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68—72 页。 ② 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41—64 页。 ① 马德森：《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72—80 页。也见舒的分析：《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339—341 页。在的阶段有关）；一个人与亲属和邻居的关系是不是好 （这取决于一个人能否适应贯穿全村生活的血缘关系网）；政府考察一个人过去的政治关系是否①有利；或一个人有多守纪律、多勤奋和有多少雄心壮志。上述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产生了新的利益集团，而且有时在村民中导致了新的敌对，如果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这种敌对就不可理解了。
村一级通常提到的社会阶级更像是一种新的种姓等级制度。每个人都贴了一个阶级标签，不是土改时授予的，就是从父系继承的（如果在50年代初他还太小而不能得到自己的成分）。尽管这种分类与一个人现实的经济状况仅有间接的联系，但它是一个人政治和社会地位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如果一个人是“贫农”或“下中农”，他就有资格被考虑提升为干部并享受政府的一切优惠待遇。如果一个人是“中农”，极能干又极可靠，他就可能有资格当小干部，但他通常多少要受点政治责难。如果一个人是“四类坏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之一，这个人就会永远洗刷不掉这个污名。这个人就没有权利出席生产小组或生产队的会议 （尽管在会议结束后，这个人会被派去打扫会议室），他在生产小组或生产队选举时不能投票，他对自己命运的一些怨恨会被解释为反革命行动并有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没有贫农或下中农与其结婚，除非是这些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到了60年代，这些阶级标签已固定下来。大家都被彻底归了类，谁都甭想从中有所变动。尽管对约占人口总数6％属于四类坏分子的人来说肯定是悲惨的，但对大多数被划分贫农和下中农的人来说还是有些安全感的。良好的阶级成分为后者提供了政治资本的基础，在正常情况下，它是不会丧失的，除非这个人犯有重大的反革命罪行。但在“四清运动”的理论中，贫农、下中农以及出身于这种背景的干部由于犯了一些较小的错误，现在就可能会失去好的阶级成分。在当地的政治斗争中，阶级成分成了致命的武器。①“四清运动”引起的政治战争不像土改对旧的乡村精英斗争时那样你死我活。尽管一些本地干部的仕途生涯被打断，还有报道说至少有一些人自杀，但新精英的毁灭并不像地主的毁灭那样是决定性的。本地干部中的大部分，除了那些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人，都能使对他们的指控得到修改，并被恢复原职。不过，他们受到的惩戒通常足以 （至少暂时可以）制止搞特殊关系和私吞公款。而且他们必须与新的、年轻的干部分享一些本地权力，这些新干部是工作组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队伍中吸收来的。
紧接着社教运动之后四清的下一个阶段更为积极，在此阶段，村民应学会理解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并把这些价值观念较全面地付诸实践。就在1965年和1966年前后，对毛的狂热崇拜传入乡村。农民们参加学习小组，背诵从毛的著作中选出来的一些段落（例如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文章），学唱革命歌曲，听老农民富有感情地忆苦思甜，并讨论无私地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这些 （忆苦思甜大会）经常与诸如推行大寨的工分制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革联系在一起。②由于60年代中期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大公无私、毫不利己” ① 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52—53 页。 ① 见理查德·柯特·克劳斯：《中国社会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尤其是第39—114 页；马德森： 《中国 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75—80 页。 ② 马德森，同上，第130—150 页；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74—102 页。的新强调或许暂时为大家所乐于接受。总的说来，恰恰是从大跃进后的几年自然灾害以来，经济增长了。一些资金被用来改良种子和购买化肥。60年代中期，农村的许多地方通了电。由当地医务人员行医的农村卫生所广泛地成立起来。物质生活的质量逐步提高。或许许多农民认为这些改善和提高都是因为有了毛主席，由于庞大的宣传机构的努力，毛几乎以神化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不过，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个信念受到严重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农村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震憾全中国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主要由学生和城市工人组成。但是，城市的不稳定不可避免地扩散到了农村。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与城市联系最密切的农村。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来到郊区农村，而且有时甚至到较为偏僻的地区传播造反信息。在60年代初“被下放”的城市青年受到革命热情的感染，并在所在农村组织了红卫兵派别。企图逃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的城里人逃了出来，去拜访他们在农村的亲戚。①通常在外来鼓动者的推动下，一些年轻的村民组成了他们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但一般说来，这些似乎是对其城里的榜样相当淡漠和无力的反应。一些红卫兵组织开始在生产队“夺权”，他们接管了官员们使用的办公室公章，并宣布现在由他们来负责本地事务。尽管对许多本地农民来说这是暂时的破坏且令人讨厌，但这些事件并没有深刻改变当地的政治形势。村民们没有理由尊敬干这种事的年轻人或与之为伍。许多公认的本地干部经常仍在处理当地事务，至少也是非正式的。不过，乡村还是感受到了1967年发生在较高层的省、县一级而且有时是公社总部的夺权的影响。当这些单位被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的联盟 （主要是城市）接管后，乡村和外部世界稳定的政治联系就被切断，对本地村社来讲，这是一种混乱的且有潜在破坏性的经历。不过，国家权力崩溃造成地方上不稳定的潜在危险通常并没有变为现实，因为此事发生时农民正忙于收获和播种，还因为军队采取行动及时重建法律和秩序以防止发生重大分裂。带来混乱的这种冲击的最重要影响不是政治的，而是心理的，最终是文化的。如果没有别的什么的话，文化大革命强化了农民的传统思想，即外部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他们常常害怕、躲避而不是信任那些陌生人，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因此，文化大革命将社教运动所取得的进步化为乌有，社教运动曾在农村造就了一批热心公益、具有新道德的社会主义新人。村民又转回来求助于根植于传统的宗教和礼仪之中的较为古老的道德和价值源泉。
宗教和仪式从传统来看，农民对生活意义的想法、感觉，以及对道德规范的根本要求，都由一种构思完整的宗教系统来解释和证实究竟是否正当。这种神圣看 ① 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103—140 页，欣顿：《身翻》，第451—553 页；梁和夏皮罗：《文 革之子》，第161—188 页；理查德·鲍姆：“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剖析一种有限的造反”，载托马斯· W。 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347—476 页。法的核心是一个有神、鬼和祖先的圣殿。在农民的想象中，神比生活中的政府官员形象要大，是天国之君主管辖下的有自己官阶的官员。鬼是附着阴魂的平民，是死去的陌生人的危险的灵魂，而好的灵魂则是那些死去的、自己祖先的灵魂。一年之中，以及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农民都要以表现世界观的各方面的仪式来定期庆祝生活的意义。①重要的节日如阴历的新年、清明节、中秋节和冬至都集中于为一个家族死去的祖先上供并庆祝这个家族现在的团结。生丧嫁娶的宗教仪式的规模大小象征着这个家族的完整和向心力，表明了它与过去的联系和对未来的希望。象饿鬼节这样的节日，其目的在于安慰那些所有在农村游荡的、危险的鬼。另外，迷信的农民还经常搞一些日常仪式，以保护自己免受陌生人的充满敌意的灵魂之侵害。最后，每个村社都有自己的土地神，在天国官员的级别中，它是自己本地的守护神，其生日必须庆祝。在宗教方面精于世故的村民还要抚慰其本地神的上司——附近的城隍——和较高级别的神，它们都定期巡视本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执政的共产党信奉无神论思想，但古老的宗教习俗并没有消失。官方对宗教的政策还算宽容。虽然宗教是虚伪错误的，但只有政治上最危险的、对社会最有害的方面应受到直接压制，其余的宗教①习俗就像经济剥削的苦难随着社会主义的改造消失了一样自然衰亡。在农村，实际上这意味着，属于大家族祠堂的地产和其他财产应该没收。大家族祠堂建立了崇拜共同的祖先的制度，它为大的家族集团和家族祠堂的联合提供了基础，随其而来的是大笔的捐款；还为政治上抵制中央权威提供了一个道德和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是不能容忍的。但本地的土地爷没有寺庙，它不可能为村社团结反对外部世界提供一个中心；也没有专职的宗教执事，如萨满教巫师、算命占卜者和巫医，因为在政府控制下，他们不能独立经营政治经济实体。但对本家族的祖先在家内崇拜是允许的，对不时打断生活周期的事情举行传统仪式也是允许的，只要这些仪式不兴师动众、大操大办，且不破坏农业生产。以驱除恶鬼和带来好运为目的的一点儿私人宗教仪式仍受到官方的嘲笑，但在实际上并不怎么管，只要它们本质上仍是私人的。
然而，文化大革命有一部分对大多数农民产生了直接影响，那就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运动。实际上，这是一次对传统宗教习俗的冲击。红卫兵（主要来自城市）要求毁灭所有的传统仪式目标。
他们强迫农家搬出并毁掉他们最崇拜的圣物，捣毁刻着历代祖先名字的牌位，这些牌位供奉在正房的祭坛上。他们没收并烧毁了含有宗教内容的旧书籍，摧毁神象和护身符，至少在一个地方，他们甚至打碎了模具，这是家庭主妇用来做带有传统的护身符的米饼的。在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反宗教狂热的重压下，许多农民避而不搞以生丧嫁娶为目标的传统仪式。①文化大革命产生了许多代替旧神的新神和鬼。毛（“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成了一个圣人。他的画像和语录被刻在所有农村的墙上。每家都要买几套充斥他的语录的红宝书，家里曾经供奉祖先牌位的祭坛现在摆放了数套四卷本 ① 对中国大众宗教的规模大小的最系统分析是以台湾的人类学实地调查为根据的，见阿瑟·P。沃尔夫：“神、 鬼和祖先”，载阿瑟·P。沃尔夫编： 《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也见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 ① 关于变化中的宗教政策的材料见唐纳德·E。麦克因尼斯编：《共产党中国的宗教政策及其实践》。 ① 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118 页。毛选。一些地方的村民在开会之前，甚至要握拳宣誓和跳“忠字舞”，这种舞和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旋律，跳起来很像弗吉尼亚舞蹈。如果说毛代替了神，那么阶级敌人就代替了鬼。不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而且在更早些的运动中，人们打击的对象在官方文献中经常被称为“牛、鬼、蛇、神”，这个传统的称呼由一些危险的超自然怪物的同义词构成。新政府的节日，如元旦（在西方日历中）和10月1日的国庆节，在其意义和重要性上都是旧节日的对立物。②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之一是，它提出的新神象征是如此的不可信。
在毛的名义下，一群难以控制的乌合之众大行暴虐。由于获得了现代大众传播的手段，大部分村民都知道了困扰中国大城市的那种无政府状态。如果说这些事件太遥远没能对农民形成一场深刻的道德和感情上的冲击的话，那么，像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在1968年发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与农民的关系就太密切了，这场运动旨在惩处破坏法律和秩序的人。
清理阶级队伍确实波及了一些农村地区，它要求农民们在同村居民中找出一个定额（约3％），这些人要对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部分负责。文化大革命期间肇事者相对少一些的村子也必须捏造出几人。按照毛主义者社会阶级的理论，阶级出身好的人通常不会搞反革命活动。所以，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浩劫的工人和贫农可能不是好阶级的真正成员，而是受到了坏阶级血统中隐藏的污点影响的人。如果公开的肇事者带有坏阶级出身的隐藏的污点，那么，这种隐藏的污点甚至会影响那些显然没做过任何明显错事的人。在广东“陈村”附近地区，至少这是对没有人缘的村民进行政治迫害而使用的逻辑。这些没有人缘的村民包括爱说闲话的老妇，村民说她们在土改期间被错划了成分，或是与错划了成分的人有近亲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时候，以毛主席的名义干的。它导致了正义公理的公然失败，以至许多农民对毛是光荣的、革命新道德的源泉的说法完全失望。①随后在70年代初期发动了其他运动，例如1971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和1973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在毛的名义下发动的，结果造成了一种印象：政府在农村采取完全不合理的举动。批判林彪运动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幅景象：林彪从尊贵的地位上跌下来，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被告知，林彪是毛最亲密的战友。既然毛的形象已变得如此暗淡，那还有什么值得人们信任呢？
或许，许多农民通过回到自己的家庭获得了安慰。不管已为人们投身公益事业打下了多么坚实的基础，不管已为农村社会主义树立了多么好的道德基础，所有这一切都被文化大革命深深侵蚀了。这是一大讽刺，因为文化大革命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