的号子声，那声音能传几里远。随着陇海铁路的开通，康家曾赖以开拓贸易的洛河很快就失去了水上运输的优越。
发源于陕西秦岭的洛河，上游洛阳修建的水库将洛河水截流。上游的截流使流入下游巩义的水减少，而洛阳排出工业废水却增多了。河流变窄和泥沙淤积使洛河无可奈何地出现了断流。根据康靖对洛河的观察，康靖认为，洛河将来会走向干涸，因为中原大地普遍缺水，康家曾伴随这条洛河开拓了他通向南北的贸易之路，带来了当地的繁荣。通过河流贸易他将外界的资源运进来，补充了农业资源的不足，又将农民的农产品运出去。通过河流完成了资源的配置带来了财富的增加。
洛河的萎缩意味着贸易的结束，同时使依赖洛河灌溉的农业也失去了水资源的供给，过去康店镇是通过修堤灌站将洛河水抽到山坡上浇地。洛河断流后灌溉设施也随之废弃，农民的种植条件就进一步恶化。
那些灌溉设施过去是靠农民集体力量修建的，现在农民只有几分地，几乎没有财力修得起水利设施，而被污染的河水对他们的农业更不利。望着混浊的洛河，康靖说，童年那些快乐的记忆已经从他眼前消失。
他的家族在这条洛河边繁衍了几百年，文明却如洛河一样仍然在缓慢地运行。这条河流没有使他们的生存质量提高，却在干旱和断流中成为农民沉重的叹息，甚至在乡镇官员强行拆除农民的房子后，生存代价会变得更加高昂，他们望着这条河流还会发出悲愤的呼喊。
第八章古老乡村的沉重补偿太低以后靠什么生活 荥阳市霸王村和汉王村就位于秦末楚王项羽与汉王刘邦争霸的楚河汉界边，在这个古老的村子里，农民同样面临着失去土地后靠什么维持生存的担忧。
村民宋天仓说，上级对他们进行果树种植结构调整，可这也没有开村民大会征求意见，而是听从镇政府的命令。他家有五亩地种上了果树每亩补助170元，可补助款到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发下来，吃的是去年剩下的粮食。
迫于镇政府的压力农民只得被动服从，他们没有就种植的选择与政府谈判的权利。他说，村民根本不愿意种果树，觉得种农作物收入多，如一亩大葱能收入2000—5000元，而种果树要等到5年以后，那时能否有收入还不能确定。
村里为了搞旅游将村民的地种了果树，却不给农民以补偿，种果树后村民还要忍受几年没有收入的痛苦。每棵树苗给村民补助6角钱，而给外面的人却是一元，这下子，村民就不愿意种树。即使这样，村民种树的钱也没有全部发下来。
从铁路工人退休回到家乡的宋甲祥说，从他爷爷传到他曾孙已是第六代，自己的五个孩子没有一个接受高等教育。20世纪70年代他回村时农民还是住在窑洞里，而他是村里第一个建房子的。村里像他这样70多岁的老人基本上是文盲，只是近10年村里才有人上大学，而他们离开乡村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样，乡村的精英分子仍然在流失，留下来的文盲依旧不能推动村子走向现代文明。
回到乡村支农时他得到了2000多元的补助，他给生产队买了牲畜、农业工具。1992年他推动霸王村搞旅游，通过他的努力将一条公路修到村里。
他说村民生活比过去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要供孩子上学就很困难。外部的资源不能流入而村民的收益却没有保障。对于旅游收入，村民无人知道，村领导说旅游收入投资建旅游设施去了。
村长说他那个组有50个人，由于郑州一家公司要在这里搞开发，占地100亩并要村民迁移。一开始村民并不同意出让土地，可是荥阳市广武镇与那家公司签订了协议，村长说镇领导叫他签他只得服从。他也没有见到那个公司老板。
100亩地只给70万元，合同签订出租期99年。这样，农民每亩地一年只有70元的赔偿，而农民种大葱每亩收入2000多元，这意味着农民从土地强行出让中承担着很多损失。
另外给农民迁移房子赔偿30万元，每平方米赔170元。计算面积时，农民的楼梯、大门、园子地都不计算在内。村民觉得这个赔偿价太低，因为现在钢材、水泥、砖瓦的价格都涨得很凶，这个价格的赔偿费农民根本建不起新房。
村长说他家的房是120个平方米，当初建房子时花费了1万多元。按现在的赔偿价，他只能得到2万多元，现在要建同样面积的房大约得5万元，那一半的损失由谁来补偿。村民希望房价补偿到每平方米400元，可提高补偿的愿望却得不到上级官员的回应。
镇政府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不可能将农民的赔偿定得很高。村民还担忧，地出让给投资商搞开发，剩下几分地以后靠什么生存。霸王村可耕地是880多亩，包括山坡地总共有2000多亩。
下级服从上级使村长说要与上面保持一致，而镇政府官员要求他带头接受拆迁的条件，这种压力使他难以向上级官员提出农民的愿望。
由于找不到建新房的土地，想调剂其他组的地遭到相关农民的反对。在上级官员的压力下，无奈，村民只好将祖辈的棺材从坟地迁出，将坟墓地用于宅基地。
村长说他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