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专为“老年人”设计的贷款项目进行抵押再贷款。露丝当时认为这项贷款可以使她在接下来好些年都不用在每个月进行偿还。但事实上，这项总额为33万6千美金的可调利率贷款开始时每月所需要的偿付额高达2200美金，比露丝月收入的两倍还要多。2006年底，这位希拉里女士再也不能够按时偿还贷款，因此新世纪公司通知她将收走她的房子。正如她的律师所言：“递给新世纪公司的贷款申请中，收入一栏是空着的。这样的一份申请在第一个经手的人那里就不应该被批准”。而俄亥俄州的首席检察官助理罗伯特。M。 哈特也说，新世纪公司的放贷标准实在太低，“他们甚至会给一条狗进行贷款”。
尽管新世纪公司的贷款标准低地耸人听闻，但是它在一段时间内获得过辉煌的成功；尽管媒体上对于类似案例有突出的报道，但是新世纪的增长并非主要基于其脆弱的退休的贷款人而是基于不断上升的房价和资产的证券化。随着房价的上涨，新世纪的经纪商放出的贷款能够在贷款开始阶段以较低的“引诱利率”来吸引借款者；而在房价不断上升的预期之下，当借款人进入可调利率的高利率还贷阶段时，他们可以进行再融资以享受新贷款的低利率。确实，这种设计就是一架虚拟的印钞机；因为再融资的成本将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归入新的、更大的抵押中去——直到房价停止上涨。到了那时，所有调到高利率的抵押将会变成实实在在的负债——即必须要偿还的债务——这种强制的高额偿付就像膨胀的气球使得在萧条中的房主不堪重负。
新世纪的经营层一定知道房价的上涨不会没有尽头。那么，他们为什么直到其倒闭的那一天之前一直持续地放出风险极大的房屋贷款呢？ 一种回答说该公司不是将所持有的抵押死板地拿在手中而是将它们卖给了投资银行，而投资银行又将其打包，再把该证券化产品（被评估机构大大高估了）出售给房利美和房地美、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以及全世界的银行。
难道真的没有人关注过信用质量吗？投资银行（以及他们的信用评级机构）关注，但只是一种勉强的做法。推销抵押信贷证券化产品，他们必须首先说服自己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潜在信用质量是没有问题的。过去，当银行放出一笔抵押贷款时，它会找该可能的贷款者电话或面谈。贷款专员在谈话中会要求贷款者出示可靠证据来证明其工作单位和收入，并且评估他是否愿意并有能力举债。上述的这些评估并非仅仅以客观的事实为基础；在他们的考虑中也包括了一系列关于该贷款人的举止是否得体、衣着是否整洁、是否值得信任、工作是否稳固等问题的评估电话结果。文化上的细微差别，比如该申请人握手时的坚定或者回答问题时看着放贷人的眼睛等等，也会在贷款成功与否中起到一定作用——不幸的是，种族同样也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是，这些判断中的大多数因子确实增加了信用评估的价值。同样的，如果贷款专员引诱客户进行了一项他不能承担的房屋贷款，他与该客户之间的了解会使得他的良心收到谴责。
但是，随着投资银行将大量抵押贷款打包后再进行整合，评估电话在信用评估中的重要性越来越低：毕竟，没有任何客观机械的办法可以判断一个人做稳一份工作的能力。而且，评估电话中不依赖于客观事实的部分很可能给了抵押贷款人以歧视的名义进行法律诉讼的可能。对于投资银行和评估机构来说，其关心的基本上是对贷款者信用的数字化打分以及相对于房产价值的贷款总额。这些客观信息很容易操作而且也能够从表面上概括信用质量。相应的，经纪商在放贷时也只盯着这些客观指标，不考虑其他因素。而当市场不断走高时，他们甚至不再麻烦去验证其工作和收入信息的准确性了——一个兼职的园艺工作者被声称为一个拿着中等六位数年薪的树木修整专家。
在历史上由贷款专员所进行评估电话其实对于整体全面的信用评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这一评估手段被摒弃后，尽管各项客观数据指标一直都不错，但抵押贷款的放出质量却是恶化了。实际上，评估电话所判断的因素对于信贷质量是重要的。因为不管信用打分是多少，在面试中贷款者的举止、言谈、着装确实与他工作的稳定性是相关的。而在赚取佣金的激励下，经纪商和新世纪公司有着极大的动力扩张贷款量——在这个时候，他们知道应该盯住的数字是哪个。因此，经纪商丝毫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们会尽力帮助想要获得贷款的客户改善其信用打分，聘请好说话的评估师将抵押住宅价值估高以保持贷款对房价的比率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由于他们愿意为达成贷款交易做几乎任何事情，新世纪的贷款部分以“成交大学”而著称。
然而，新世纪的低信贷标准最终让其自食恶果。越来越多地，新世纪的贷款者甚至不能够偿付刚开始的那几笔额度进而违约。这些违约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购买这些抵押用于打包的银行可以将这些在早期就出现的违约抵押给新世纪公司。越来越多的抵押被退回并进入新世纪的会计账簿，而且借款者又开始降低甚至收回其授信额度时，新世纪公司最终宣布破产。人们不得不佩服新世纪公司创始人布拉德。 莫里斯的厚颜无耻——他在2007年4月2日宣布公司破产的新闻稿中说道“新世纪公司帮助了几百万的美国人体验了房屋拥有者的好处，如果没有新世纪公司，他们很可能没有机会获得贷款来实现他们的这一愿望”。而实际上，对于这些上百万的房主们而言，他们的房产就像是掉在脖子上的一块巨大的石头，将他们拽入债务的深渊。
归咎责任
私人金融部门对于发生的一切负有不可推卸的巨大责任。但是经纪商的行为真的是不道德的吗？十分清楚的是，误导退休人员认为其每月应偿付的额度是不对的而且是超越了法律所规范的界限的。然而，尽管这样的案例在报纸的头条上屡见不鲜，但是这种掠夺式贷款的典型性却并不明显。经纪商以及像新世纪这样的公司所提供的正是许多房主所梦寐以求的东西：以更低的利率进行再融资，而不考虑未来自己的偿付能力。难道经纪商应该告诫这些饱受债务困扰的房主们，说他们应该在减少消费、还清信用卡债务、搬进一个更小的经济上更能承受的房子吗？也许其中一些经纪商为了培育一些信任他们的老客户曾经这样做过。然而，当他们知道他们成交的这些抵押贷款将会被打包出售时，他们想与客户建立长期关系的动力就被完全破坏了，剩下唯一重要的就是佣金——衡量他们工作好坏的唯一指标。所谓的公平交易市场没能培育信贷双方的同理心以及对长期的关注。
在所谓公平交易市场这一运转良好的竞争性市场上所要背负的，还有另一项指责。如果对新世纪公司加以规范，使其被迫以相对公道的价格来售卖其抵押贷款的话，那么这些抵押的风险就根本不会膨胀到这次危机中所暴露的程度，而且他们也就不会劝诱那么多的贷款者为他们根本无法负担的房屋举债。竞争性市场应该提供规范新世纪公司的机制，然而，不幸的是，市场在当时以大大高于这些抵押价值的价钱购买其证券化产品，没有能够执行其传统的原则。
原因之一是市场当时呈现非理性的繁荣状态并坚信房价永远不会下跌。然而，大部分的泡沫都存在并日益积聚于低收入家庭房屋贷款领域的证据越来越多，表明这并非是一种普遍性的非理性状态而且其他因素也在其中起作用。
另一种更为可能的解释是政府大力推进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计划使得大量的资金加速进入这一领域。经纪商、借款人、打包商、评级机构只不过是没有足够的人手和能力来有效地驾驭巨大的工作量。尽管，他们也许也会担心其马虎的工作对其声誉的潜在损害；但是由这些业务所带来的巨额佣金收入显然缓和了这种忧虑。比方说，很多新世纪公司的高级经理都是金融行业的老手，他们深知像这样地几近于印钞的机遇期不会很长：尽管新世纪公司的流动资产在20052007年间不断下降，尽管该公司被迫消化其会计账簿上不良贷款所带来的损失，其每股的分红还是上升了。
这些还不是完整的探讨。因为上述种种只是触及到了解释这一谜题的第一步而已。上述解释只是说明了为什么投资银行（以及评级机构）在新世纪公司的违约抵押中扮演了推手的角色，而没有说明为什么他们能够以极高的溢价将上述资产打包证券化卖出。也许是最终的买家被评级所愚弄了，也许是对于这些交易发起的强劲需求，造成了他们对于上述金融产品潜在价值或者质量的忽视。
毋庸置疑的，一些官僚化的养老基金和外国银行并不在意他们所购买的产品究竟是什么，只要该产品承诺较高的收益并且拥有3A的评级；然而，他们却忘了问问自己，凭什么能够在不冒风险的情况下获取收益。作为事后诸葛，他们当然知道不应该盲目信任而应该更多的进行核实，尽管他们仍然相信公平市场中像评级公司这样的机构。同时，对这次次贷之祸需要承担责任的还有，以房地美、房利美为代表的公司和像联邦住宅管理局这样的政府机构。前者为完成政府配额，不得不购买大量的次级贷款证券化产品；而后者则造成了房产市场部门不可持续的需求。正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彼得。 瓦利森所指出的：“2008年末，联邦住宅管理局持有450万次级及近优贷款；房地美、房利美被接管时会计账簿上也躺着上千万；在社区再投资法的要求下，其他银行到目前仍持有270万。”这些政府指令下的贷款几乎占到金融系统中所有抵押垃圾金融产品的2/3，而这些贷款比优质贷款的违约率高915倍。
与上述指令一样有问题的是上升的速度。考虑到金融机构和政府组织被迫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购买的数量，除了集中精力在像信用打分这样的硬性指标以外，他们不可能执行太多的质量控制。而信用打分我们已经在前面证明了其存在的问题。也许政客们不是那么着急的推进穷人拥有住宅的计划，贷款的放出也许会更加谨慎，信用评级机构的监察会更彻底，购买者也会对于其购买的产品更加小心。
那么责任究竟由谁承担了呢？不是新世纪公司的创立者，他们在公司状况逐步恶化的过程中将股份出售了；不是交易商们，他们在危机崩盘之前轻轻松松地赚取了大量佣金；不是信用评级公司，他们仅仅只是没有注意，或者说是选择性地忽略掉了潜在的贷款质量恶化问题；不是某些房产所有者，他们将本不应该属于他们的房产当做了虚拟提款机进行了超前消费。最终，责任被那些退休了的老人们承担了，他们被骗进行了昂贵的抵押贷款，在本不需要再有任何忧虑的老年，他们却不得不面对从自己的房子中被逐出的窘状。最终，责任被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承担了，他们要面对巨额损失所带来的依赖于他们的每个家庭的投资收益减少。最终，责任由纳税人承担了，他们所缴纳的美元被用于拯救有联邦住宅管理局撑腰的房利美和房地美。
总结及结论
金融部门的表现——特别是在一个金融从业人员与终端消费者进行的多是一次性交易而非建立长期关系的公平金融系统之中—— 往往只能用金融从业者创造的利润来衡量。当大部分的人在金融以外的部门被雇佣时，对个人的衡量往往包括是否创造了对社会有用的产品这一问题；但这种情况在金融部门中则较少发生，因为对于金融从业者而言赚钱才是唯一的王道。在极具竞争性的环境中，价格的极小的扭曲都能够造成金融部门极大的震荡。
许多因素合力积聚成为了贪婪。然而，贪婪，或者用更为平淡的词来说，自利是任何公平交易的动力源泉。这是一个常量，并且不能够解释经济的繁荣和萧条。私人部门按照一贯的方式运作：寻找最能赚钱的机会。不加疑问的外国资金和部分由于政府指令推动的国内资金给了私人部门将次级贷款引向灾难性后果的推动力。这并不是说私人部门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而仅仅是说将以下二者结合起来存在着大量的风险：持有大量资金但对于价格和风险并不敏感的投资者和具有高度进取心的私人金融部门。
外国投资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尤为有趣。伴随着外国对美国出口的扩张和美国投资者在国内低利率的压力下转向海外寻找获利机会，外国中央银行面临着巨额的美元流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本国货币的升值压力，中央银行在能够获取较少收益的条件下购买美元资产。谨慎起见，他们不得不将手中持有的美元进行债券投资；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债券所暗含的特殊保护，使得他们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因此，在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反过来刺激了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扩张。由于这些金融产品的代理商所享有的政府背书，外国中央银行对于这些代理产品的风险并不担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本次危急中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对于美国所做的，正是在他们自己的经济危机中外国投资者曾经对他们做的。
同样有问题的是像德国兰德斯银行这样的私人投资者。他们相信了以次贷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评级，并于房利美和房地美一起推高了这些证券产品的价格，使其具备了远超于自身价值的吸引力。第三章中的新兴市场危机描述了公平交易市场中的资金涌入以长期关系为基础的市场系统时会发生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在现在这场危机中我们所看到的问题正好相反，是在公平交易市场系统中涌入了来自国外和国内半政府性质的对价格和风险不那么敏感的资金。
这场危机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不知什么原因，私人金融部门将其前沿领域转变为了自我破坏的工具——商业和投资银行将抵押资产一起打包证券化出售，却最终成为了这些证券化产品的主要持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