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纺织厂破产两个月后工人就陷入拿不到工资无人管理的状态，新的资方也回避他们提出的退休养老金等问题。为生活所迫，工人不得不走上了包头一条主要道路，他们堵在路上神情愤怒地喊出了自己的声音：查清破产原因，严惩贪官污吏，恢复包棉生产，解决职工生活。
他说工人极不情愿这样做，只是希望政府能给他们最低的生活保障，让他们获得退休费与养老金。他还愤愤不平地说，企业陷入破产，厂里的工会在为工人争取自己的利益时，没有给予什么帮助，相反工会还站在资方一边，工人们对工会这种麻木状态深感失望。
刘师傅与老伴曾都在棉纺织厂工作，退休前他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过400元。就是这点工资还要供三个孩子上学、吃饭及一家人其他开支，在那30年艰难的岁月里，他根本无法存款，一直维持着惨淡的生活。
家里没有装修，向别人买了一台旧彩电，没有冰箱，一家三口人挤在50平方米的房子里，这样艰难的生活刘师傅还是很乐观。当初他幻想退休后企业能让自己过上安稳的日子，直到退休后企业破产了、养老进不了社保局、靠政府发放400元退休费时，他才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危机向自己扑来。
破产后，厂里医院已经没什么药能治病，看一次病最多开5元钱的药也得付挂号费，刘师傅只好到外面医院看病。
我还发现刘师傅家门前有两口大水缸，刘师傅说缸里压的白菜以备冬天吃。冬天里新鲜菜供不上时，白菜在市场上每斤涨到1元，对于退休费不够维持生活的他来说，只好在便宜时以每斤2角买下200斤菜卤在缸里，他家就吃这缸里的白菜过一个冬天。
从进厂到退休一直没有离开过厂子的杨师傅，在棉纺织厂干了30多年的保管员，他忠心耿耿地维护着企业的财产。
他的妻子在一家集体企业干了10多年，企业破产后只拿到了可怜2000元的补偿费，最悲哀的是妻子每年还要拿1000元交到社保局，交五年后才能享受养老保险。为交妻子的养老金杨师傅不得不四处筹钱。
他自己也有病，一个疗程就得800多元。一年需要2400元的药费使他每月400元的退休费根本不够开销，有时不得向亲戚求助。家里的彩电还是10多年前他哥哥送的，冰箱至今买不起。如果他80岁的父母不是住在他妹妹家里，他那点微薄的退休费是无论如何也供养不起父母的。
每想到这件事他就感到很惭愧，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干了30多年的保管员，等来的竟是企业的破产，医药无法报销，退休费不知何时才能彻底解决的结局。而当他走过自己熟悉的厂房，看到企业被新来的资方吞并，里面的房子被拆除，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涌上他的心头，他感到近在眼前倾注了无限热爱的棉纺织厂已离他愈来愈遥远。
他不相信这会变成事实：一个曾经给国家提供过巨大的财政收入，创造过辉煌的棉纺织厂，竟然就政策性破产被别人占有了。
当我登上去贾师傅家的楼梯时，已是夜晚楼道却不见灯亮。贾师傅说原来这里都有电灯，可资方来了以后将楼道里的公用电灯掐断了，目的是节约开支。过去几十年照明都是由企业提供，现在每天晚上却是摸着楼梯在黑暗中回家。
楼梯下面黄叶飘满了一地，杂物及其他垃圾随处可见，楼道内的废物也是扔得满地，墙壁破损，一片衰败的景象笼罩着老工人们的房子。贾师傅说以前这里的卫生有人打扫，可现在资方不承担这里清扫的义务。资方对他们的承诺不兑现，使工人们情绪极为低落，卫生也就无人打扫。
贾师傅说，他20世纪60年代从太原调入包头棉纺织厂，每月只拿40元，虽然过去了几十年，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到退休之前他每月才拿500元。这样低的收入使他至今既没有资金去装修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无力更换家里显得很陈旧的生活设施。
70岁的贾师傅与他的五个孩子曾经都在棉纺织厂上班。企业破产后，还有三个孩子不得不回到改制的棉纺织厂上班。他女儿说有活干她们才能拿到收入，固定工资对她们来说已是过去国有企业的专属品。不稳定的收入不知要伴随她们多久，她的心感到非常压抑。
她在棉纺织厂已干了20多年，最美好的青春已经献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现实中，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供她选择，回到改制后的棉纺织厂忍受不稳定的收入实属无奈。
贾师傅曾经只想着让孩子快点到棉纺织厂接他的班，为了孩子能到国有企业他感到很高兴。这种想法使他没有去培养孩子上大学，他教导孩子们要在厂里老实干活，却没有教给孩子们去开创一种不同于他的生活道路，以至五个孩子走上了与他同样低收入的道路。
当初美好的期望随着棉纺织厂的破产被彻底地粉碎，他没有料想到自己用心良苦给孩子作出的安排，竟然让孩子得到的是不如他的结局，要在比他更低的工资、更恶劣的劳动环境中承受漫长难以看到希望的生活。一种悔恨如一杯苦酒在他心中漫漫地流过。
他两眼无神地坐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那花白的头发和苍黄的脸色，显示着岁月不尽的沧桑和人生的不测和无助。
他曾经为棉纺织厂的生产而欢呼，为它的繁荣投入了自己的热血和青春。哪怕是用微薄的工资养活着五个孩子，他也义无反顾地为这个厂坚守了30多年，可现在自己的命运还能交给谁呢？他一生的时光就这样消失在这狭窄的空间中吗？
面对孩子的失业以及随着孙子的上学，再加上住房市场化，贾师傅不得不把自己只够生活的退休费，挤出一点来救济孩子的生活。
如贾师傅这种处境的退休工人在棉纺厂还有很多，他们的生活突然陷入了不可测的黑夜中。他们的孩子在棉纺厂失业后，往往需要他们拿出退休费来支持，甚至还要支付给孙子的教育费。有限的收入与众多的支出使这些工人的家庭不但多年无法积累财富，也使他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极其脆弱。
因为失业与贫困带来的阴影与震荡，使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和痛苦的家庭，不得不走向离婚，极端的人以自杀来结束这种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家庭破裂带来的伤痕又往往造成了孩子的不幸。
这些现代都市中的贫民，不仅难以找到一个新的生存资源，更重要的是，贫困使他们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压抑。这些贫民的出路在那里？他们心中还存有幻想吗？等待他们的命运又是什么？
第五章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拥挤在阴暗的窑洞里 如包头棉纺织厂工人陷入医疗、养老困境的情形，我在延安丝绸厂采访时也看到了。已是66岁的刘俊杰，1971年就进入了丝绸厂做木工。那时他头脑想得很简单，把活做好到年底评个先进，获得个奖状心里就感到很满足了。
他拿出了1976的粮食供应证给我看，上面写的小米、玉米、面粉都是1角多钱一斤。那时他用每月供应的30斤粮食养着4个孩子，生活虽然清淡但他没感到有什么忧虑。
后来他被调去看工厂大门，他目睹丝绸厂一天不如一天，他一个工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等到1994年退休时他拿到的退休费每月才110元，现在涨到了每月426元。
脸上患有神经麻痹症的刘师傅一遇到下雨天就感到脸上很麻木。看一次病就得200多元，这花去了他一半的退休费。既要生活又要看病，他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到医院看病了。
他从1992年积压到现在的医疗费大约有4000多元，按规定可以报销80％，可丝绸厂一分钱也没有给他报销。
他在窑洞内住了30多年，房改时他把28平方米的窑洞以5934元买下，算上前院与窑洞加起来面积也只有56个平方米。可他与老伴的工龄加起来有67年，如今他和老伴只能住在没有暖气没有卫生间的窑洞里，一天天地为医疗费发愁。
比起刘俊杰，67岁的刘正才的家庭还要困难。他在丝绸厂干了20多年，他住的一间窑洞摆着两张床，其中一张床上四个孙子睡在一起。房子内有一股难闻的油烟味。房内一片昏暗，刘师傅说房内本有两盏电灯，想节约用电就将其中一个灯关了。
借着这个灯发出的微弱光亮，我发现刘师傅的家具都很陈旧。一个旧彩电还是别人送的，里面两口缸压的白菜供冬天吃。由于洞内摆了两张床，再加上其他杂物，房内显得非常拥挤。
就是在这20多平方米拥挤的窑洞内，刘师傅用他微薄的收入养育了6个孩子。虽然国有企业给他的收入很少，可他感到过去国有企业对他的生活有保障，思想上不存在什么压力。
现在他整天在这窑洞内忧虑的就是每袋面粉怎么从8元一下子涨到了50元？医疗费何时能去报销？付煤气费的钱在哪？越忧虑他越不敢上医院看病，越不想把电灯打开，他苍白憔悴的脸上总被一种惶惑不安笼罩着。
他的三个儿子与他在窑洞同住。因房子紧张，有两个儿子因为结婚，将一个窑洞隔开，各住一半。
住在他隔壁窑洞的是张艳梅，她与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在一起。虽说两个孩子都已20多岁，可他们没有找到工作，无法独立生活。张女士以她180元的生活费和给别人带孩子赚的钱，勉强维持着一家三口人的生活。
孩子们不但不体谅她的艰难，还抱怨她无能没能使他们过上好日子。为此，她不断与孩子们发生争吵，家庭笼罩着极不和谐的气氛，经常处在一种对立的冲突中。她的精神承担着极大的压力。
老伴本来也在丝绸厂工作，企业倒闭失业后，也许是承受不了精神上的打击，竟然离家出走了好几年，留下她带着两个孩子度日如年地活着。生活对她来说就像这阴暗的窑洞，不知阳光什么时候能照射到她忧伤的心中。
沉重而又艰难的生活使她瘦得像把骨头，仿佛一阵风吹来她就会倒下去。为节省开支，她一个月用10度电花5元电费。
严重的入不付出使她在恐慌中本能地抗拒着面粉、食油、煤气、电等的涨价，并为每天到来的开支忧心。白菜与面粉或小米混在一起煮熟了就是一家人的晚饭，至于吃肉那已成了长时间的念想。
57岁因车祸残废在家里的白登瑞， 1993年他拿着厂里给他充抵工资的绸缎去卖时，走在路上被一辆吉普车撞倒在地，经医院诊治为重度脑损伤，对方赔了他三万多元就与他了结了此事。
出院后他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他请求丝绸厂给他认定为工伤，因他工龄达不到退休年限。按工伤他能拿100％的退休费，可厂领导无情地拒绝他的请求。现在他只拿90％的退休费。几年以来，他为了获得工伤的待遇，来回奔波在延安民政局、信访局、残联、政府等部门。可艰难的上访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他依然带着受伤的心在苦苦地请求政府能给他一个公正的待遇。
退休前白登瑞每月拿107元的工资，妻子由于来自农村，转为城市户口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加上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人全靠他这点工资生活，仅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一年就得8000元。
不得已，他向亲戚借了1万元，目前他累计欠下债务1。4万元。受伤后，他作为家里的一个主要劳动力却不能正常地工作，以至家里生活更加困难。一般一天他们只吃两次饭，早晨喝碗小米稀饭，晚上将白菜、土豆、面粉混在一起煮熟吃，他妻子说这样是为了节省油。
没有洗澡设施的窑洞，他们一家人几个月不洗澡。他说到外面洗澡一次得3元，按这样计算四口人每月洗澡的费用就得46元，这相当于买一袋面粉。因此，全家人从不外出洗澡。
面对受伤给自己带来的不幸，他悲哀地感到自己为丝绸厂干了30年，如今却得不到企业的一点温暖。他感到自己有满腔悲愤却无处诉说，而那个曾经寄托着他美好愿望的丝绸厂，已在他心中彻底地破灭了。
不公平在他心中激起的愤怒，使他有时绝望地想浇上汽油与那些不给自己工伤待遇的人同归于尽。因为他感到这种不公正、悲哀地活着是一种巨大的耻辱。
走出窑洞，看着这一排排窑洞住的大部分是为丝绸厂作出了巨大奉献的退休老工人，他们的儿子、孙子又和他们一样在这种没有卫生间、不能洗澡、没有独立卧室和厨房的窑洞中走完自己的生命里程，我的心中塞满了沉重，连心底里涌出的叹息声都变得了无生气。
岁月悠悠，窑洞墙灰有些已经剥落。一层层登上窑洞的台阶不知走过了多少人，而拥挤在阴暗窑洞内的老工人已是白发苍苍。他们拖着有病的身子，还要在这空间狭窄的窑洞内度过最后沧桑的岁月。冬天已经到来，再次望着飘飞的雪花，期待着上帝能给他们的命运有一个回答。
第五章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财政补贴还要吞吃多久（1） 在漫长的计划经济中，低效的经济体制，已经将延安一些国有企业的资产耗尽，留下来一堆废铁与沉重的债务。对它们实施改制不但成本高，而且能产生效益的资产很少。没有财政资金的投入，这些企业几乎不可能将过剩人员分流。
20世纪60年代开始筹建的延安丝绸厂，1962投产。1985年它还是延安龙头企业，每年上交利税150万元。
进入90年代后，它还在利用70年代的陈旧设备运转，不但生产效率低下，而且质量也难以保障。迅猛崛起的私营企业也使它的市场被挤占。
丝绸厂从外地购进原料，运回厂时每吨达到了480元。进行设备更新需要2000万元，丝绸厂自己拿不出资金投入，政府也无力向它伸出援助之手。
设备无法更新与市场竞争的加剧，使丝绸厂的库存越积越多。积压最严重时，厂里的周转资金全部用完。
1992年丝绸厂走向半停产，1996年终于迎来了关闭的命运。工人从1996年到1997年有17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有的工人只是到过年时才能得到政府的一点救济。
到关闭时丝绸厂累计欠下债务1400多万元，这笔债务至今还挂着。几百名工人要生存的问题使政府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