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想卖老雷，一看这阵势忙改主意：“还是你来卖我吧，我帮你数钱！”老雷这时候来劲了：“我已经老了，你还年轻，是骡子是马有本事跟我到北京去遛遛，以后……”一席话吐哺握发，意味深长，只是觉着耳熟。
子轩见了老雷，我问他有什么印象，子轩在我们侃大山时留意了：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发亮。以前，他还以同样的话评价过我的另一个朋友，那人无名，囊中如洗，当时在卖美国土地。
第五章 北漂进京第24节 编辑部的故事
我活得肯定不如许多人好，我的自我感觉肯定不比许多人坏。
我跟阿Q的命运差不多，阿Q想革命，革命党人不同意，我想当教授，评教授的人不同意。
能去北京当然好，但是端了将近30年的铁饭碗还要不要成了问题。我在海南已经呆了12年了，虽然也没有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对自己的亲身经历无论成与败，对熟悉了的环境和身边的朋友总还是有些留恋。
想当年来海南时壮怀激越，带着书生意气下海做生意，改革开放之初的“走私热”“皮包公司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全赶上了，而且我总是赶在最前头。可是，发财的大好机遇在眼前一次次地闪过，自己干过的“事业”一次次地屡败屡战，最终也没发上一笔可观的横财。这怨不得别人，要怪只能怪自己。我知道原因在哪里。我是一个性情中人，行为中充满了理想和浪漫，我常常忘情于过程的体验以至于不顾结果。所有的朋友最后都给过我几乎同样的评论：大家都现实地活着，目的很明确——发财！就你在找感觉。
我活得肯定不如许多人好，我的自我感觉肯定不比许多人坏。
下海过程中，有许多生活的经历曾经惊心动魄，过后反思又觉得乏善可陈。一个时代弄潮的结果最后总是要聚焦在一些具有代表性或戏剧性的人和事上，我始终觉得自己实在平凡，没有做大事的人那样侃侃而谈的资本。但是换上一个角度看，哪怕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样也有着值得回味的地方。毕竟还是老百姓多，平凡的事多。《编辑部的故事》写的都是老百姓的故事，平凡之中见精彩。我也有过当编辑的经历，我觉得也有值得回忆的地方。
我是以人才引进方式直接调入海南师范学院的。开始当老师，因为遇上了一个缺乏自信的顶头上司，大小事都喜欢向上级汇报，这让我好烦。久了，我才知道这也是本地的一个风俗习惯。海南有那么一族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官。出乎意料，当领导的眼睛也有雪亮的，校方反倒给了我到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当编辑的美差。这个工作可以晚上干，我可以放开手脚在外面搞第二职业。
这个岗位不起眼，但是关系到师资的晋升。中国的大学里都有学报，学报编辑部就是教授的生产线。教育部有规定，能在省级以上学刊上发表三篇以上论文就有评副高职称的资格了。有意思的是，我们学报里掌握着采稿生杀大权的几位编辑，除了主编，都没有高级职称。这并不是校方用人失误，我等没职称是因为都谢绝评职称。我们的共同点是没有文化自卑心理，不需要职称这样的劣质化妆品，抹上了反倒脸红，青春痘那种红。这年头的职称里有多少含金量我们当编辑的难道还不清楚吗？
质量好些的稿件基本上都是约来的，其次是外稿，本校的投稿大多数都没法看。但是又不能统统枪毙，因为其中有些是领导或准备当领导的，不是领导的有的拿着领导写来的条子，没有关系背景的就靠人情了。处理这些事情比审稿编辑业务吃力，我们总是做完了采稿意见，推给主编去周旋。
即便是这样，我们的学报质量在当时全国的师范院校里还算是优秀的。这不值得吹，我为这个时代的大学感到羞耻。学报在今天高校发挥的一个重要职能是照顾知识界的弱势群体，在科研成果的包装下无耻地贩卖市场上卖不出去的思想垃圾。
我反正是油盐不进，该崩的统统崩。我得罪了许多人，甚至得罪了朋友。
能得罪的也许就根本不是朋友。我又不缺朋友，老周是什么人，交的朋友当然个个顶用，但从来不用。如果是我来办刊物，我崩得更狠，得罪人更多。有没有哪个大学的学报想上层次请我去当主编的？估计没戏。也许我真当上了主编，干上一期就让明枪暗箭给放翻了。
学报编辑部的几位同事都可圈可点，这也是我在学校能呆住的重要原因。
主编陈剑晖搞文学评论在文坛中朋友甚多，不愁稿源，加之刀笔娴熟，办刊物如摆弄小菜。有他顶着，我们可以享受到不坐班的自由。
负责理科版的是研究过数论的黄向阳，研究的是什么纯负数，深了！我们天天要胡扯一通，全是没有用的话题，我们讨论过海南特区的发展模式究竟是邓小平猫还是薛定谔猫抑或是桑代克猫，彩票中奖有没有数学方法可以破解。他坚持说有，我说没有，如果真的有，我想足能办一所世界上收费最高的学校。向阳学过数控，我们商量着怎么给子轩造一个有自动统计功能的数控乒乓球台，怎么把刊物变成比特杂志。黄向阳还给子轩手把手辅导过数学，结果他们之间互相不来电就算了。这本书到最后是在海南完成的，“周疯子回来了！”黄向阳闻讯马上张罗酒局，用自己投资酿造的咖啡酒盛情款待。咖啡酒令人唤起青春最美好的记忆。老友重逢，美酒加咖啡，一杯接一杯，味道天下无类。
另一位编辑是作家晓剑，下笔不大节制，情绪来潮可日出万言。写过七八部长篇，电视剧十几部，中短篇不计其数，但都不及在当地报纸上发的一个豆腐块文章牛逼。晓剑对女流成功人士和女权主义日渐猖獗的表演秀吐哇吐哇的怎么也不习惯，当她们在媒体上大谈一流的男人如何如何，晓剑生气了，就说她们理想当中的老公情人什么的充其量不过是三流男人，一流的根本就没见过。尔等良家妇女能攀上三流男人就己经很不错了，不在家好好过小日子，满世界瞎聒噪的什么呀，好烦。自尊心大受挫折的女流成功人士居然组织了起来反戈一击，强烈要求晓剑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并质问晓剑何为一流男人？晓剑招了，他说他的文字不够严谨，明明是四流，因怜香惜玉手一发软就写成了三流。这说明他不够一流，也愿意把言不由衷的话改过来。愤女中有对一流男人甚感兴趣者，穷追哪个是一流男人欲想见识。晓剑摊开手说：你永远看不到，我能望其项背，一流不是说的，说了你们也不懂，懂了吧？
晓剑的价口如此正，足以让我在四分之一炷香内彻底改变对他的看法，平日里这厮的二审稿子送来跟没审差不多，省下的眼神就跑到我这里盯黑白子。晓剑认为他有业余初段，还有中国棋院颁发的证书，为捍卫其尊严，这厮以“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执着挑战，只许我让他两子，几年下来屡败屡战好像四子也没赢过。晓剑拿到的业余初段的证书跟现在的学位职称证书的水分差不多，估计是用茅台贿赂老聂了，要是没水分，我至少也应当是业余六段。
我问过他为什么对纠正稿件的错别字那么不耐烦。“需要吗？”他反问，“不需要吗？”我问，“需要吗？”“不需要吗？”“需要吗？”晓剑年长，语重心长对我说：“咱们都不是教授，但是担负着为人民大众提拔教授的重任，不是担负为教授改错别字的重任有搞错；教授都不怕丢人你怕丢什么人？”
到现在我也不大清楚晓剑为什么要求教授和女人比我要求儿子还要严格。我对教授和女人没什么要求，因为我根本就管不住他们，就任他们撒欢吧！
实话说不是我清高，我跟阿Q的命运差不多，阿Q想革命，革命党人不同意，我想当教授，评教授的人不同意。
多年来，关于职称的事好像只有一个人来找过我。主编陈剑晖除了管学报，还是学院和省上学术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头儿，不止一次劝我申请副教授职称。我很为难，就像村里的大姑娘面对媒人提亲一样口难开。
老大哥绝对是好心，见我住着破房子不忍，想让我有个高级职称住进教授楼。顶头上司如此关照我该掉泪花子才对，本该说：“大哥你看我已经人老珠黄了，你还看我顺眼吗……”但最后还是以达不到当年师父立的标准为由婉言谢绝了。师父的戒律里有一条是不要写病句错别字，这一条我现在也做不到。教授也不是不能当，等我有机会上小学进修一下再说。
我心说：撒欢我也会，不过是撒野的撒，狂欢的欢。你们成功人士一撒欢就莺歌燕舞舒广袖，我怎么一撒欢就弄得鸡飞狗跳警车叫，影响安定团结，还是别瞎鸡巴掺和了。就让我好好撒泡尿吧，舒畅的一泡！再说了，副的是什么东东，我怎么听上去像是当小的，拿我这皮糙肉厚的当二房说什么也不像呀！
教授们看了这些文字估计心情会很坏，那不管。有本事你就别写病句错别字呀！
第五章 北漂进京第25节 行为艺术
我想试试，准备在工龄三十年差一天的时候，对户口、工职、退休金、医疗保障金种种绑票大吼一声：滚你妈的！然后拉扯上儿子紧闭双眼纵身一跳，管它下面是遍地簇拥的鲜花还是前人留下的累累尸骨……
老雷回去后真的给我找了个可进京谋生的差事，是走是留，球踢给我了。
小地方的人按规定落户北京是大工程，至少比考大学当教授还难。我又一次面临着人生割舍，工职、家庭怎么办？掰指头一算我的工龄已经二十有七，该退休了。
朋友们一致好言相劝，有的建议拎上钱袋走门子，为了孩子的未来，买个户口当北京人总不算亏。我对这种赎买方式从来鄙视，管你是什么牛逼的地方，我喜欢篡改一句名诗送上，好像是你轻轻地进去如你轻轻地出来，肯定不会赖着不动弹。有的建议要么还是先熬两年，凑够了三十年工龄退休，拿一份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险再出去混不迟，人总要对自己的后事有个托付吧。三十年啊！人一生掐头去尾这不就是一辈子吗？那些在各级考试流水线上的娃娃们不都是为了奔这三十年而终日辛劳吗？
这三十年我干什么了？我怎么觉着还没活动开手脚这场人生的马拉松就到了该向儿子递交接力棒的时候了！
这哪里是什么马拉松？我们分明是在一条传送带上，向秦俑一样排列整齐，用形形色色的裹尸布蒙面，悄然不知地通往吐着肉馅的绞肉机。一路上掠过的潺潺流水，鸟语花香，让你觉着自己好像是在运动。风在动，卷裹着平克•；弗洛伊德撕心裂肺的呐喊，吹落了蒙在我脸上的裹尸布，我窥见机器在动人没有动。临终不远了，我想换个死法。
我想试试，准备在三十年差一天的时候，对户口、工职、退休金、医疗保障金种种绑票大吼一声：滚你妈的！然后拉扯上儿子紧闭双眼纵身一跳，管它下面是遍地簇拥的鲜花还是前人留下的累累尸骨……
“昭苍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卡也跳下去了”。他们都吃了药，融化在蓝天里，我没吃药，坠落在大地上。我和儿子都还活着（废话）！我能听见滚滚人流中因我离去引起的躁动，有人在骂：傻逼！
傻就傻吧，傻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我没有绑架飞机的能力，但是可以绑好自己的鞋带。
三十年差一天来一个大逃亡，这是一个不错的行为艺术构想，我舍不得说给艺术家，想留着自己过把瘾。但是还要熬上两年。我等不起。孩子的发展这两年很要紧，我的生命什么时候不要紧？为了生命的自由，让艺术也去见鬼吧！我只要行为。
告别海南，没有任何人送行。我穿了双拖鞋出了门，留下了钥匙，儿子跟在后面。我心说，老子什么都不要了。
流浪开始了！
我们刚刚路过的不过是在生活的旅途中的一个驿站，开店的老板霍布森强行让过路人买马。“看，我给了你们挑选的权利。”霍布森立下的规矩是，马可以选择，但是必须挑槽头的第一只。我不买账，领上儿子一走了之。
这只是一次拙劣的绑架，结果未遂。前面还会有许多不可遇见的遭遇，唐僧也不知道。那些昔日森严壁垒阻隔交通的城堡、要塞早已断了烽火炊烟，只剩下残垣断壁，但是外面的世界和人与人之间仍然处在分割状态，那是些由概念、话语建构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土围子，它们扼住了所有的咽喉要道，蒙着面孔向在这个世界上旅行的人索要买路钱。我没有可以通用的货币，但是我要自由地行走，轻轻地进去如同轻轻地出来。尽管我还会不断地遭遇绑架。
我们溜溜达达地路过深圳、广州，拜会了一些老友同学，走马观花浏览了市容，无心久留，直扑北京。
我们又将是北京人了！北京人民过得怎么样了？提了速的列车让人心情爽快，我看着车窗外掠过的景象，自己对着自己逗着闷子，脑子里胡思乱想着一幅幅蒙太奇场面。
北京，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一群人跪倒在地，又一群人被打倒在地。他们是“右派”、“走资派”。
又过来一茬人跪倒在地，他们是当年曾经摁着走资派下跪的红卫兵，当中还有不少和父母划清界限的，他们现在的身份是父母。没人强迫他们下跪，他们自愿跪在自己的子女面前。
13岁那年，因为在外面闯了祸我爹打我，让我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我不跪，爹摁着我的脑袋，我坐到地上还是不跪。爹扑通一声就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跪下了。我还是不跪。“下跪是封资修的东西。”我说得理直气壮。我爹是个讲理的人，听了这话愣了好一会儿，可能后来发现自己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