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信的语气和缓，贝克向萨达姆保证美国将尽力同萨达姆搞好关系并将确立一条
共同处理事务的原则，但伊拉克必须作出对等反应。负责政策的副国防部长保罗·
沃尔福维茨代表国防部反对这封信，他认为要达到威慑效果，信的口气应该硬一点，
这一封软绵绵的信，送去了还不如不送，起不到什么效果。但他的意见被否决。大
家都认为，萨达姆已经向穆巴拉克保证，在会议期间，他是不会进攻科威特的。大
家总觉得，萨达姆这句话还是可信的。萨达姆总不会去欺骗他的阿拉伯兄弟。因此，
贝克还是发出了这封信。沃尔福维茨想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他提议调动停泊在印度
洋迪戈加西亚岛美国军事基地的海上预置船。迪戈加西亚是美军离波斯湾最近的补
给基地。这些船装载的食物、弹药和补给药品足够一支１．６万人的部队使用一个
月，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反对这样做。在一般情况下，调动海上预置船是
动用地面部队的信号，而他并未从最高领导人那里得到命令要动用美国的地面部队。
他反问沃尔福维茨，为什么这样做？你想达到什么目的？究竟是执行什么任务？沃
尔福维茨一个也答不出来，因为调兵遣将是作为最高总司令总统的事情，他和鲍威
尔只不过是总统的参谋，并无权这样做。但是他还不死心，竭力劝说鲍威尔这样做，
但无济于事，结果美国未动用海上预置船。到８月１日，国防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
都发出了最新警报，说入侵即将发生。这次鲍威尔相信了。他和国防部长切尼都认
为应该向总统敲警钟，让总统通过秘密外交途径向萨达姆发出警告。但令人难以置
信的是，布什却无动于衷。这样，美国失去了危机前最后一次威慑机会。入侵终于
发生了。
大失误——20世纪重大情报战之谜
第十一章 能避免下一次突然袭击吗？
——情报与判断
一场突然袭击，惊醒７沉睡中的美国入，引发
了他们的思索：对美国而言，这场战争到底有什么
经验教训？美国在未来的岁月中会不会重蹈覆
辙？从此，突然袭击、判断失误成了学术界的一个
热门话题。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本海军特遣舰队长途奔袭２０００海里，袭击了美
国太平洋舰队的停泊地珍珠港。轰隆隆的爆炸声惊醒了沉睡在太平梦中的美国人。
１２月７日成了一个耻辱的日子，“不要忘记珍珠港”成了美国人民共赴国难、走
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激动人心的口号。四年之后，美国凭借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
和其他国家联手战胜了德国，打败了日本，报了珍珠港一箭之仇。
然而；珍珠港事件并没有变成历史的陈迹。相反，人们对它的注意力却越来越
强。日本的突然袭击是如何得手的？美国的判断失误又是如何发生的？人们不断在
问着同一个问题，追寻着它的答案。但是，这种答案并没有很快出现。人们仍在在
思索着，思索着……
实际上，突然袭击并非始于珍珠港事件。突然袭击作为一种战争手段已经有二
千余年历史，自从孙武提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思想后，各国军事家普遍将
突然袭击作为一种克敌制胜的法宝而加以应用。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就突出奇兵，
一举消灭了驻扎在中国旅顺口的俄国海军舰队，但这场突然袭击除了日本人本身之
外，并未在军界和学术界引起重视。３０年代后，随着闪电战理论的兴起，人们开
始注意到突然袭击在战争中尤其在战争初期的重要作用。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
战，其主要手法就是突然袭击，进攻波兰、闪击西欧、进攻苏联……莫不如是。但
是，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学术界并未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直到１９６２年，第一
部研究突然袭击的著作《珍珠港：警告与决策》才在美国问世。它的作者是罗伯塔
·沃尔斯塔特，兰德公司的高级智囊。这部著作的问世立即在军界和学术界引起轰
动，因为罗伯塔·沃尔斯塔特在这部著作中回答了索绕在人们心中几十年的一个问
题：美国情报界在珍珠港事件前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情报资料，表明日本即将发动对
美战争，为什么美国情报界没有及时发出警告，从而避开这场突然袭击？罗伯塔·
沃尔斯塔特指出，尽管美国情报界在事件发生前掌握了大量的战争征兆，但是，这
些反映日本政府真实意图、预示事实真相的信号淹没在大量的与事实真相不相干甚
至完全相反的噪音中。这些噪音不仅起不到预警的作用，反而干扰了情报分析人员
对形势的准确把握，从而使他们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突然袭击因而发生。这个观点
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而罗伯塔·沃尔斯塔特通过一个具体个案研
究判断失误的方法也为学术界所认同。随后，巴顿·惠利、迈克尔·汉德尔、戴维
·卡恩及理查德·贝兹、克劳斯·诺尔……分别就“巴巴罗萨”行动、赎罪日战争、
古巴导弹危机等个案进行研究，并写出了《代号“巴巴罗萨”》、《赎罪日战争和
突然性的不可避免》、《国家情报估计失误：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突然袭击》、
《战略欺骗》等一批著作。１９７７年，《国际研究季刊》还集中推出一组文章，
讨论突然袭击问题。随着突然袭击手段在局部战争中的普遍使用，如何提高情报机
构的分析水平，及时发出战争警告从而避免突然袭击，成为各国军界及学术界普遍
关注的问题。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突然袭击不仅在军事上存在，在政治上。外
交上，也可以存在。突然袭击这个话题，归根结底，可以归结为战略判断问题。这
种判断失误，实际是普遍存在着的。如建国后我国虽然经历过几次局部战争，没有
一次遭到突然袭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经历过判断失误带来的后果。６
０年代我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际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
党中央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与其迟打，不如早打。我国的军事战略、国防
工业、经济建设都建立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之上，结果延误了经济建设，人为地使国
内环境过于紧张，其后果至今难消。 西方关于判断失误的研究是在浓厚的冷战背景之下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战时的盟友反目成仇，北约和华约剑拔夸张，热点地区不断出现，危机和局
部战争频仍。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很担心苏联的突然袭击，随后出现的情报失误研
究本质上是为政府献计献策，因而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作者的笔下，
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成了好战成性的突然袭击的发动者，而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则成了突然袭击的受害者。因此，他们的研究很明显带有一种政治偏见，其
研究成果也很难为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全盘接受。尽管如此，他们进行的理论研究及
部分研究结论还是可以参考，其研究方法还是可以借鉴。
“信号”与“噪音”。罗伯塔·沃尔斯塔特提出
的这两个概念精辟地概括了战略判断中存在的两大问
题。“信号”是路标，它指引人们作出正确的判断，
而“噪音”则正好相反，它干扰人们的思维，引导人
们走入歧途。
罗伯塔·沃尔斯塔特在研究珍珠港事件时曾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在珍珠
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报资料，足以预料到日本对珍珠
港的攻击。但是，由于这些情报淹没在大量不相干的“噪音”里，能使人觉察日本
意图的情报反而不引人注目。此外，每件情报资料都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情报
分析人员往往倾向于符合自己先人之见的解释，因而很难作出正确的情报判断。她
进而指出，所谓“信号”，是指那些有助于情报分析人员判断敌人意图的征兆、线
索的情报资料，而“噪音”则是与反映敌人意图不相干。甚至使情报人员作出错误
判断的情报资料，这些情报资料通常会抵消“信号”的效果。为了正确理解突然袭
击的本质，在研究那些预示着突然袭击但只有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出的“信号”的同
时，有必要对“噪音”进行研究。这个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学术界的认同，通
过具体的案例研究判断失误的方法也为学术界所接受。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界通过各种情报手段确实搜集到了不少反映日
本意图的情报资料，但在分析这些情报资料时，情报人员却误入歧途。因为这些情
报资料，既涉及珍珠港方面，也涉及菲律宾、关岛、巴拿马等各个地区。在“魔术”
破译的日本外交电报中，有关菲律宾的情报资料最多，相比较而言，有关珍珠港的
情报资料最少。事后看来，这些反映菲律宾等地的情报资料就成了“噪音”，它们
非但不能反映日本政府的意图，反而干扰了美国情报人员的判断，误以为日本真正
感兴趣的是菲律宾、关岛等地，而不是珍珠港，判断失误就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
前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古巴导弹危机前，美国情报界也得到了一些情报资料，说苏
联正在古巴部署导弹，但严格说来，这些情报资料的含义是含糊不清的。如大量的
古巴难民都声称他们看到了一种长形的管状物体，但这些管状物体真是导弹吗？是
地空导弹还是地地导弹？如果是前者，美国政府认为它是一种防御性武器，苏联在
古巴部署这种导弹是不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的，如果是后者，情况就完全不同
了。这些区别，末受过专门训练的难民是无法弄清的。再如美国参议员基廷，他警
告说苏联在古巴已有大量军事人员，这是准确的，但他又说，他从完全可靠的情报
来源得知苏联已将中程导弹运进了古巴，并说地空导弹可以很快地改装成中程地地
导弹，这就是说外行话了，在情报人员听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的总体印象
就是，基廷的话不可信，对他发出的警告不以为然也就很正常了。
巴顿·惠利也是较早进行判断失误研究的人员之一，不过，他选择的角度同罗
伯塔·沃尔斯塔特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战略欺骗在现代战争中可能具有某种特
殊意义。他搜集了几十次战争的资料，专门研究战略欺骗对情报判断的影响。他发
现，战略欺骗和战争的突然性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说来，不进行欺骗也可能
达成突然性，但是，如果进行欺骗，则可以保证达成突然性。惠利据此重点剖析了
“巴巴罗萨”行动，并于１９７３年出版了《代号“巴巴罗萨”入他认为，罗伯塔
·沃尔斯塔特的“噪音”理论对“巴巴罗萨＂行动并不完全适用。斯大林之所以木
相信苏联会遭到突然袭击，不是由于苏联情报机构得到的“信号”含糊，恰恰相反，
德国情报机构一直在竭力降低那些有可能干扰斯大林判断的“噪音”的含糊程度，
并且发出十分清晰的“信号”：德国不会入侵苏联。这些由德国情报机构精心散布
的假“信号”的力度远远超出了那些含糊的噪音。惠利因而认为，罗伯塔·沃尔斯
塔特的“噪音”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有关突然袭击的所有案例，至少对“巴巴罗萨”
行动来说是如此。
惠利的研究结论拓宽了判断失误研究者的视野。应该说，被罗伯塔·沃尔斯塔
特选为研究对象的珍珠港事件，虽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由于日本的战略欺骗水
平较低，她在研究时几乎完全忽略了日本战略欺骗对美国情报界的影响，得出的结
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也就不足为怪了。相对于珍珠港事件，惠利选择的“巴巴罗萨”
行动更具有典型性，因此他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罗伯塔·沃尔斯塔特的结论进行修正。
惠利的结论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此后，战略欺骗被当作引起判断失误的主要因素，
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也要超过一般的“噪音”。经过修正的“噪音”理论被学术界
普遍接受。
１９７７年，《国际研究季刊》第对卷集中推出一批有关判断失误的文章，其
中由迈克尔·汉德尔撰写的《赎罪日战争和突然性的不可避免》引人注目。汉德尔
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大大发挥了“噪音”理论。他提出，在进行情报分析时，情
报分析人员面临三重“噪音”障碍，其一是由敌人引起的“噪音”障碍。在很多情
况下，敌人的目标和意图并不明确，同时存在很多目标。如珍珠港事件，一直到１
９４１年９月，日本还未确定是南进还是北进。在赎罪日战争前，叙利亚和埃及在
确定进攻时间方面也有分歧。这些都为情报人员分析敌人的意图造成困难。影响情
报分析的第二重“噪音”障碍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过于紧张会分散情报人员的注
意力，如珍珠港事件前，欧洲战场的形势分散了美国情报人员对日本的注意力。朝
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情报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和伊朗。在美国情报界开列的“危
险地区”名单中，朝鲜列在第十名之后。美国根本没有想到在朝鲜这个小岛会发生
一场战争。
但是，国际形势过于缓和又会掩盖敌对双方的紧张状态，钝化情报人员的嗅觉。
如赎罪日战争前，美苏之间出现缓和，国际社会也在阿以之间进行调停。这种缓和
局面使以色列情报界和决策层错误地认为，为了维持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缓和局面，
苏联会阻止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 因此， 无论国际环境如何都会分散情报人员对
“信号”的注意力。
情报人员面临的第三重“噪音”障碍是自我产生的“噪音”，这主要是由情报
人员的先入为主引起的。 汉德尔认为， 情报人员应该意识到，要区分“噪音”和
“信号”十分困难。在情报分析人员眼中，所有的材料都是“噪音”而不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