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书记说，费改税使农民得到了一些实惠，他们大部分能按时交农业税。还有一些农民认为税收不合理，拖延不交税。出于自己政绩的考虑并受乡镇压力的村官，只得自己先拿钱把税交上去。
农民是在卖了粮食以后交税，他们交的税是确定的而粮食的价格却充满了波动。粮食价格的低下意味着农民要拿出更多的粮食出卖才能交够农业税，税是一分钱也不能少的；粮食价格不由农民掌握，使农民的付出常常高于他们的收入，风险全都压到了农民头上。
郑书记说，不搞义务工村里的公共设施就无人来建设。不出义务工的农民就得按人头收取15元，但农民有抵制，认为基础设施要由政府出资修建，他们没有义务承担这笔费用。
过去向农民强行征收的教育集资费、计生费和卫生费等费用，使村官员在财政上有了一定的支配空间。费改税使他们失去了向农民收费的权力。农民的负担减轻了，村官向农民索取费用的权力受到了限制。
但郑书记忧虑地说，费改税后不能向农民收费，村里的公共建设就无钱投入。村里有时不得不贷款，光明村已累计欠下了12万元的债务，包括建筑公司的工程款。村里出租了几间房子一年能收上1万元。
郑书记一年的工资只有2500元，公干收入有限使他不得不种了10亩地。毛收入一年只有7000元，除去种田成本5000元以外，家里还有一个孩子上大学，一年开支得1万元。如果不是他家里开了一个理发店，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很困难。
过去村官员的工资从农民收取的各种杂费中获得，费改税后郑书记的工资由镇政府发放，镇政府有时也拖欠他的工资。靠村官来向农民收税的乡镇官员，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拖欠村官员的工资，势必会影响他们完成收税的积极性。乡镇官员也需要他们将政府的意志传递到农民头上，他们不可能直接去向分散的农民收税。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几乎没有钱还高利贷 看上去陕西神木县黄土庙村耗费了42万元修建的三层办公楼，给陕北荒凉的黄土高原带来了一点繁荣，但它背后的代价是欠着银行贷款与工程款各10万元。一个受干旱包围、农民收入来源极其有限和如此贫困的村子为何要负债建村办公楼呢？
面对我的疑问，村党委呼书记说修建办公楼除用于村办公以外，还对外出租。目前出租给工程队每年能收回3。5万元。已引进5 家企业到村子里来投资，三家水泥制板厂、一家砖厂，向5家企业出租土地1700亩，一年能收入10万元。
黄土庙村有320口人，村民人均5亩旱地，主要种玉米。亩产只有1000斤，人均收入800元。前几年干旱导致村民颗粒无收，干旱的逼迫与保持生态的需要使村里有1649亩地退耕还林。
刚开始时，村民不愿意退耕还林，担心退了以后生活没有着落。在给予粮食补贴后村民感到退耕比较划算，因为退耕不用种田粮食就有了保障，而种田遇到了干旱就全无收获了。
还林后村民开始养羊。村里共养羊350只羊，人均只有1只。数量如此之少使农民一时很难指望靠养羊致富，他们还是要靠给当地修建公路、挖煤炭赚钱。
呼书记进一步向我解释，黄土庙村的地都是荒地，种粮食根本没有多少收获，而将荒地出租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工业资本能给村子带来一些经济支持。村民认为建村办公楼能给他们带来经商的机会，在预期利益能实现的情况下村民也同意建办公楼。
呼书记还算了一笔账，地荒着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出租后荒地增值带来的资金能够解决村办企业缺乏资金的矛盾，村民也能在企业中找到就业机会，他们摆脱贫困才更有希望。
呼书记将荒地出租给企业经营，确能让村里的农民分享到工业增长带来的财富。地处公路边的黄土庙村，公路是把财富延伸到农民手中的一个途径，同时将处于贫困包围的农民与城市联在一起，使农民能把生产的产品通过公路运往城市，实现他们的劳动价值与城市工业文明的融合。
随着公路的延伸，陕北那些住在窑洞里的人，他们的视野越过了大山的阻挡向着城市文明聚集；而处在荒山中的农民不但无法获得便利的生活，而且还要付出高昂的生存代价。神木县马镇合河村的农民在黄河冲击形成的土地上种上了红枣和玉米，获得了一点收入。
我到合河村采访白永伟时，他正在加工从村里农民那里收购来的2万斤红枣。收购红枣的3万元钱是他从信用社贷的款，加工以后每斤能卖到3元钱。2003年，他种的红枣收了3000斤，每斤卖1。2元，玉米收了2000斤，每斤卖0。4元，他说村里每棵枣树产量最高的能达到200—300斤，一般产量在50—60斤。
红枣加工后他能赚到6000元，自产的红枣值3600元，他一年的毛收入有1万元，可买种子、化肥、农药得400元，一个在西安上大学的孩子一年就得8000元维持，一个上中学的孩子一年得2000元开支，一家人的生活一年要2000元。
将他与老伴投入的200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按20元计算，一年投入的劳动成本是4000元，这样算下来他一年还是亏损6400元。他说，负担最重的还是孩子的学费。为维持两个孩子上学，他还向别人借了2万元。面对沉重的债务他只能每年靠加工红枣还债。
马镇靠近黄河，全镇有1。9万人，人均耕地只有3亩，有6000亩地依靠着黄河边。全镇红枣种植有2万亩，2003年产量大约有600万斤，产值大约1000万元。养有9000只羊，人均收入只有1300元，全镇有200多户从事红枣加工业。
与其他镇一样，马镇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付当地的公共建设，还要依靠县级财政补贴。神木马镇中学校长高志强告诉我，学校一年得到的经费只有15万元。教育资源的紧张使有些班的学生达到了70人，美术和音乐几乎没有教师上。即使做试验一个班也得分两次进行。学校现有965名学生，按每个班35人计算，学校至少要扩大一倍，而资金从何处来？
高校长说，有600名学生在校住读，每个宿舍达到了18—20人，比较理想的是8—10人。我在高校长的办公室里发现，他的办公室一半办公另一半供自己住宿，另一间房子是他妻子和孩子住并且里面还要做饭。
他妻子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微薄的收入，现实的强烈反差使他感到有些失落，但他还是想在这种简陋的空间内，营造着他振兴农村教育的理想。
四面被大山包围的马镇几乎没有发展工业的优势，学校要获得教育资源的支持非常困难，这样的学校能否给处在深山里的学生一个走出去的希望呢？
如马镇这样教育资源处在严重短缺中的现象，在黄河流域还有很多，这实际上是公共财政分配极不公平造成的，而背后的深层原因又是当地工业在单一、低效率的国有产权中运转，不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而使教育资源处在严重供给不足的状况中。
绥德县枣林坪镇农民却没有马镇农民那样幸运。2002年，枣林坪镇种枣面积达23068亩，红枣产量3000吨，产值700万元，仅红枣一项农民人均收入达700元，红枣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可灾难在2003年降临了，进入丰收在望的红枣从8月就遭遇到持续半个多月的阴雨侵袭，已经成熟的红枣开始裂缝、发霉和腐烂，田野里到处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腐败臭味。
眼看着将要变为钞票的红枣却在阴雨中腐烂，农民真是欲哭无泪。他们一年的希望随着红枣在阴雨中的腐烂彻底地破灭了，加上投入的农药、化肥、电费及劳动力，农民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这是继2001年红枣受灾后，枣林坪镇农民又一次遇到重大自然灾害。失去收入来源的农民只得背起行李出外打工。
与这种阴雨形成反差的是，2003年5月以来，绥德县经受了持续长达百天的干旱，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69万亩，干旱受灾面积达40万亩，加上其他灾害受灾总面积达67万亩。
绥德县四周被荒山包围，全县1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7万。无定河穿城而过，地表水无法满足绥德的农业灌溉。汛期洪水来势又很迅猛，没有蓄水工程使水只能是陡涨陡退；枯水期间流量很小甚至断流，河道又被严重污染。
在这之前绥德已经干旱了5年，断流的无定河已淤积了很多泥沙。河两边扔满了各种生活垃圾，被阳光烤干了的沙子随风吹进了街道。城市被蒙上了一层灰尘，缺水使居民只能自己打井取水。
绥德林业局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自1999年实施退耕还林以来，全县共退耕还林23万多亩，但累计验收合格的面积却只有少得可怜的5万多亩。我到退耕还林的山上发现，种上的树显得很矮小，仿佛它从这荒山上吸收不到任何营养。要让它们给这片荒山带来绿洲似乎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梦。
退耕以后林成活了以后，有关部门才将粮食补助给农民，可农民无法抗拒干旱的袭击，也不可能知道干旱什么时候到来，农民也无力保证那些分布在荒山上没有水浇灌的树苗能活下去。要补种旱死的树苗农民还要承担新的成本。
结果是农民在退耕还林中处于弱势，退耕还林的压力与损失落到他们头上。掌握着退耕还林资金的地方政府部门官员，却从向上级汇报完成的退耕还林中得到了政治荣誉与奖励。
被十年九干旱困扰的绥德，年降雨量大约450毫米。春季雨水少使农民不能按时播种，秋季因洪涝灾害又得不到预期的收成。大部分村民人均占地只有2—3亩，他们种植的环境是沟壑丘陵，靠荒坡上获得的那一点粮食，他们一辈子也走不进拥有财富的天堂。
对种地有点信心的农民，盼着老天爷不要给他们以绝收的结局，而对种地失去希望的农民则走上了打工经商的道路。抛下的地因土地流转政策的滞后而不能向种田大户手中转移，这些地只能在山沟里沉睡，进一步加剧了土地资源由于不能优化配置而出现的浪费，使一部分地少的农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种植。
退耕还林后没有离开村子的农民选择到深山中养羊。绥德县辛店乡庙岔村的张汉春投资8000元养了50只羊，以每只150元的价钱他卖了20只羊，获得了3000元。建羊圈他花了1万元，向私人借高利贷2万元，一年他养羊的收入大约4000元，按这样计算他四年才能还清高利贷。
可他一家四口人，两个孩子上学一年开支得2000元，全家人生活一年得2000元。这样下来，他几乎没有钱还高利贷。养羊的饲料，是他在崎岖的山路上奔波20公里去割来的草。在他的视野里是一望无际的陕北黄土高原，荒山上随风扬起的灰尘似乎是他眼里永恒的风景。生活就像这深山一样紧紧地压着他，喘不过气来。
站在他的羊圈前，我看到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峰。那狭长弯曲的山谷里看不到一个人影，而寸草不长的山丘显示的是千百年以来自然给人们呈现的一副严酷的面孔，只有偶尔几声羊羔的叫声，才打破了这山谷里的的宁静。
有一首悲愤地诉说绥德黄土地贫困的歌谣在山沟里流传：山秃坡又陡，洪水四沟流，庄稼老天爷收，男人往外走。唱着歌谣的小伙子曾幻想着从贫困落后的小山村走向外面的世界，可他的幻想伴随着额头上一道道纵横交错的皱纹，走过一条条沟沟岔岔，还是遗憾地长眠在他耕种了30多年的山沟里。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只有损耗却得不到补偿（1） 植被稀少、天干地旱和水土流失，耕种在山坡上得不到理想的收成是吕梁山地区一代又一代农民面对的生存景象。这个地带北起偏关，南到万荣的吕梁山分布着28个贫困县，他们处在荒凉、起伏、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绝的深山中。
资源性贫困是吕梁山农民走不出贫困与农业萎缩的一个重要因素。养羊要吃草，人又需要草来维护生态，草又需要雨水来滋润，而吕梁山多的就是干旱。不养羊农民几乎得不到其他收入，结果是，人与牧业都处于资源供给短缺的矛盾中。
资源性的短缺使吕染山地区的农民，只能在进一步扩大荒地开垦中寻求生存空间的延伸并获得新物质的补充，可荒地的开垦又进一步破坏了生态环境。
没有雨水灌溉的荒地上，既使种上庄稼也难以获得好收成。越穷越开垦荒地，越开又越穷，吕梁山的农民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怀着对摆脱贫困的满腔热情，种上小米、玉米、土豆。如果雨水充足他们就能多收，遇上干旱就减产甚至颗粒无收，这似乎就是他们靠天吃饭被老天爷掌握的命运。
山西贫困县有50个，涉及380多万人，有18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除勉强维持温饱以外，干旱、易分解的黄土地很难建起新房子，也就很难有走出窑洞的机会。他们有的几代人住在狭窄、阴暗的窑洞里，从来没有见过工业文明是如何造就了城市的繁华。
遇到逢年过节他们才吃上一点肉，平时就是喝小米粥；晚上啃上几块馒头或面条，就躺在炕上进入了梦乡。
内部存在着急切的需求外部却没有新资源的供应，没有新能量的补充，吕梁山地区的农业与城市不可避免地要陷入萎缩。清朝曾利用这里丰富的草资源养军马，保持它的军事力量，可这里的草吃光了以后却得不到新的能量的补充导致土质退化。
吕梁山的黄土高原是一个封闭、自我无法张扬与外界接触很少的文明，农民很难同外部进行信息交流。环境的恶劣使农民在生存上需要男子汉来应付严酷的环境，而孩子增加的同时供给他们成长的资源却没有随着增加。
没有必需的资源让孩子接受教育，他们不可能成为创造财富的新力量，结果他们的孩子一生来就可能注定了要与他们一样承受黄土地的贫困与荒凉。
黄河文明不是由自由竞争的工业来支撑的，它是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的延伸。农民之间维持着一种相互协助、小规模低水平的种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