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出色的情报保障呢？里根上台后，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威廉·凯西发现，中央
情报局特别缺乏自信心，很多情报人员的自我价值感越来越淡漠，因此，他一上台
就提出要进行补救，而开出的药方就是信心、信任和荣誉。
一支缺乏土气、缺乏自信和荣誉的情报队伍是不可能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的。特
纳的中央情报局就是这种局面。情报人员每天面对大量的情报资料，大量的时间消
耗在处理既有的情报资料上，完成每天必须完成的《国家情报日报》或《总统每日
情报简报》。至于说情报预测，对情报的综合研究，几乎没有人进行研究，也没有
要求他们去干。情报界的首脑似乎满足于应付平时的日常事务，只要不出大的漏子，
就谢天谢地了。情报人员完全埋没于事务性的工作，成了产生情报的机器。而这些
情报除了一些大家已经知、道的内容外，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中央情报局伊朗
问题专家欧内斯特·奥尼说，他有几份情报曾经得到过上层人物的好评，但从未有
人对他的工作进行质疑。为了产生情报，他不必每天坐在写字台前冥思苦想，甚至
根本不需要进行什么思考，只要把下面报来的情报资料整理成文就行了。情报工作，
一项需要进行分析、综合、预测的高层次的脑力劳动，成了可以产生相同产品的情
报生产线。
美国在伊朗的情报人员确实不少，但实际上他们搜集的情报与伊朗有关的很少。
中央情报局在伊朗是为了从事反恐怖主义活动，国防情报局在伊朗活动是为了向伊
朗出售军火。大使馆军事组着力研究的也是如何为美国的军事工业找到顾客。国家
安全局在伊朗是为了监听苏联的电讯，对伊朗国内的情报，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国
家安全局曾提出在大使馆安装一个最先进的电子潜听哨，其１／３的作用范围是伊
朗政府，但沙利文却拒绝了。理由是，他经常与国王接触，如果有什么问题，国王
会征询他的意见，而且，“萨瓦克就是我们的手掌”，没有必要再花力气搜集伊朗
方面的情报。中央情报局没有在国王身边安插情报人员，连国王的身体状况美国人
员也不清楚。中央情报局虽然与萨瓦克有情报联系，但一个秘密警察是不会告诉对
方本国的政府出现了麻烦。而且，萨瓦克擅长的是血腥的镇压，真正的情报工作，
他们并不在行。霍梅尼的录音带可以从海关大量流进伊朗就是一个明证。此外，中
央情报局在伊朗的“主营业务”也不是搜集情报，而是从事反恐怖主义活动。中东
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而美国又是国际恐怖主义的首要目标，中央情报局不得不
把重点放在反恐怖主义上面，至于说情报搜集，一个时间内是不可能提上日程的。
除非发生突发事件，中央情报局不可能进行大量的情报研究。这就是特纳面对卡特
的质询一脸茫然的原因。国防情报局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国防情报局没有几个情报
人员负责伊朗国内的情报分析。
这样，国务院及其大使馆就成了搜集伊朗情报的主要来源。我们已经提到，大
使馆在事发之前已经向华盛顿发过警告，但都没有得到重视。这样，美国再经历一
次“情报失误”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谁丢失了伊朗？”是白宫，还是兰利，抑或是
沙利文？答曰：皆有份。
１１月２日，沙利文的电报传到白宫，布热津斯基在每天早上的情况汇报中向
总统提到了这一点，卡特震惊了。在他的心目中，伊朗一直是一块平静的土地，巴
列维国王正有效地控制着整个国家，怎么一下子会出现如此严峻的局面？他立即责
问他的主要助手，包括总统首要情报顾问。中央情报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国务卿万斯。不料，这几个美国政府中最神通的
人物，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他们只得纷纷向自己的下属查问。没多久，国会也开始
过问此事：国会每年拨款几十亿，用于情报事业，可是你们竟然连这么大的事情都
不能事先通报一声，你们的情报经费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情报失误一词开始在华
盛顿流行。几乎整个华盛顿都在追问：谁应该对此事负责？
中央情报局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其他情报机构也不比中央情报局好多少。国家
安全局在伊朗有几个庞大的侦听站，但侦听站的目标是苏联的电讯，与伊朗无关，
它无法提供伊朗的情报，国防情报局也是如此。在美国庞大的情报系统中，看起来
只有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情报稍好一些。他们早在１９７８年１月就发回了第一
份警告性的电报，可惜这份电报没有引起华盛顿的重视。此后，他们又断断续续地
发回了一些有关伊朗的情报，但其命运不佳，没有引起国务院的重视。只是到１１
月２日，沙利文大使的电报才引起了布热津斯基的重视，因而导致了３日特别协调
委员会会议的召开。沙利文大使看来是最有理由逃避责难的一个人，但事实上，沙
利文又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个人物。他的任期没有结束，卡特已经免去了他的大
使职务，而布热津斯基对沙利文也相当不满。在伊朗事件发生之前，布热津斯基和
沙利文已经有过几次交锋，这以后，两人更是相互攻汗。沙利文说华盛顿不听他的
意见，没有及时调整美国的对伊政策，在霍梅尼神权革命成功后，没有与新政权及
时接触，从而失去了与新政权改善关系的良机，最终导致人质事件的发生。而布热
津斯基则指责沙利文不听政令，自行其是。两人争论的焦点在于：沙利文到底是不
是有先见之明，预告过伊朗危机？
事后看来，德黑兰大使馆确实向华盛顿发出过警告。１９７８年１月８日，伊
朗出现流血事件，从而拉开了其后一连串灾难的序幕。当时，居住在伊拉克纳杰夫
地区的阿亚图拉霍梅尼把他的讲话制成录音带，让信徒们从伊拉克带回伊朗。这些
录音带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伊朗各地的信徒们，通过录音机听到了阿亚图拉
的声音。此外，反对派还通过各种途径到纳杰夫拜访霍梅尼。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
大发雷霆，发誓要进行报复。他命令在伊朗《消息报》上刊登一篇低毁霍梅尼文章，
说霍梅尼的生身母亲是舞女，从而触发了星星之火。第二天，在圣城库姆的清真寺，
穆斯林进行示威游行，抗议国王对阿亚图拉的人身攻击。军警向示威群众开了枪，
打死了好几个人。此后，这种冲突演变成恶性循环。根据什叶派戒律，人死４０天
后要举行送殡仪式。示威者利用这种仪式再次抗议政府，政府再次出兵镇压，再次
酿成流血事件，人们再次进行示威……如此循环往复，血越流越多，冲突越来越激
烈，矛盾越来越尖锐。２月１８日在大不里士，示威群众喊出了“打倒国王”的口
号，冲突逐渐演变成一场宗教革命。
除了大使馆内部意见分歧外，在伊朗危机的向。犹豫不决本身对时局的判断发
生了矛盾，进一步削弱了警报的可信。死前，沙利文一直认为，国王能够应付得了
这场危机，美国政府不应与反对派联络，一直到１０月２７日，他都坚持自己的观
点。在２７日的电报中，沙利文说“国王是既能约束军方，又能领导国家实行有控
制的过渡的独一无二的人物……我强烈反对向霍梅尼作任何试探……我们注定得与
国王合作。他已表现出惊人的灵活性；依我看来，如果能以负责的方式在伊朗建立
真正民主的政权，他也准备接受”。但是，几乎一夜之间，他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
的转折。在２日的电报中，他说国王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除了实行军事管制外，
别无良策。这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变，让华盛顿的决策者们瞠目结舌。
在整个伊朗问题上，大使馆并不能以一个声音说话。１９７８年春天，伊朗的
动乱刚刚开始时，大使馆对伊朗的局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关于伊朗事件的
发展方向，大使馆内部的意见并不是一致的。沙利文本人对国王政权的命运是比较
乐观的，国王虽然遇到了严重的麻烦，但这并不至于影响到君主制度本身，而大使
馆政治组的看法则要严峻得多。对政治组的看法，沙利文是不同意的。但是，向国
务院上报情况，并不是大使的专利，沙利文无法阻止政治组把自己的判断发往华盛
顿，但是，他通过别的途径阻止这些情报在华盛顿产生影响。这就是规定情报的密
级，这是他和他的副手的权利。这样，政治组分析报告的密级比起大使本人使用的
要低，而且都是航空邮件寄送，这就注定这些警告不会在华盛顿引起任何反响。难
怪，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７日，国务院情报研究司肯定，被德黑兰大使馆扣发的情
报比美国其他任何一个大使馆扣发的都要多。国王倒台后，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
也得出相同的结论，说“暗示（国王）遇到严重问题的难得的几份情报被扣发了”。
“我们所了解的边界那边苏联境内穆斯林持
不同政见者的情况，比我们所了解的边界这边伊
朗这些人的情况，可能还要多一些。”美国一位情
报官员如是说。
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局势有一个基本的估计，那就是国王的地位是稳固的，这
不仅是对伊朗形势的“客观”估计，也是美国政策上的“客观”需要。在外人眼中，
巴列维国王是一个强硬的君主，其专制制度在当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堪称一道亮丽的
风景。世界上的王国何其多也，可那绝大多数是君主立宪制。这立宪君主，就跟一
个普通的老百姓差不了多少。他们仅是国家的象征，在维持国家的稳定上，他们有
一定的作用，在其他问题上，他们只是起一个名义上的作用，如英国女王，荷兰的
君主，日本的天皇……莫不如是。像巴列维手执党政军警大权于一身，一句话决定
一个人生死的君主，这个世界上是不多了。国王的秘密警察无所不在，国王的军队
已经武装到牙齿，这样的国王会坐不稳江山？难以设想。美国情报界总的估计是，
国王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这也为以前的危机所证实。１９６３年木就发生过库姆
事件吗？可是，巴列维毫发无损。美国情报界理所当然地推论，如果再次发生危机，
国王一定可以凭借他的铁腕手段渡过难关。尽管“处死国王”的口号在美国喊出，
尽管总统在欢迎国王时“热泪盈眶”，尽管伊朗１９７８年上半年持续动荡，但没
有多少人怀疑， 国王这一次仍将渡过难关。１９７８年 ８月，中央情报局在一份
分析报告中称，伊朗并未处于革命中，甚至没有出现革命的苗头。一个月之后，国
防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大胆地预言，在今后１０年时间内，巴列维国王仍将保持强有
力的政权。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搜集什么情报呢？
美国情报界对一场宗教革命缺乏认识。宗教革命是一桩全新的事业。近代有过
宗教改革，但这种宗教改革的目标和途径与今天的伊朗革命截然不同。对一个全新
的事物，美国情报机构缺乏清楚的认识。确实，我们对今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
经不感到陌生，但２０年前，原教旨主义确实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原教旨主义虽然
不是初年代才产生的，但是，它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没有对伊斯兰社会产生很
大的影响。对这股存在于伊斯兰社会的潜流，情报机构缺乏认识，也是可以理解的。
谁会想到，一群手无寸铁的宗教徒会把一个掌握现代化武器的专制政权推翻？这确
实是难以设想的事情。布热津斯基说，一场成功的革命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只
有在革命已经成功后才能说它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只要掌握权力的领导人显示
出理智和决心，或是通过血腥的镇压，或是通过让步的谈判，都可以达到目的。当
伊朗的宗教革命刚刚兴起时，布热津斯基根本就没有把它放在眼里，而是寄希望于
向国王施加压力，把危机消弥于无形。他根本没有想到，原教旨主义是伊斯兰社会
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它不同于历史上改朝
换代的革命。在伊斯兰社会，它几乎是整个民族的革命，整个社会的革命。只要它
得以产生的社会根源不铲除，要扑灭它是根本不可能的。更有甚者，美国政府在危
机后期竟然还寄厚望于伊斯兰政权，指望可以与新政权搞好关系，维护美国在中东
的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妙利文的影响。１１月９日，沙利文致电华盛顿。
沙利文为这份电报起了一个很吸引人的题目：“不妨想一想不可想象的事情”。在
电文中，沙利文指出，伊朗的稳定有赖于两大支柱，一是君主制，一是什叶教派。
在过去的１５年中，宗教支柱基本上是从属于君主制的。如今宗教势力崛起，因此，
有必要重新检查一下君主制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沙利文说，公众对国王的支持已经
急剧减少，现在国王唯一可靠的力量就是军队，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目前君主制
的支柱就是国王加军队。然而，随着军政府的建立，这种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局势
的变化要求我们研究一下军队和宗教势力之间当前和将来的关系。如果军政府控制
不了宗教势力，那么就必须研究一下军队和宗教势力相妥协的可能性，看看这种妥
协对美国的利益会产生什么影响。沙利文的结论是，对它之间的妥协，美国“应基
本上感到满意”，特别是如果它们能够按照他预想的方向和平地实现的话。地建议
让国王以及大部分高级军官出国，宗教领导人和少壮派军人将达成谅解。据他估计，
宗教势力可能会接受这种安排，因为这使他们部分地达到目的，既打倒了国王，避
免了大流血，又得到一支愿意替新政权效力的军队。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也符合美
国的利益，美国和伊朗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