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进入心脏，而且也都是从一个方向持续不断地进入全身（图4．5）。在这一点上，哈维提出了一个有力的量化论点。假设左心室只能容纳2盎司血，脉搏每分钟跳动72次，那么左心室在1小时内就可迫使约540磅血进入主动脉。动物体内最多只有几磅血，人们一定会问，这么多的血液是来自哪里——又流向何方呢？哈维的结论是，从主动脉流出的血液只可能来自静脉：
“我开始思考，是否在循环中实际上可能并不存在运动。后来，我确实发现这种运动真的存在；最后我看到，被左心室的作用压入动脉的血液统统被分布到体内。这些血液被分成几个部分，以其流经肺部的同样方式，被右心室压入肺动脉，然后再经过静脉和大静脉，以已经说过的方式转向左心室。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运动称为循环。这个循环是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相同方式产生的：空气与雨水仿效着天体的循环运动，因为潮湿的土地被太阳晒热而蒸发，这些升入空中的水蒸气就凝结起来，并以雨水的形式降落下来，又一次湿润土地……”
当人们通过大宇宙一小宇宙相类比的方式，根据宇宙论来理解心脏的意义时，这种始终显而易见的意义仍然具有更大的作用：
“所以，心脏是生命之源，是小宇宙的太阳，这正如太阳接下来很可能被认定是世界的心脏那样。因为正是心脏的功效和搏动，才使得血液运动不息、完善无瑕、易于供给营养，并且防止了腐烂和凝结。正是这种普通的神性，在履行其职责时，滋养、抚育了整个身体，并加快了整个身体的成长。它的确是生命的基础、一切活动的源泉。”
哈维最后转向对静脉瓣膜的观察，他指出，血液总是朝向心脏而决不是背向心脏流动。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根据充分，因为，“包括论据和直观演示在内的一切都表明，血液由于（心房和）心室的作用流经肺部和心脏，并被分送到身体各部位，从那里流向静脉和肉中的微孔，然后，经静脉从周围各侧流向中心，又从较小静脉流向较大静脉，最后经过它们，被输送到主静脉和右心房。血液以这样的流量运动，或者说在动脉和静脉中流出流入，此消彼长，而不可能由摄入体内的物质供给，并且远远多于仅仅为了获取营养所必需的量；我们绝对有必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动物体内的血液被迫进行循环，并处于一种永不停息的运动状态；这是心脏通过搏动而产生的行为或功能；这是心脏运动和收缩的唯一结果。”
评判
虽然血液循环的发现在今天被认为是17世纪早期唯一比得上当时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s）发展的生理学成就，但是人们对《心血运动论》的直接反应却各不相同。如果说有许多保守的作者断然反对该书的话，那么提一提哈维支持者们的各种观点则更加重要。
第一个起来捍卫哈维的人，是他的朋友和同事罗伯特·弗拉德。长期以来，他对空气中的生命精气以及人体对此精气的吸收一直怀有兴趣。1623年，他曾把动脉血的神秘循环描述成是大宇宙一小宇宙相类比的必然结果。为了证明哈维的解剖演示，弗拉德曾安排他本人在法兰克福的出版商出版这位朋友的著作。在写作一部论述脉搏的书时（1629年），弗拉德提到了这位“令人尊敬的同胞”曾经用哲学论据和观察演示来证实循环。 但在弗拉德看来，哈维的解剖证据很显然完全证实了更深刻的神性真理。这一点已得到了笛卡尔和伽利略的同时代人马林·梅森纳（Matin Mersenne，1588—1648）和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的正确理解。在详细答复弗拉德时（1631年），伽桑狄攻击了弗拉德和哈维的循环论，原因是伽桑狄自称曾在展示的中隔上见过微孔的存在。他争辩说，如果中隔中存在着微孔，那么它们必然有其目的。这个特定的目的就是形成动脉血，因此应该坚持盖仑的血液流动体系。弗拉德回答说，情况并非如此（1633年），哈维的解剖标本曾使他确证中隔的不可渗透性，而且心脏的瓣膜引导着血液通过肺部从心脏右侧流向左侧。在他看来，循环是一个事实，但是一个能够而且已经被他假定存在的事实，这个假设依据的就是在哈维尚不充分——但同样可信——的生理学证据之前的那些宇宙真理。
如果哈维的研究可解释为弗拉德的神秘宇宙论的一项证据，并因此而受到机械论者的攻击，我们不必惊讶笛卡尔也对哈维的解释有所保留。在其《论人类》（Traite’de l'homme，1632）一书中，笛卡尔接受了血液的完全循环，却把心脏解释成一个机械蒸馏装置。由于他假设心脏的温度高于体温、肺部具有冷却作用，他论及了冷凝和稀薄化同瓣膜所决定的血流自身的结合。在此，笛卡尔试图把哈维的活力论体系转化成彻底的机械论体系。
约翰内斯·瓦拉乌斯（Johannes Walaeus，1604—1649）的反应十分有趣，他在1641年发表的两封信中捍卫了循环论并且赞扬了哈维的天才。他设计了一系列绑扎狗血管的新型实验，帮助人们扩展了血液流动的知识。这项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以致影响到了哈维本人。但当瓦拉乌斯听说循环的实验发现者是威尼斯政治家帕罗·沙比（PaoloSarpi，1552—1623）时，哈维在他心目中的声誉受到了严重损害。在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调查之后，瓦拉乌斯逐渐确信（1645年），沙比的确发现过循环，并且他的研究建立在自古以来其他作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瓦拉乌斯写道，沙比后来将自己的发现传给了哈维，哈维继续发展了这一学说，并将其归于自己的名下。
在《心血运动论》出版后的20年时间里，哈维的确受到过詹姆斯·普里姆罗斯（James Primerose，卒于1659年）、让·里奥兰（Jean Riolan，1580—1657）、盖伊·帕丁（Gui Patin，1601—1672）和其他许多作者的严厉责难，但哈维的著作似乎不能让每一个人完全满意，这也是千真万确的。有关静脉系统和动脉系统的关系、两种血液的不同外观、肺脏的作用以及动脉血形成过程中空气所起的作用，仍然存在着各种问题。哈维本人并不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他的确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来接受他的大多数同代人的赞扬。就在他去世后不久，1659年玛斯洛·马尔比基（Marcello Maipighi，1628—1694）①在显微镜下研究蛙肺中的血液流动时，首次发现了动脉和静脉之间的网结。14年以后，安东尼·列文虎克（Antoni Leeuwenhoek，1632—1723） ②用高倍透镜证实了这种观察。一些早期科学学会、尤其是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的成员探索了呼吸问题。同时，由于对血液流动有了新的理解，那些注定要失败的输血实验就有可能产生。至于医学实践，体液理论的衰落导致了人们对血液化学成分产生新的兴趣。17世纪后期，人们在通过服用化学药物来治疗疾病方面进行了许多实验。
①意大利医学家、解剖学家。以环状剥皮法研究植物体中的物质运输。——译注
②荷兰显微生物学家。用显微镜发现红血球、滴虫和精虫。——译注
但是，即使在该世纪后期，血液循环的发现对那些寻求对自然作神秘主义解释的人仍然具有重大影响。约翰·鲁道夫·格劳伯这位对大规模化学设备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的后期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认为，血液循环确凿地证明了大宇宙与小宇宙之间的和谐联系（1658年）。在英国，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1610—1682）指出，罗伯特·弗拉德和威廉·哈维对血液秘密的发现，可作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进行必需的课程改革时应该采纳的重要科目（1654年）。甚至连炼金术士、皇家学会的早期成员伊利亚斯·阿希莫勒（Elias Ashmole，1617—1692）也称哈维是这么一个人，“他因许多杰出的发现而值得为其立一尊黄金塑像，而不是大理石塑像”（1652年）。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知识的逐渐成长来描述血液循环发现的历史。人们或许可以指出从维萨留斯到哈维这一时期的一系列发现。然而，这些发现都扎根于为人熟知的那些主题的背景中。16世纪解剖学的复兴建立在欧洲大学几个世纪的公开解剖的基础上。而且，就像在植物学中一样，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艺术和观察新联合的力量。至于人文主义，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地方比在这里更有影响了。盖仑著作新的希腊语版和拉丁语版激起了人们对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的新兴趣。对此，我们曾经特别提及伦敦的托马斯·利纳克雷、巴黎安德纳希的金特以及一连串受到这位2世纪希腊医生①作品启发的帕多瓦教师。
①指盖仑。——译注
新的解剖学和循环发现的整个背景最初是与帕多瓦大学联系在一起的。该校极其重视亚里土多德和盖仑的著作，并且我们发现，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他们两人对那些主要人物产生了影响。这些主要人物都赞同修正古代原著中的错误，并将其看成是一种既正确又恰当的训练，但他们都没有想到要超越或取代古人。在这些权威人士中，只有金特以赞成的态度思考过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化学疗法，但此时他并没有想要去反对古代医学理论。至于哈维，直到临终之前，他仍认为自己既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又是盖仑的追随者。
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甚至更为复杂。当我们将前前后后的情况联系起来对其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这些学者中许多人的动机与现代科学家的动机是极端不同的。因此，曾受过解剖学训练的塞尔维特，由于对神学的思考而立即确定了他的血液流动观点。对弗拉德来说，情况与此类似。对自然的理解与对神学的理解同样重要。正是根据这种主张，弗拉德成为第一个支持出版哈维著作的人。也有一些人反对作为亚里士多德信徒的哈维，因为他的观点与古人相冲突。而另一些人则支持他，但这只在将他的基本生机论观点删除之后。
最后，人们面临着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这就是，科学革命中给人以最深印象的成就之一，是由一位自称为亚里士多德信徒的人完成的，而他的著作最先吸引了神秘的赫尔墨斯神智学信奉者。然而正是因为这一切，这项成就才是伟大的。不久人们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另有一些人已经知道血液离开心脏进入了大动脉，但更早期的各种解释都包括了一个以建造组织为目的的巨大灌溉系统。
虽然有些人曾经更早地提出过神秘的血液循环，但哈维当时涉及到了真正的实验，并且提出了一种不可辩驳的定量论据。人们认为，哈维的著作是对人体过程的第一个恰当说明，也是通向现代生理学之路的起点。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以后，人们对待生命过程的态度就有了改变。而早些时候人们论及的无法定义的体热（innate heat）、空气的力、动物精气以及内在生机（archei）注定要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那些更加简单的物理概念的一种新的寻求。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
艾伦。G。狄博斯著
第五章 一种新宇宙体系
我们已经回顾了16世纪末期到17世纪早期发生在医学、植物学和生理学中的论战，同样的论战也十分引人注目地发生在天文学和物理学领域。我们再次看到了人文主义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导致意义重大的重新阐述（维萨留斯，1543年；哥白尼，1543年）。同时，我们还看到这是一个充满同化和争论的较长时期，它必定产生对进一步发展必不可少的各种新发现和新诠释（哈维，1628年；开普勒和伽利略，1609—1632年）。
有关地球运动的问题不但包含了对天体构造的重新认识，而且也包含了一门新的运动物理学的发展——而后一个目标直到艾萨克·牛顿的《数学原理》于1687年出版时才被充分认识到。因此，运动物理学的整个发展史适合于在这套丛书的另一本书中叙述。但是，对哥白尼体系的接受问题，涉及到超出运动力学和宇宙学以外的各种因素，因而神秘主义在此再次对一些关键人物的动机产生了影响，并且在导致深刻分裂的神学问题上，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古代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
正如在其他所有领域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也建立在古人研究的基础上。在这一领域中有两种宇宙体系占据着统治地位。第一种是欧多克斯（Eudoxus）①、卡利普斯（Callippus）②和亚里士多德的宇宙体系，他们借用一系列同心球来说明恒星的周日旋转以及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运动（图5．1）。为了解释观察到的不同运动情况，他们把行星分置在四个球面上。在恰当地安排了数量足够的行星之后，就有可能解释诸如岁差和以恒星为背景的行星逆行这样复杂的运动。尽管这个体系广为接受，但是它却解释不了太阳、月亮和行星与地球之间的距离有时似乎是周期性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从它们呈现出的大小和亮度的不同上就可看出。
①古希腊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公元前400…347年）。接受了柏拉图关于行星必须在正圆轨道上运行的观点，但他在观察之后又不得不承认，行星的实际运动并不是正圆轨道上的匀速运动。——译注
②古希腊天文学家（公元前370…前300）。他观察了行星运动后，把天球总数调整为34个。——译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并消除亚里士多德宇宙论中的不准确性，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天文学家们＇特别是佩加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Perga）③和喜帕恰斯（Hipparehus）④＇对这些材料重新加以整理并纳入一个新体系。后来，他们的体系在公元2世纪被修正和扩充为克劳狄乌斯·托勒密（Glaudius Ptolemy）详尽的、真正的数学体系。正是托勒密在《至大论》中描述的这个体系，直到17世纪大多数天文学家仍对其深信不疑。
③古希腊数学家（公元前262…前190）。阿基米德的学生，因对圆锥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