呀。”
“这小姑娘的名字是葛丽特利·莫赛尔吗？”我问。
“她名叫葛丽特利，另外那两个叫索尼娅和埃维利。”老太太答道，“我
把三个人的名字都记住了。可是这时我的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又越来越不安
分了，他老是往外跑，我每件事都得跟他说上十遍，我整天都得呵斥他，就
像他是一个小孩子似的。在1949 年或1950 年，我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时候了，
反正是葛丽特利死后几个月，他又变得坐立不定、烦躁不安了，连鸡埘也肮
里肮脏的，母鸡整天咯打咯打叫个不停，因为他没有按时好好地喂它们。他
又开始驾了我们的那辆别克往外跑了，半天半天都不回来，虽然他仅仅说：
‘我出去转一转。’突然之间我又注意到糖盒里的巧克力球又少了。我就密
切注意着他，当他把剃刀像支钢笔那样地插在口袋里，偷偷地走进小客厅时，
我就走上前去对他说：‘好阿尔伯特，你又找到一个姑娘了。’‘天上的声
音哪，妈咪，’他回答道，“请让我干了这一次吧，上天的命令就是上天的
命令，而且她也穿红裙子，有黄发辫。’‘阿尔伯特，’我严厉地说，‘我
不答应。那姑娘在哪儿？’‘离这儿不远，在一个加油站上。’我那亲爱的
亡夫阿尔伯特说，‘求求你，求求你，妈咪，让我服从吧。’这一次我真的
是非常坚定。‘不行，阿尔伯特，’我说，‘你答应过我的。快去打扫鸡埘，
给母鸡喂点吃食。’这时候，我那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勃然大怒了，我们婚
后一直是很和美的，他发火还是第一次，他真的冲着我大叫大嚷：‘我只不
过是你的佣人！’——瞧，这个可怜的人儿病得有多重——接着他拿了巧克
力球和剃刀便往外跑，跳上别克就开走了。十五分钟之后，人们打电话通知
我，他和一辆货车相撞，受伤死去了。贝克神父和警察局的波勒军士都来了
——他办事老练极了，我的遗嘱里没忘记留了五千法郎给库尔的警察局，原
因就在这里，我也给了苏黎世警察局五千法郎，因为我在弗莱艾街有一些房
产，你明白吗；我姐姐带着她那位司机也来了，完全是为了刺激我，他们把
我的丧礼都给破坏了。”
我定睛瞪视着这个老太婆。捐款毕竟还是来了，我一直等待着的这笔捐
款。这仿佛是一场专门为了嘲弄我而设计出来的非常巧妙的讽刺剧。
可是这时候一位老教授带着他的助手和两个护士进来了，他们让我们出
去，我就向施罗德太太道了别。
“再见了，好好保重，”我说，脑袋里空空的，感到很尴尬，我唯一的
念头就是赶紧离去。可她却嗤嗤地窃笑起来，老大夫向我投来了古怪的眼光。
这个情景让我狼狈得无地自容。我终于离开了老太婆、教士和那一帮人，我
一个人来到走廊上，简直是如释重负。
到处都是一堆堆来探望病人的人，带着一包包礼物和花束，到处都是一
股医院里的药味儿。我逃了出来。出口处很近，我马上就可以进到花园里去
了。可是这时候一个高大神气的、穿着一身整齐深色衣服的娃娃脸男人推了
一辆轮椅车从走廊那端过来，车里坐着一个满脸皱纹、颤颤巍巍的老太太，
她穿着貂皮大衣，抱着一只极大的花束，使人觉得她满怀都是鲜花。也许这
就是那个九十九岁的姐姐和她的司机丈夫吧——我又怎么知道呢？我回过头
去，提心吊胆地望着，直到他们消失在私人病房那边。接着我简直是开始奔
跑了，我冲出楼房，穿过花园，从坐轮椅的病人当中穿过，从正在康复的病
人和来访者当中穿过。直到我在皇冠餐厅里坐下来，直到一盘肝泥丸子汤放
在我的面前，我才稍稍平静下来。
三十
从皇冠餐厅出来，我驱车直奔库尔。不幸的是我不得不把太太和小姐带
在身边。那天是星期天，我早答应陪她们一起玩的，可我又不愿向她们作无
法说清楚的解释。我一句话也不说，发疯似地开着车；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可
以把局势扭转过来。当然，不能让我的家人在加油站外面等候太久。在小酒
店里面，一帮粗野的家伙在纵酒狂闹；安妮玛丽刚从教养学校放出来。天气
虽然很冷，马泰依却穿着修车工的工裤，坐在外面的板凳上，抽着一根方头
雪茄烟，散发出一股苦艾酒的气息。我在他身边坐下，简明扼要地把事情告
诉了他。可是我完全帮不上忙。他似乎连听话都不会听了。片刻间我都不知
道该怎么办才好，接着我钻回到我那辆奥佩尔牌汽车，向库尔驶去。太太和
小姐已经很不耐烦，她们饿了。
“那不是马泰依吗？”我太太问道。外面的事，她照例是不太清楚的。
“是的。”
“怎么啦？我还以为他上约旦去了呢。”她说。
“他没有去成，亲爱的。”
到了库尔，我们花了好大气力才找到一处停车场。点心店里人山人海，
全是苏黎世人，他们到这里来填饱肚子，热得浑身冒汗。还有许多高声喧哗
的孩子。但我们还是设法找到了一张桌子，要了茶和点心。这时我太太重又
把女招待叫了回来。
“请再给我拿半磅巧克力球来，小姐。”她说。
她略微感到有些惊奇，因为我连一只巧克力球都不去碰。天哪，我才不
吃呢。
现在，我亲爱的先生，你愿意怎么处理这个故事，就请便吧。爱玛，开
帐单来。
司法
一
毫无疑问，我写这份报告，是为了按规矩办事，是出于某种书生气的缘
故，我要让这份报告存入档案。对于导致一个杀人凶手得以无罪释放，并且
又将一个无辜的人置于死地的那些事件，我要迫使自己再一次加以审核。我
要再一次仔细回顾我被诓骗的前前后后，我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以及可能会遗
漏的细枝末节。我还要认真探究一下司法工作上也许仍然保留着的种种机
会。然而，我写这份报告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有很多时间，至少有两个
月。我刚刚从飞机场回来（从机场出来后，我还去过几个酒吧，这就不算了，
我眼下的身体状况也是无关紧要的。我现在已酩酊大醉，不过明天我又会清
醒过来的）。我到达机场，握着打开了保险的手枪，跳出我那辆大众牌汽车
的时候，巨型飞机正载着伊萨克·柯勒荣誉博士离开地面，插入夜空，呼啸
着、轰鸣着朝澳大利亚飞去。估计柯勒这个老家伙是知道我的意图的，他在
上飞机之前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可算是他的一大绝招了。我没有钱乘飞
机去追他，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我无可奈何，只有等待，等他回来，也许要等到6 月，或者7 月。要么
去喝酒，是偶尔去还是经常去，那要由经济情况来决定。再就是伏案疾书，
对一个穷极潦倒的律师来说，这是唯一符合身分的工作。不过，在某一点上，
柯勒这位州议员完全打错了算盘：他的罪责绝不会由于时间的推移而洗刷
掉，不会由于我的等候而减轻，不会由于我的酗酒而一笔勾销，也不会因为
我把它写下来而得到宽恕。我通过叙述事情真相把它深深印在心头，我要等
到6 月，7 月，或者随便哪个月他回来的时候（他总归要回来的），到那时
不管我是烂醉如泥，还是神志清醒，我都会把我此刻只是出于冲动想要干的
事情有意识地付诸行动。我写这份报告不仅仅是要说出我要杀他的理由，而
且也作为杀他的准备，一次正义的谋杀的准备。
我现在坐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又清醒过来了。正义只有通过我杀死他这
样的方式才能得到伸张。杀掉他以后，我就去自尽，这是无法避免的。我倒
不是想以此来逃避责任，正相反，只有这样做，我才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
责，虽然法律上说不通，可是道义上却是合乎情理的。我掌握了事实真相，
但又拿不出证据。在关键时刻，我缺少见证人。我自杀了，即使没有什么见
证人，也容易博得别人的信任。我不像一个为了获得知识，拿自己的身体进
行试验的科学家那样去死，我死，是因为想要了结我的这桩案子。
作案现场：这个作案现场一开始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戏剧大饭店
以其洛可可式的建筑外貌，在这座建筑上搞得不伦不类的城市里，堪称屈指
可数的著名的建筑之一。饭店有三层，这一点，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大多数
人只知道有两层。在漫长的上午——在我们的城市里，人人都早起——可以
看到一些睡眼惺忪的大学生，也可以看到一些生意人逗留在底层，他们往往
过了中午才走。稍晚一些，人们喝完咖啡樱桃酒后，饭店就清静下来了，连
女招待的踪影也不见了，直到4 点钟左右，才有一些精疲力竭的教师走进店
来歇脚，还有一些没精打采的公务人员进来小憩。不消说，晚餐时来的客人
最多，晚餐以后，过了晚上10 点半钟，接踵而来的，除了一些政界人士、经
理、金融界人士以外，还有其他自由职业界的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不过也
有一些大惊小怪的外国人，我们总爱把自己的城市说成是国际都市。在二楼，
那就讲究得发臭了。我用发臭这个词是再恰当不过的。在那两间低矮的四壁
裱红的大厅里，像热带一样，热得要命，然而里面的人还忍受得住，女士们
穿着晚礼服，先生们常常穿着黑礼服。空气里弥漫着汗臭，香水味，主要的
气味还是土豆炒牛肉片以及本城其他独特风味菜肴的气味。人们在外面观赏
了首场演出以及成交了大买卖之后，总爱到这里来聚会（他们跟楼下的人是
一样的，只是在穿着上要来得讲究罢了），倒不是要来策划什么事情，而是
为已经策划好的事情庆祝一番。戏剧大饭店三楼上，更加可观。这里放荡不
羁，无所不为的情景，不禁令人为之咋舌。这里，房间既高又明亮，跟价格
低廉的饭店里的房间差不多，普普通通的木头椅子，桌上铺着格子台布，摆
满端啤酒的盘子。紧靠楼梯处是个座位空着一半的小型表演场，表演的节目
有平平凡凡的魔术和更加平凡的脱衣舞。大厅里，人们在打牌，打台球。这
里坐着本市蔬菜水果商、建筑公司老板和百货公司老板，坐着大汽车修理行
的老板和拆卸专家，这些人常常一来就呆上好几个钟头，他们下的赌注都十
分可观，他们周围簇拥着一些多嘴多舌的旁观者，稀奇古怪而又行迹可疑的
人，也有几个妓女守候着，三个或四个，总是坐在临窗的同一张桌旁，饭店
睁只眼闭只眼地让她们留在这儿，她们已是这里必不可少的陈设，她们要价
也不高。因为真正富有的人是把小钱也看得很重的。
我初次与这位州议员相识时，刚通过国家考试，写完博士论文，取得博
士学位和律师执照。尽管如此，我还跟上大学时一样，在斯迪西…劳埃平律师
事务所当高级听差。这位斯迪西…劳埃平，由于在艾蒂兄弟、罗萨·匹克、道
贝巴斯以及阿姆斯勒的凶杀案中使被告获得开释，由于在特罗格假肢厂和联
合国当中进行调解（使特罗格厂方得到了很大好处），已经蜚声海外。我当
时要把一份关于一件捉摸不定的案子的鉴定材料送到戏剧大饭店，去交给斯
迪西…劳埃平，只有他才热衷于这类案子。在三楼的一张台球桌旁，我找着了
这位红极一时的律师。当时他和州议员打台球已经打完了一局。在另一张桌
子上，贝诺博士、温特教授也在打着台球。此时，在我写这份报告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当时聚集在那里的人，正是后来案件当中的关键性人物，打台
球真好比是这桩案子的前奏了。那时外面很冷，时值11 月，或者12 月——
具体日期我想是不难推断的——，因为我平常不穿大衣，同时又不得不把自
己的大众牌汽车停放在离开戏剧大饭店几条马路远的地方，所以我走到这儿
时，全身都已经冻僵了。
“年轻人，叫一杯格罗格酒喝喝吧。”州议员招呼我说。他一面仔细地
打量我，一面叫招待过来。我不由自主地听从了他的建议，反正我要等候斯
迪西…劳埃平的答复，他已接过鉴定材料，离开台球桌，就着一张桌子翻阅起
来。大厅的前面，那些蔬菜商人正在赌钱，窗前有几个幽暗的影子。街上有
轨电车车轮那深沉的滚动声，频频传进屋来。州议员还一直在打量我，他显
得无所顾忌，不加掩饰。他大概将近七十岁了。在场的人当中，唯独他没有
脱去上衣，也没有出汗。我终于作了自我介绍，猜想对方必然是社会名流，
可是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
“您跟施佩特上校有亲戚关系吗？”他问我说，他仍然没有通报自己的
姓名。他或许以为自己的名字是无关紧要的，或许以为我已经知道他叫什么
名字了。（施佩特上校何许人也？一个昔日的粗野的农夫，如今一跃而为联
邦议员，是个主张搞原子武器的家伙。）
“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我回答说。（为了一次说个清楚，在这里我来
自我介绍一下：我生于1930 年。母亲叫安娜·施佩特，我对她却没有什么了
解，也不知道谁是我的父亲。我是在一家孤儿院里长大的，回想起那家孤儿
院，心里就感到高兴——特别是想到那个与孤儿院毗连的一望无际的森林，
心里更感到高兴，孤儿院的院长和老师都是出类拔萃的，我的青年时代也很
幸福。说实在的，有父母也不见得一定就有好处。我的不幸是从与伊萨克·柯
勒名誉博士打交道开始的，先前我虽说境况不佳，但也不至于落到绝望的地
步。）
“您要作斯迪西…劳埃平的搭档吗？”他问道。
我惊讶地望着他说：“我可没有这样想。”
“他对您很器重呢。”
“他从来没有向我流露过。”
“斯迪西…劳埃平从来是不动声色的。”老人干巴巴地说。
“这是他的错，”我毫不在乎地说，“我想自己开个律师事务所。”
“那是很困难的。”
“可能吧。”
老人笑了起来，说：“您还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