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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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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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医药管理局的保密数据库很容易。我用医院的一台终端调出他们的访问程序,显示地图和医护人员表。接着我从该程序切入系统级,编了一个诱饵程序模拟登录界面。然后我离开电脑,甩手不管了。终于,我的一位医生走过来查看她的一份文件。诱饵程序拒绝了她的密码,接着才调出真正的首页界面。医生又试了试登录,这次成功了;可是她的密码却留在我的诱饵程序里。 
    
    使用医生的密码,我获得许可查阅医药管理局病人档案数据库。第一阶段是对健康的自愿者进行试验,荷尔蒙没有效果。正在进行的第二阶段临床试验则是另一番景象。有八十二名病人的每周报告,每一位病人都用一个数字表示,对所有病人都采用荷尔蒙K治疗,大多数病人都是中风或者老年痴呆症患者,有些病人患的则是昏迷症。最新报告证实了我的预见:大脑受伤愈严重的人智力提高愈大。正电子X射线层析扫描显示出大脑新陈代谢水平大大增强。 
    
    为什么动物没有提高呢?我认为问题可能在于脑神经突触的数量。动物的突触数量太少,它们的大脑只支持最低限度的抽象思维,因此多余的突触对它们没有任何意义。而人类却超过这个数量,人类的大脑可以支持充分的自我意识,因此他们可充分地使用新的突触,记录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 
    最令人兴奋的记录是关于刚刚开始的调查研究,研究对象是几个自愿者病人。多注射荷尔蒙的确进一步提高了智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大脑受伤的程度。轻度中风的病人没有达到高智商,而受伤严重病人的智商却获得了大幅度提升。 
    最初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的病人中,目前只有我打了第三针。我形成的新突触比先前任何一个接受研究的人多得多。至于我的智力会提高到哪种程度,还是一个悬念。每每想到这个问题,我都感到心脏狂跳不已。 
    时间一周周地过去了,我与医生们的周旋变得愈来愈乏味。他们似乎把我当作一个博学的白痴:一个显示出某些高智商迹象的病人,但依然不过是一个病人。在神经病学家的眼里,我只不过是正电子X射线层析扫描的对象,外加偶尔注射一小瓶脑脊液。心理学家们通过谈话了解一些我的思维状况。然而,他们先入为主,将我视为一个从深度昏迷中走出来的人,一个得了天大好处、却又懵懵懂懂的平常人物。 
    
    其实情况正相反,恰恰是医生们对正在发生的一切理解不了。他们断定药物虽然提高了我的智商,却改进不了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表现,我的本事只能使我在智商测试取得好成绩。因此,他们不想在智商问题上浪费时间。但是,智商尺度是人为设定的,而且设得太低了:我的分数太高,曲线上没有可比较的参照系,测试分数对他们而言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真正的变化正在发生,测试成绩仅仅反映了这种巨变的一个影子。如果医生们能够感觉到我的大脑里正在发生的一切该有多好:我正在认识到有多少信息先前我错过了,我明白这些信息多么有用。我的智商远远不是实验室的现象,而是实用的、高效的。我具有几乎完美无缺的记忆力、超强的整合能力,能够迅速判断形势,选择达到目的的最佳行动方案;决不会优柔寡断。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早已不在话下,只有理论问题还算是个挑战。 
    
    无论学习什么,我都能发现其中的模式。任何东西——数学和科学、艺术和音乐、心理学和社会学——我都能掌握其本质结构,透过表面的音符,看见内在的旋律。每当阅读时,我不由自主地可怜那些作者:他们艰难地从一个论点磨蹭到下一个论点,摸索寻觅他们看不见的内在联系。他们如同一群不懂乐谱的人,偏偏要分析巴赫的大提琴奏鸣曲的总谱,试图解释这一个音符如何发展为下一个音符。 
    
    事物内在的模式真是美妙无比,我渴望了解更多的模式。还有别的模式等待着我去发现,更大、另一种层次的结构。这种上层结构我一无所知。它是无比恢宏的音乐,我所了解的几首奏鸣曲不过是其中彼此孤立的数据点。我不知道掌握这种结构后会发生些什么,到时候会知道的。我想发现它们,认识它们。这种渴望比以前任何欲望更加强烈。 
    
    这一次来看我的医生名叫克劳森,他的行为不像别的医生。从他的举止言谈来看,应该惯于在病人面前表现得亲切随和,可是今天他似乎有点不自在。他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但言谈显得别扭,没有其他医生的例行套话那么流畅。 
    “利昂,这次测试是这样的:你先读一些对各种情况的描叙,每种情况都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读过之后,请你告诉我你解决难题的方法。” 
    我点了点头。“这种测试以前我做过。” 
    “很好,很好。”说着他输入一个指令,我面前的荧光屏上出现了文本。我读了读情况介绍:这里的问题是计划安排、定出各项事务的处理顺序。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很异常。大多数研究者会觉得这样的问题太绝对,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太恰当。我等了一会儿才回答,不过克劳森依然对我的速度感到吃惊。 
    “答得很好。”他在计算机上敲了一个键,“再试试这个。” 
    一个情况接着一个情况。我读第四个情况介绍时,克劳森精心摆出一副职业性的超然态度。他对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感兴趣,却不想让我知道。这个情况说的是政府里的权力斗争,激烈竞争以求升迁。 
    我明白了克劳森是何许人也。他是政府的心理学家,也许是军方的人,更有可能是在中央情报局研究与发展署供职。这个测试旨在探测荷尔蒙K用于培养战略家的潜能。所以他和我在一起显得不自在:他习惯了同服从命令的军人和政府雇员打交道。 
    很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希望把我扣下来,好做更多的试验;他们可能也根据其他病人的表现能力对他们进行过同样的试验。以后,中央情报局会从手下挑选自愿者,使他们的大脑缺氧,再用荷尔蒙K进行治疗。我当然不想成为中央情报局的资源,可是我已经显示出足以使他们感兴趣的才智。因此,我只能装聋卖傻,答错问题。 
    我在回答中选了一个差劲的办法,克劳森大感失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续测试。我读文本花的时间长了,反应也迟钝起来。无关紧要的问题中散见着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如何避免被一家充满敌意的公司接管,另一个是如何动员人民阻止建设一座火力发电厂。这两个问题我都答错了。 
    测试一结束克劳森就打发我走,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如何撰写报告了。如果我把自己真实的能力表现出来,那么中央情报局就会立即招收我。我前后不一致的表现会给他们泼一盆冷水,但不会改变他们的主意。潜在的回报对他们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他们是不会放弃荷尔蒙K的。 
    我的处境发生了巨变;如果中央情报局决定扣住我作为试验对象,我同不同意都没什么区别。我必须计划对策。 
    四天后,谢伊吃惊地问我:“你想退出研究吗?” 
    “是的,立即退出。我要恢复工作。” 
    “如果是钱的问题,我肯定我们可以——” 
    “不是,不是钱的问题。这些测试我已经受够了。” 
    “我知道时间一长,测试就枯燥乏味了,不过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再说,我们很感激你的参与,利昂。这不仅仅是——” 
    “我知道你们从这些测试中学到了多少东西。但我主意已定。我不想继续下去了。 
    谢伊还想劝说,我打断他的话。“我知道我依然受保密协议的约束;如果要我签个什么东西来确认,那就寄给我好了。”我起身向房门走去,“再见,谢伊医生。” 
    两天后,谢伊打电话来。 
    “利昂,你一定要来做检查。我得到消息,在另一家医院接受荷尔蒙K治疗的病人发现了副作用。” 
    他在撤谎;这种事情决不会在电话上告诉我。“什么副作用?” 
    “失去视觉。视觉神经长得太快,而且迅速退化。” 
    一定是中央情报局得知我退出研究的消息后下的命令。如果我回到医院,谢伊就会宣称我精神不健全,将我置护他们的监管之下。然后再把我转到一家政府研究机构。 
    我假装大吃一惊。“我马上就来。” 
    “好的。”谢伊舒了一口气,以为我相信了他的话。“你一到,我们就立即检查。” 
    我挂上电话,打开计算机,搜寻药物管理局数据库里的最新信息。没有关于视觉神经或者其他部位副作用的消息。我并不排除这种副作用也许会在将来出现,但我要自己去发现。 
    是离开波士顿的时候了。我开始收拾行李。走的时候我要取走我在银行的全部存款。卖掉我的工作室的设备可以多换一些现金,可是大部分设备都太大了,运不走,我只好带走几台最小的设备。忙了几小时后,电话又响了。这次,我让自动答录机接电话。 
    “利昂,你在家吗?我是谢伊医生。我们等了你好一会儿了” 
    他还会打一次电话来,再不行的话,就会派穿白大褂的男护上来,或者干脆派警察来把我带走。 
    晚上七点三十分。谢伊还待在氏院里等待我的消息。我转动点火钥匙,倒出医院停车场,驶到街对面。从现在起,他随时会留意到我悄悄放在他的办公室门下面的信。一拆开信就会知道是我写的。 
    你好,谢伊医生: 
     我猜你正在找我。 
    他会惊诧片刻,但仅仅是片刻;他马上会镇静下来,紧急通知保安搜查大楼,检查所有离开的车辆,搜寻我。接着,他会继续读下去。 
    你可以叫走守在我的房门边的那些大块头男护士了;我不想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可能你决心让警方发出对我的通缉令,所以我自作主张在警方计算机里插入了一个病毒,每当要检查我的车牌号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替换信息。你当然还可以详细描绘我开的车,可是你连我的车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对吗? 
     利昂 
    他会通知警察,让他们的程序员对付病毒。他会得出结论:我有自我优越感情结,这是因为我在信中流露出傲慢的语气,冒不必要的风险返回医院送信,而且毫无必要地暴露一个本来不会被察觉的病毒。 
    不过,谢伊错了。我策划这些行动就是为了让警方和中央情报局低估我的能力,于是他们不会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这对我很有利。警方程序员在计算机上清除掉我的病毒后,会认为我的编程技术好是好,但谈不上杰出,于是他们就会调出备份,重新安装,找出我的确切的车牌号。这就会激活第二个病毒,这个病毒要复杂得多,会同时修改备份以及激活的当前数据库。警方会沾沾自喜,以为查到了正确的车牌号,进而陷入迷魂阵浪费时间。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再弄一小瓶荷尔蒙K。不幸的是,这样做会让中央情报局查明我的真功夫。如果我没有送那封信,警方晚些时候仍然会发现我的病毒。到那时候,他们清除病毒时就会采取天衣无缝的严密措施。这样一来,我也许就无法从他们的文件里抹掉我的车牌号了。 
    我住进一家旅馆,开始在客房里的数据网络终端上干开了。 
    我进入了药物管理局的保密数据库,查出荷尔蒙K试验对象的地址,还有药管局的内部通讯情况。他们发布了暂停荷尔蒙K医疗试验的禁令,取消暂停禁令之前不得再进行任何试验。中央情报局坚持要先抓住我,对我的潜在威胁进行评估。在此之前,不允许药管局采取任何行动。 
    药物管理局要求所有医院通过信使退回剩余的荷尔蒙K。我必须抢在这之前弄一瓶。离我最近的病人在匹兹堡,于是我预订了一张第二天一早飞往匹兹堡的机票。我查看了匹兹堡地图,提出申请,要求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到匹兹堡市中心一家投资公司取一个包裹。最后,我在一台超级计算机上登录使用了好几个小时的中央处理器。 
    我坐在一辆租来的小车里,小车停在一座摩天大厦转角处。我身上的外套口袋里装了一只带键盘的小小的集成电路板。朝信使将要到达的方向望去,只见街上行人一半都戴着白色的空气过滤面罩,不过能见度很好。 
    从两个十字路口远的地方驶来一辆新型的家用面包车,车的侧面漆有“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的字样。不是一辆戒备森严的押送车,看来药管局对我并不那么担心。我钻出小车,向摩天大厦走去。押送车不久到达,停在停车场,司机下了车。他一走进大厦,我就钻进面包车。 
    面包车是直接从医院开来的。司机正在上楼前往四十层,到那里的一家投资公司取一个包裹。至少要四分钟才会返回。 
    车厢地板上焊着一口大型保险柜,带双层钢壳和钢门。门上贴有一块抛光面板,司机只要手掌靠着面板,保险柜便自动打开。面板侧面有一个接口,用于输入程序。 
    昨天晚上,我进入了卢卡斯防盗系统公司的服务数据库,这家公司向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出售掌纹锁。我在数据库里找到了一份加密文件,该文件包含超越客户设置、打开掌纹锁的密码。 
    我得承认,渗入计算机防火墙通常没什么关感可言,但某些方面却间接涉及非常有趣的数学问题。譬如,连常见的加密方法超级计算机也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解密。然而,我在一次钻研数字理论期间,发现一种分解极大数字的奇妙技巧。配备这种诀窍,一台超级计算机在几小时内就可以破译这个密码。 
    我从衣袋里抽出电路板,用电线连接到接口上,输入一个十二位数,保险柜门旋开了。 
    当我带着那瓶荷尔蒙K返回波士顿的时候,药管局已经对失窃案作出了反应:可以通过网络进入的计算机上所有相关文件全部删除——意料之中的事。 
    我带上那瓶荷尔蒙K和随身物品,驱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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