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继续缓和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在第三世界争夺势力范围，并加强其战略力量以与美国争高下。苏联立场的这个弱点不久因中美的和解而暴露无遗。
然而，莫斯科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拥有重要地位，能够获得盟国对其既定立场的支持。有段时间，莫斯科一直在努力召集所有支持它的执政和在野的共产党举行大会，讨论当时意识形态和外交方面的重要问题，像往常一样，发表一项全体成员都同意作为行动准则的集体宣言。中国当然拒绝参加此类活动，也未参加1969年6月5—1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③代表大会。会前，苏联人曾向罗马尼亚共产党和其他党保证，他们既不会把会议变成批判中国的大会，也不会宣告把北京排除在共产主义运动之外。然而，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发表的重要讲话却对中国领导人充满了敌意。在边界问题上，他指责中国蓄意挑起冲突并且把战争看作“积极的历史现象”。
他再次建议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勃列日涅夫对中国“毫无根据的领土要求” ④ 同上。 ⑤ 《真理报》，1969 年5 月3 日；《消息报》，1969 年5 月5 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 年5 月21 日，第22 页）。 ⑥ 《中国动态》，1969 年5 月12 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17 期 （1969 年5 月16 日），第21—22 页。中国的照会指责苏联上年未参加会谈，认为中国这次同意参加新一轮会谈是作了宽宏大量的让步。 ⑦ 《苏联动态》，1969 年5 月23 日。中国人于6 月6 日作了答复，见《中国动态》，6 月9 日；《中国大 陆报刊概览》第4436 期 （1969 年6 月13 日），第22—23 页。 ① 《苏联动态》，1969 年7 月14 日；《纽约时报》，1969 年7 月14 日。 ② 《纽约时报》，8 月9 日，（苏联的声明）；8 月12 日（中国的声明）。 ③ 这次会议的讲话和文件的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 年7 月2，9，16，23，30 日；《苏联 动态》，1969 年6 月18 日。勃列日涅夫的重要讲话，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 年7 月2 日，第3—17 页；讲话摘要，见《纽约时报》，1969 年6 月8 日。进行了猛烈抨击，并说：“今后发生的事情会表明，中国领导人是不是真的①愿意谈判并达成一项协议。”大会通过的正式文件只字未提边界局势或中②国，遵守了苏联人关于不涉及该问题的承诺。然而，勃列日涅夫会后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的报告中却提到了该问题，声称毛的政策“在大会上受到了严厉谴责”。③对于苏联人提出的恢复谈判的建议，中国人经最大限度的拖延之后才作④出了答复。5月24日，他们又就边界问题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声明提出了中国就一项新条约进行谈判和划定边界线的五个前提条件。这些条件申明了中国在以后的谈判中的立场，摘要如下：
苏联人必须承认有关目前中苏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如果苏联人承认了这一点，中国愿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
俄国人据说是通过违反不平等条约而占据的中国领土，“原则上”必须归还中国。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苏联人必须停止一切“挑衅和武力威胁”，包括炮火轰炸和核攻击。双方均不将边界实际控制线向前推进。至于边境河流中的岛屿，双方以主航道中心线 （河流中最深处线）决定其归属权。
在明确划定界线之前，一方居民在另一方领土上“按照惯例”进行的“正常生产活动”（如珍宝岛等岛屿上的居民和帕米尔地区的牧羊人等）不受干扰。
声明还说，如果苏联同意这些条件，中国就恢复谈判，以便达成一项平等的协定。前两项条件正是造成1964年谈判破裂的原因。如果莫斯科同意了第一条，就有可能得归还17至19世纪俄国占领的大片中国领土，或使克里姆林宫一开始就白白地丢掉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砝码。第二条也许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为俄国人不可能归还如此大面积的领土）。由于边界的划分从未达到让双方均满意的程度，也由于1917年以前俄国人确实占据了中国所宣称的是属于它的大片领土，如果苏联同意这项条件，不但会把对这个问题的所有决定权送给北京，而且还得把诸如黑瞎子岛一类的大片土地还给中国。黑瞎子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交汇处，是伯力的天然屏障。鉴于苏联一直拒不接受中国关于这段边界的划界建议，中国在声明中提出举行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就显得不太严肃。此外，后三项条件的目的在于保卫中国领土，防止苏联的进攻。这将使俄国人无法保卫本国的领土，使之免受中国人在珍宝岛上发动的那种突然袭击，将迫使莫斯科承认，迄今由苏联控制的主航道中国一侧的岛屿的主权属于中国，还将使中国人像过去的许多年中一样，继续在苏联领土上四处活动，因此 （在新的紧张环境中）而使发生军事冲突或宣传战的可能性大增。
不过，中国人毕竟稍稍开启了恢复谈判的大门。苏联人看重这一点，所 ① 《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 年7 月2 日，第12 页。 ② 《真理报》，《消息报》，1969 年6 月18 日，第1 — 4版。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 年8 月 6 日，第14—24 页；《苏联动态》，1969 年6 月18 日。 ③ 《共产党人》第11 期（1969 年7 月），第3—16 页（引文在第4 页）。（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69 年9 月3 日，第3 — 8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 年5 月24 日，见《中国动态》，1969 年5 月26 日；《中国大陆报 刊概览》，第4426 期 （1969 年5 月29 日），第23—36 页。①以没有完全拒绝中国的要求。在1969年6月13日给中国的照会中，苏联在拒绝中国五项条件的同时，对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作了详细的阐述，建议双方在两三个月内举行会谈，达成一项明确的协议。苏联的这种克制态度在照会中表现得很清楚：
苏联方面赞成下述各点： 〈1〉对边界线上没有争议的地段，双方申明一致意见，并以条约文本为基础，经共同协商，就边界线的勘定达成一项谅解； 〈2〉对发生了自然变迁的地段，双方可以根据已有的条约，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线进行划分；〈3〉双方签署共同认可的文件，把达成的协议记录在案。
关于条约，苏联坚持的是“信守公约原则”，而对边界线的勘定，则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然变迁部分和对已有边界作更精确的划分上。中国对条约坚持“情势不变原则”，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但对边界的划分，也同样注重已发生的自然变迁——当然是有利于中国的——变迁。①由于存在这些分歧（它们源于中共和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立场，更源于俄国人的军事优势），谈判并未马上恢复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中国人拖延策略，且不愿与苏联人面对面进行谈判，莫斯科不得不做出抉择：或者让问题继续悬而不决，或者迫使其有所进展。由于1969年春末夏初边界事件仍持续不断 （这显示了自由放任政策的危险性），也由于边境河流航行谈判已表明中国人可以被推到谈判桌边，所以莫斯科决定通过集结军队、蓄意扩大边界冲突、威胁使用更严厉的暴力手段和要求在不带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举行谈判，以迫使北京就范。这个过程贯穿于整个1969年夏，但直到9月初，中国人仍不屈服。就在这个时候，胡志明逝世了。他在遗嘱中特别要求俄国人和中国人了结他们的分歧，他在河内的葬礼可为中苏双方代表提供一个中立的会面场所。莫斯科马上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北京不愿在整个夏季都遭受军事打击和核威胁以及中国国内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与苏联会谈。所以，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碰到参加葬礼的苏联代表团之前，就从河内回国了。①然而，俄国人还是给北京送去了明确的信息。苏联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在从河内回国途中 （他的飞机已降落在苏联的塔吉克共和国），接到了莫斯科要他前往北京与周恩来会晤的电报。9月11日，这两位政治家举行了历史性②的会晤。曾竭力避免与俄国人见面的中国领导人明确表露了他们的不快：会晤只持续了不到三个半小时，而且是不顾苏联人的反对在北京机场而不是在市内举行的。此举与过去几个世纪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蓄意侮慢是一脉相承的。然而，二人达成的协议实现了苏联一直寻求的目标：恢复边界谈判，停止边界冲突。虽然双方都未正式公布机场协议的内容，但据半官方消息透露， ① 《真理报》，1969 年6 月14 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 年7 月9 日，第9—13 页）。这 是苏联回复中国5 月2 日的声明和6 月6 日的抗议（《中国动态》，1969 年6 月9 日）的一份照会。 ① 信守公约原则是“有义务执行公约的国际法原则”，意指签约各方必须守信履约。与之相对的是情势不 变原则。国际法中的这个原则是指，当事人只有在“情势不变”，即环境无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才守信履 约。 ① 《纽约时报》，1969 年9 月12、13 日。 ② 同上。显然，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充当了调解人。罗总理扬·杰奥尔盖·毛雷尔 奉命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然后前往北京，在柯西金抵达北京前数小时会晤了周恩来。柯西金提出了下述建议： ③1。维持边界地区的现状。
2。避免再发生军事冲突。
3。在边界地区的某些地点建立非军事区。
4。恢复边界谈判，以已有条约和边界现状为谈判的基础，对边界线进行调整。
5。恢复边界居民的迁移活动，特别是苏联工人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黑龙江沿岸地区的迁移活动。
对苏联而言，这显然是一个胜利，因为苏联对要谈的问题和谈判的基础作了详细的阐述。不过，前三点对中国也有好处，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联的军事威胁。在何处建立非军事区及非军事区面积的大小问题将使双方产生争议，中国人将利用这些问题阻止或拖延有关边界问题的实质性会谈。不管怎么说，中国人终于同意恢复谈判作为消除苏联的威胁的一种手段，而这也正是俄国人所希望的。
9月11日机场会晤之后，情况马上发生了有益的变化：苏联人停止了对① ② ③中国人的抨击；边界事件未再发生；贸易谈判得以恢复；此外，两国都在采取步骤互派文化大革命初期召回本国的大使。不过，中国人还在拖时间。
恢复谈判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人们甚至不清楚中国人在北京是否同意了柯西金的建议。况且，即使达成了一项协议，双方的解释也会是大相径庭的。
④事实上，除9月11日发表了一份简短的无具体内容的公报之外，没有迹象表明双方达成了协议，甚至没有就努力达成一项协议取得一致意见。
身为新闻记者的苏联间谍维克多·路易斯于9月17日在伦敦《新闻晚报》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发出了苏联要对中国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暗示性 ③ 《世界报》（巴黎），1974 年11 月10—11 日。后来，周恩来讲了他对机场会晤的意义的理解（双方未 签署文字协议）。在周看来，双方达成了如下共识： 〈1〉在通过谈判彻底解决边界争端之前，维持边界地 区的现状； 〈2〉双方尽量避免进一步的武装冲突，并撤走边界线附近的军队； 〈3〉双方通过协商“重新 划定边界线”，周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见《纽约时报》，1973 年11 月24 日（周与C。L。舒尔茨伯 格的会谈）； 《共同社消息》，1973 年1 月28 日（周与日本众议院议员的会谈）。关于机场谅解的执行， 周和柯西金的看法不伺。第一，周认为，只有在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得到重视之后，谈判才能够开始并持续 下去，才能最终获得结果。第二，双方对“现状”一词的解释不同。柯西金认为“现状”指的是双方都不 再侵犯边界，而周认为它不但指不侵犯边界，而且意味着边界地区的军事平衡不发生重大变化。第三，双 方在非军事区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柯西金显然认为它指的是双方军队均撤出某些已发生冲突或可能会发生 冲突的地段。周 （可能知道柯西金的解释，也可能不知道）认为它指的仅是苏联军队撤出那些有争议的地 区，即中国提出主权要求的那些苏联领土。这些分歧是双方难以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 ① 《纽约时报》，1969 年9 月17 日。 ② 同上，1969 年9 月19 日。 ③ 1969 年9 月25 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格斯·霍尔由河内返国途中拜会勃列日涅夫 的情况。勃列日涅夫告诉霍尔，柯西金向周恩来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其一与边界有关，其二与外交代 表须保持在大使级有关，其三是要扩大贸易规模。另据报道，10 月初贸易谈判已在进行，参阅《苏联动态》， 1969 年10 月3 日，该处转述的是一位驻莫斯科的南斯拉夫消息灵通人士的话。实际上，贸易谈判可能在8 月份就开始了，见《中国动态》，1969 年10 月7 日。 ④ 中国方面发表的公报说，柯西金是“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这不是事实。它说明北京是被迫接待柯西 金的。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98 期 （1969 年9 月18 日），第25 页；《远东经济评论》，1969 年9 月25 日，第759 页。恫吓。文章特别提到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内涵——断言苏联有“权”单方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也提到了对罗布泊核基地动用核武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