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政治上的觉醒和受害者的不断增加同其他一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如林彪的死亡），增加了人们对高级领导人的怀疑和不信任。领导人的行为同过去的10年或是20年前相比到底变化了多少，谁也说不清。但是，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情况在恶化。领导人艰苦奋斗和大公无私的形象，开始被另外一种情感所代替，即权贵们关心维护自己的权力犹胜于关心造福社会。他们不仅能够而且也急于通过使用他们的权力和“后门”等手段，为他们自己和朋友以及家属谋取利益。新的领导人关心建立他们的地位和特权，正如被他们取代了的那些人一样，当老干部们恢复了职务的时候，他们似乎一心想着重新获得他们失去的种种特权，并且等待时机，报复那些曾经折磨过他们的人。因此，文化大革命增强了人们对官僚主义者骄横的敏感性，但在克服官僚主义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甚至产生相反的效果）。50年代说干 ① 一些中国资料表明，有将近1 亿人程度不同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品。我们自己的研究结 果则认为，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城市地区由于政治问题而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超出总人 口的5％。参见怀特和帕 里什：《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第9 章。部的模范行为是促进民众对新的政治制度产生敬意的主要因素，70年代，对于干部所作所为产生厌恶，表明人们越来越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幻想破灭。
政治领域混乱一团，经济状况也不断恶化。毋庸置疑，一部分人从中得到了好处——一些临时工在1971年转成了正式工，派系斗争中的胜利者被封官加爵，有些军人挤进了市政府机关，有些军人把他们农村的家属办进城市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医院里，一些护士干起了医生的活，卫生员干起了护士的活，而医生则不得不去清理便盆和擦玻璃。在这十年中，对于一般的市民来说，前景不妙，由于政治上的错误而被降级和受处分的机会比以前增加了。给职工的奖金和其他额外津贴变成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有的干脆被取消了，这样就打击了那些勤奋能干的人的积极性。工资晋级仍然被冻结着，只是在1971—1972年对那些低工资作过一些调整，因此，在长达15年甚至更长时期里，人们用同样工资来维持家庭的需求。
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上有几部分人清楚看出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那些与海外华侨有关系的人在住房、获得消费品和其他方面都失去了很多特权，有时受到恫吓不敢去领海外来的汇款。许多有政治问题或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被赶进了狭小拥挤的小屋或被停发工资，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注销了城市户口，全家被强制迁回他们的农村出生地（在许多情况下，有些人从未在那①里居住过）。到了70年代，有一部分人取得了部分他们失去的东西，但其他人又倒霉了。例如，军队开始交出政府和文职机构的领导权，官方的政策要求从农村招募来的军人在复员后必须返回当地村庄，不能在城里安排工作。
除了前途不妙外，许多市民明显感到这些年的市场供应和生活水平在下降，一些诸如收音机和手表等东西似乎比以前更容易买到，但是这并不能使人们对食品匮乏的不满得到补偿：食品的种类越来越少，定量越来越紧，采购花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使人垂头丧气。一位嫁给中国人的美国妇女曾对当时的景象作过如下描述：
在革命混乱的年代里，可以得到的生活原材料一点点减少。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饭桌上只有米饭和一个用花生油稍微炒一下的蔬菜，……情况同饥荒不同，大米还有供应，但是想达到均衡饮食的标准已经是不可能了……几乎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几乎整天都在为吃饭发愁……研究如何使用肉票的最佳方案，成为家里每天谈话时的主要话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②一位曾在1975—1977年间生活在北京的澳大利亚学生，记述了当时在购物时最常听到的四句话：“没有了”、“卖完了”、“明天再来”和“对不③起”。 住房紧张也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因为50年代初兴建住房的势头未能保持下来。尽管加强了对农村向城市移民的限制，也无济于事。老房子一部分坏了，人们只得挤在更小的居住面积里凑合，那些想要新房的人得等好几 ① 中国的资料表明，在 1966—1976 年，有 1300 万城市人口被以这种方式下放到农村。参见卡姆·温·詹 和徐学强 （音）：“1949 年以来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化：重建基数”，《中国季刊》（1985 年12 月）第104 期，第606 页。 ② 鲁思·埃厄恩肖·洛和凯瑟琳·金德曼：《在外国人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美国女人在中国》，第 209、283—284 页。 ③ 贝弗利·胡珀：《北京内幕：一个人的报告》，第78 页。年。 ①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分配制度趋②于公平。在收入和获得消费品方面的差距逐步缩小。然而，这种变化带来的社会效果并不像中国改革家们所预期达到的平均主义那样健康。当“馅饼”
越来越大，每个人得到的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所得部分大得不成比例的时候，平均分配才是最容易的。社会底层的人们感到兴高采烈的时候，而上层人物也不感到不快，这正是 1955—1956年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使用的战略。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情况并非如此。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馅饼”在一天天缩小，要实现平等，只有削减各特权集团的利益，使他们的生活接近其他市民的水平。这样，利益受损的集团感到不满意了（完全可以理解），而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生活也未看到如何提高。作为一种推行平均的战略，它肯定引起了人们普遍的不满。增加社会平等并未能取得有意义的效果，因为在许多市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分配制度本身就不如过去平③等。那些工作更努力和贡献更大的人并没有发现这种分配上的变化使他们的工资袋充实了或是使他们能得到更多的消费品——或许更重要的是人们发现那些有关系的人能够“超越这种制度”：他们能得到耐用的消费品、公费医疗、住房和其他一般人难以得到的紧俏物品。在当时供应紧张的条件下，每个人被迫去发展各种关系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有的人能“走后门”，他们比其他人更成功些。显而易见，那些身居要职的人在玩这种游戏时，肯定要比一般的市民强，对中国权贵们的不满也会随之增长。
在这些年，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最严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他们处在世界的顶峰；但是到了1968年，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再获天恩。大多数人不是被匆匆撵到了农村就是被下放到边境地区安家落户，成为农业劳动者。
在以后10年里，有1700万城市青年经历了这样的命运。上山下乡虽在当时是光荣的使命，而且政府继续以此作为处理城市过剩“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事实证明，就社会而言，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许多城市年轻人发现他们难以忍受农村艰苦的生活条件，所以不久就开始违反规定，跑回城市里呆上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他们已经被注销了户口，不能再被合法地雇佣或得到日常生活必须品的供应，他们不得不依靠家庭和朋友，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在70年代初期，这些返城的青年是制造城市犯罪的祸首。这些年轻人在城市系统中没有一席之地，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忿怨不已，这些都促使他们成了胆大包天的犯罪分子——对他们的控制比起对一般市民来要困难得多，甚至比控制城市的农村盲流都困难。由此而产生的大量问题使得当局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更改过去的计划， ① 一份在1978 年对中国的192 个大城市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每个城市的住房面积在1949 年 以后下降了 20％——每人从4。5 平方米下降到3。6 平方米。参见周：“九亿中国人的住房问题”，第8 页。其他一些 材料以1952 年为例，说那时人均占有住房面积仍有4。5 平方米， 参见周叔莲和林森木：“谈谈住房问题”
《人民日报》， 1980 年8 月5 日，第5 版。 ② 对这种平均分配努力的效果，在怀特和帕里什的书中有详细描述。参见《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第3 — 4 章。 ③ 应该记住平等与公平之间的区别。平等是分配方面的绝对差异。但是公平是指人们是否得到应该得到的 东西（按当时的标准的水平）。这样，一个比较平等的分配制度可能被认为是更公平的，也有可能是不公 平的。甚至在毛去世之前就着手改变——提供更多的资金来安置青年人，特别是把送青年人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制度改为年轻人轮流到农村接受锻炼的制度，在农村干了几年的青年，如符合条件，就可以返回城市并给予安排工作。
除了以前的红卫兵之外，其他人也受到了变化莫测的形势发展的影响。
他们的弟弟和妹妹在这种学校制度下成长起来，其前途并没有什么保障。随着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制度的改革，他们很清楚他们不可能从中学直接上大学，其中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将送往农村。由于不再强调成绩，每人每年自动升级，学生学习成绩和在学校表现与来日的工作安排没有什么联系，因而城市的学生感到他们没有什么理由再努力学习，或是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无论他们的表现如何，对于他们的未来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其结果，是使那些仍然在校的学生逃学旷课和违法乱纪的增加了。家长非常担忧他们的孩子表现如何，但对于怎样才能使他们的后代遵守纪律，却又感到不知所措。有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忽然提出一条希望能够奏效的战略，培养他们体育或是音乐方面的专长，就有可能使他们对城里某个工作单位有吸引力。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规划未来几乎是毫无希望的。一些年轻人开始请教算命先生或是寻找其他的神秘的答案来解决他们生活中的未知的将来。在人们普遍焦虑不安时，社会权贵们却能够给他们的子女在城里安排工作，或者把子女从农村“挽救”回来送去参军或上大学，这就加剧了人们对当权者的不满情绪。
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城市的社会秩序，但是如上所述，1969年大动乱阶段的结束并未能使社会秩序恢复到以往那种程度。黑市交易、非法买卖和投机倒把猖獗。在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上小偷肆虐，晾在外面的衣服及放在外面的自行车稍有不慎就会不翼而飞。人们在晚上独自行走时比过去更加害怕，一些耸人听闻的传说如抢劫、强奸、谋杀更令人毛骨悚然。也许最使人胆颤心惊的是犯罪集团或“黑社会”开始在大城市出现，他们的犯罪方式同世界其他地方的一样——占据地盘，制造土武器，同敌对的集团进行火并。
城市居民们越来越害怕到这些黑社会活动猖獗的地方去，他们也同样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受到这些黑社会势力的影响。比较而言，中国城市犯罪率比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低得多，然而，中国的市民们已感觉到他们在50年代曾引以为荣的高度的社会安全和公共纪律现在已是荡然无存了。
城市秩序的其他方面也下降了。随手乱扔垃圾和在大街上吐痰的现象比以前更常见了。尽管广泛宣传毛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但是商店里营业员和饭店里招待员的态度却越来越差。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乐意给老人让座，汽车和火车也不如从前准时了，甚至连苍蝇、老鼠和其他城市害虫也都“杀回来了”，而在10年前或更早些时候，这些害虫曾得到较好的控制。也许有些看法不太确切，仅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怀旧之情，但它的确表明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看法：城市制度垮了。
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加强无产阶级文化的巨大努力（官方说是无产阶级文化，但未详细解释其定义）。这种努力渗透到了市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红卫兵造反揭开了运动的序幕，以后几年的政策，又使这种压力得以保持下去。首先，这个政权不是自由主义的堡垒，因此，许多早年允许的表达形式、风俗习惯和文化物品，现在都被禁止了。① ① 一个生动的百名被放逐的红卫兵的名单被译在《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1970 年春夏季 号）第215—217 页上 （材料来源于1966 年9 月北京的一份红卫兵文件）。1966年红卫兵破“四旧”期间，许多家庭的珠宝、祖传的神龛、圣经、老式的衣服、香水、古书和一些传家宝都被没收了。就连那些没有被抄家的人，也由于担惊受怕而将他们的门神、外国书籍、古典油画和其他容易引起麻烦的物品毁坏或是埋藏起来。这时候，在很多地方，即使连养金鱼、养鸟和其他小宠物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每个家庭都必须在家里显要的位置张贴毛的画像，并用毛的语录作为家庭的主要装饰。在一些单位，②人们每天早晨给毛跳“忠字舞”，回电话时先说“毛主席万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们走在大街上，随时都有可能被勒令停下来，如果他们的穿戴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式样，就会被剪掉头发，撕烂衣服。在有的单位，淋浴室甚至洗衣间和其他一些服务设施都被认为是过分地迎合了“资产阶级”的个人需要而被拆除。
书店和图书馆急忙把新近定性的禁书从书架上取下来，电影公司的影片和剧团也受到了同样剧烈的冲击。一些庙宇被损坏，寥寥无几的基督教堂被关闭，那些希望以任何方式参加宗教仪式的虔诚的教徒们，只有偷偷地在自己的家中秘密地进行。许多娱乐性的活动，如跳舞、郊外野营和一些业余爱好俱乐部都被怀疑有“资产阶级”倾向而遭到大规模的削减。当局还试图通过鼓励人们在传统节日加班，并禁止人们吃月饼、焚香、赛龙舟和其他一些因节日而举行的仪式，来阻止人们对传统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