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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帝崇祯与天启帝完全不同，此人“心乐读书，十余龄即好静坐。”他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一心一意要挽大明于危难。对于魏氏集团的胡作非为，他痛恨到了极点。一开始，他对魏忠贤还敬畏有加，慑于魏氏的巨大权势，他暂时没有任何动做。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他决定动手了。他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一泄而出，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发布文告，宣告魏氏乃大恶之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
一声令下，前朝老仆魏忠贤听话地卷起铺盖，到凤阳祖陵去守陵了。然而，皇帝的“姑置凤阳”只不过是句客气话，算是给先帝留个面子，他怎么会真的养虎遗患。中国政治历来讲究斩草除根，魏忠贤面前只剩了死路一条。十一月初六日，得知皇帝要取他性命后，魏忠贤在南行路上上吊而死。
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又被挖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并在他的家乡枭首示众。魏氏的贤子魏良卿被处死，其他家庭成员被发往烟瘴地面永远充军。河北肃宁大魏庄的一座座高宅大院被查抄、没收、拆毁。这些气势轩昂的层楼叠院刚刚建成几年，有的建筑还没有最后完工。
赫赫扬扬了三五年的魏氏家族，土崩瓦解，不可一世的诸多公候一日之间成了被人踢来踏去的死刑场上的尸首。刚刚聚敛到手的财富又一扫而去，侥幸没死的的魏氏后人戴上沉重的枷锁，一步步走向遍地不毛的边疆。在那里，他们落地生根，盖起土坯房，开垦贫瘠的荒地，重新开始了赤贫的生活。
几十年前那场赌博换来的全部又失去，魏氏家族又回到了原点，不，甚至远远不及原来的生活。
在博弈论中有一个经典案例——囚徒困境，非常耐人寻味。“囚徒困境”说的是两个囚犯的故事。这两个囚徒一起做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在这种情形下，两个囚犯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供出他的同伙（即与警察合作，从而背叛他的同伙），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与他的同伙合作，而不是与警察合作）。这两个囚犯都知道，如果他俩都能保持沉默的话，就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方无法给他们定罪。但警方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就给了这两个囚犯一点儿刺激：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背叛，即告发他的同伙，那么他就可以被无罪释放，同时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而他的同伙就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并且为了加重惩罚，还要对他施以罚款，作为对告发者的奖赏。当然，如果这两个囚犯互相背叛的话，两个人都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谁也不会得到奖赏。
那么，这两个囚犯该怎么办呢？是选择互相合作还是互相背叛？从表面上看，他们应该互相合作，保持沉默，因为这样他们俩都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自由。但他们不得不仔细考虑对方可能采取什么选择。A犯不是个傻子，他马上意识到，他根本无法相信他的同伙不会向警方提供对他不利的证据，然后带着一笔丰厚的奖赏出狱而去，让他独自坐牢。这种想法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但他也意识到，他的同伙也不是傻子，也会这样来设想他。所以A犯的结论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背叛同伙，把一切都告诉警方，因为如果他的同伙笨得只会保持沉默，那么他就会是那个带奖出狱的幸运者了。而如果他的同伙也根据这个逻辑向警方交代了，那么，A犯反正也得服刑，起码他不必在这之上再被罚款。所以其结果就是，这两个囚犯按照不顾一切的逻辑得到了最糟糕的报应：坐牢。
企业在信息化过程中需要与咨询企业、软件供应商打交道的。在与这些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也会遇到类似的两难境地，这个时候需要相互之间有足够的了解与信任，没有起码的信任做基础，切不可贸然合作。在对对方有了足够的信任之后，诚意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诚意或者太过贪婪，就可能闹到双方都没有好处的糟糕情况，造成企业之间的双输。
慈禧的妇人逻辑
在赌徒突围的模式中，不需要每次合作都以胜利为合作的最终目的，但是在大方向上，最终的结果却是胜利。没有必要每一次都赢，以“输”为代价，换取更多的“赢”才是这种模式的关键所在。在一个非零和世界里，在长期陷入的突围模式中，他人的成功可以作为你成功的前提。需要提醒的是，关键一战必须赢得胜利。
野心家经常被人指责为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其实，对慈禧这样的大野心家来说，这样的指责还算是轻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她不仅仅是惟恐天下不乱，而是惟恐天下不大乱。
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无数无辜的中国人，家破人亡，痛哭无告，代替愚蠢的清政府，代替她，承受列强的处罚。而她本人，以年近古稀、老态龙钟之躯，躲在西安“冥顽不灵如故，每天照样快快乐乐地看戏”。
一妾出身的慈禧，以偶然一次性行为生了男孩为契机，能够统治中国47年之久，指责她何德何能只能说是对她变相的赞美。她对中国的伤害，远甚于八国联军的掠夺，远甚于义和团的暴行。柏扬总结说，历史不断呈现一种现象，对国家民族前途忧心如焚的人，往往受到最大的痛苦。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清朝面临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英法联军的入侵，社会异常动荡，民族危机沉重，清王朝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慈禧，出身于一个潦倒的满族之家，是满洲镶黄旗人，其家庭属叶赫部，她小名兰儿。她父亲做安徽候补道，但官运不佳。他有个朋友叫吴棠，看到兰儿相貌讨人喜欢，应对聪明伶俐，夫妇商议，这孩子仿佛天生尤物，可能将来要成为贵人。从此经常给以接济，凡孩子所需书籍笔墨费用，都酌情供应。从此兰儿用心看书写字，读史吟诗、很有长进。父亲死后，她奉母携弟妹移居京城。咸丰20岁登帝位，选立钮祜禄氏为皇后，并广选秀女，补充宫娥。那时兰儿正是青春年华，17岁。60名初选入宫的旗女，皇帝朱笔圈定28名，兰儿中选。
入宫后的兰儿，先被派往皇后住处坤宁宫当差。她早早晚晚，操作勤恳，而且态度温和，人缘很好，她以一个偶然的机会获得咸丰帝的恩幸。因生长于南方，又有一副好嗓子，曼舞轻歌一些南曲，格外容易得到追求声色之乐的皇帝的宠爱，被封为贵人。她擅于察颜观色，有一套揣摩迎合的功夫，更懂得讨好总监暗地关照，代她“运动”，因此设法见到了皇太后，不久晋封为“懿嫔”。生了小皇儿载淳后，晋级“懿妃”，咸丰6年，因奉旨回乡探亲，再加封为“懿贵妃”，等到儿子登基做了皇上，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皇太后。
按照封建宗法制度，嫡庶之分是很严格的。历史上正后夺取庶出的儿子占为已有、亲生母亲遭废黜甚至虐杀的事，不乏其例。在这方面兰儿是幸运的，她碰到的对手钮祜禄氏，虽比兰儿还年轻两岁，却不擅长争风吃醋那一套，是个心地善良的人。经不起兰儿处心积虑、曲意奉承，又功夫到家、不露马脚，皇后对兰儿很是怜爱，甚至在风流皇帝坐前不时说她几句好话。
荒淫无度的咸丰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后，肺癌病日渐沉重，贵妃趁机协同批阅奏本，对朝廷内的权力斗争动态渐渐摸得一清二楚。当时在朝中大臣中，咸丰表面上所倚重的是载垣和端华，而幕后的操纵者却是肃顺。他较有胆识，处理对外交涉主张强硬，力主打破常规、重用汉员的也是他；但因骄狂自大，结怨甚多。咸丰有三个亲兄弟：五弟奕淙，玩世不恭；六弟奕䜣，颇为能干，但不受咸丰喜欢，逃离北京时把他留下善后，后来委派顾命大臣也没他的份，自然他是八大臣的对头，七弟奕譞虽然才力平庸，但地位重要，关系密切，因为他是慈禧的妹夫。当年她说动咸丰下旨指婚，把她的胞妹嫁给了他。这个裙带关系为慈禧后来发动政变起了决定性作用，没有这门亲戚，处在深宫的贵妃怎么能与外面的大臣通气？
1861年，咸丰帝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临死前，立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同时任命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主持一切政务。咸丰帝还特意召见皇后和懿妃说：“天下不宁，朕虽去但心不安。载淳年幼，靠顾命大臣辅佐，有事你们找他们商量。”咸丰死后，肃顺就开始主持政务。权力欲权强的慈禧太后不甘心权力落入肃顺等人的手里，为攫取最高统治权，慈禧太后野心勃勃，策划发动夺权的政变，与顾命八大臣展开了激烈的政争。
此时，清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八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其二是皇族势力，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个亲外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其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这就使清朝政坛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从咸丰断气之日起，三股势力便开始了较量。这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
两股势力要是想把政权夺取过来，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联合起来。于是，奕䜣、慈禧太后这两股势力很快勾结起来，并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企图趁慈禧太后的儿子年幼，篡夺最高统治权。辛酉政变固然是统治中枢的权力之争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围绕着治国方略的分歧和争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当然，这场政变发生的原因还包括私人恩怨等。
肃顺等人与奕䜣虽然在镇压国内农民起义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在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却有所不同。奕䜣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北京条约》，这议“和”的成功则加剧了彼此间的对立。
面对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强硬派集团坚决主战，以维护天朝上国的威严；奕䜣、桂良、文祥为首的务实派集团则力主议和，争取时间，变革自强。两大集团在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矛盾，激化加速了宫廷政变的发生。
辛酉政变的第一步妙棋应该是从慈禧争取慈安开始。慈安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正言顺的原中宫皇后、当时的母后皇太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她是这场政变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性人物。这一点，机敏而工于心计的慈禧比谁都清楚。慈禧更清楚自己是靠“母以子贵”才登上皇太后宝座的，养心殿东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处声望、资历、影响力远逊于慈安。如果不将慈安争取过来，夺权、垂帘听政的目的就达不到。慈禧凭其如簧之舌，终于将慈安拉到了自己这一边。反过来，如果慈安旗帜鲜明地坚定拥护咸丰帝的遗命，毫无保留地支持并站在八大臣一边，辛酉政变也许就不会发生，那历史就要重写了！慈禧把慈安争取过来，从而有利于促进在慈禧的太后封号、有无干预朝政权、是否垂帘听政、辛酉政变等问题上较量的胜利。
在咸丰皇帝驾崩13天，奕䜣和英国侵略者密谋后，借吊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和慈禧、慈安密议。奕䜣在热河滞留6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议定之后，奕䜣先行回京布置一切。奕䜣、慈禧太后势力集团开始笼络掌握实际的军事权力的人物。奕䜣回到北京后，就进一步争取了京师卫戍的军权，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奕䜣、慈禧太后势力集团已经为发动政变作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载淳生母、野心勃勃的慈禧太后那拉氏不甘心受人摆布，企图效法古人，垂帘听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先让人建议，由她“垂帘听政”，实际上是由她掌握实权，权理朝政。一些朝臣也想借机捞取政治资本，以奏折向皇太后请安，表示对垂帘之议的支持。朝臣上奏折奏折建议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实质上是政变的前奏。
为了试探，肃顺这边向慈禧、慈安提出，辞掉他们管理兵权的职位，建议改派他人。肃顺等人万万没料到，慈禧、慈安抓住这个时机，顺水推舟，竟解除了他们所掌握的兵权。这无疑是肃顺等顾命大臣犯的一个重要的错误，不仅没有及时扑灭了争权夺势的势头，还没有及时作出防止措施，反而增加了敌对势力的筹码，为后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两宫皇太后在咸丰灵柩启驾之后，只陪了灵驾一天。为了能在顾命大臣之前赶回北京，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提前回京。这是慈禧太后那拉氏的一个谋略，故意让肃顺负责护送咸丰灵柩。这样，两宫太后和同治等人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4天到京。
并且，慈禧让载垣、端华等七人也陪着两位太后和皇上回京。这样，就把载垣、端华等七人和肃顺分开，以便各个击破。在灵驾没有回来之前，奕䜣、慈禧太后等势力充分利用这时间，为他们发动政变作好进一步的准备。此时，顾命大臣已经没有太多能力挽回失败的局势了。
在两位太后和皇上回京的第二天，奕䜣、慈禧太后势力集团就发动政变。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并派人去路上逮捕肃顺。辅政八大臣或被处决，或被罢黜；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就慈禧对政敌的处理来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