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第二国际决裂、另立第三国际的历史作类比，为其另立中央的反党行为张目。
最后，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的决议》。这个《决议》决定：
张国焘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革军委主席。
从中央委员会中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
大会还通过了向“原党中央”发出的电文：
一、此间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名义对外发表文件。
二、你们应该改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领袖梦实现了，口气也大了。此时的张国焘正如同朱德讥讽他的一样，果真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了。
第四章 长征尾声：余波难平
挥泪问苍天（1）
朝思暮盼着会师，会师以后又倏尔分开。
红军没有被大自然的险恶所征服，也没有被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所摧垮，却因内讧而分裂，使党和红军走上了突围西征以来最为惊险的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走的一段最为艰险的路程。
中央红军脱险北上，势单力薄地迈开了艰难的双脚。
张国焘拉着左路军南下，面临着绝路一条。
更严酷的现实，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两个中央的局面。这使党和红军处在比面临蒋介石几十万兵马的追杀更危急的处境。
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为此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因为分裂，红军的力量被分割而变得更加弱小。
因为分裂，一部分红军经历了更多磨难。
因为分裂，在红军官兵中引起了思想混乱。
……
迷茫、困惑、忧愁、痛苦，笼罩着左路军官兵的心间。
党中央认为张国焘推行的是退却逃跑主义路线，而张国焘反戈一击，指责中央北上是无休止的一种退却，是害怕敌人的一种逃跑。
谁是谁非，许多红军官兵一时还难以弄清。但他们都认准一条：分裂对敌人是有利的，对自己是有害的。
痛苦也便由此而生。
徐向前在沉默中煎熬
一个人，当他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时，沉默则是一种必然。但这种沉默，在不同的情况下，所承受的一切却又不同。
为了不介入两者之间的纠纷而保持沉默，是一种观望。
为了不舍弃任何一方而保持沉默，是一种忧虑。
为了在不明原由的情况下避免盲动而保持沉默，是一种等待。
为了开脱自己已做出的不情愿的选择而保持沉默，是一种痛苦。
徐向前此时就被观望、忧虑、等待和痛苦一齐纠缠着。
在10月5日那一天，徐向前参加了张国焘主持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徐向前猜想，今天张国焘开会，无非又是把中央骂一通罢了，就随便坐在了一个角落里，因为他本来话就不多，今天就更不想说什么。
然而，徐向前一开始就感觉张国焘今天的讲话味道变了。
“现在，毛、周、张、博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向北逃跑，党中央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张国焘提高嗓门，加重语气地讲着。
徐向前猛然抬起头，望着张国焘心想，你张国焘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要另立中央？
“我们要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重新开展工作。”张国焘的情绪变得激动了。
徐向前的头低落下来，他想不到张国焘会搞这么一套。原来他总是想左右两路军分手了，也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又会走到一起的。这下完了，不可能再有会合的那一天了。他知道张国焘另立中央将意味着什么。
徐向前硬着头皮听下去。
张国焘也许发现了徐向前那惊讶的表情，唯恐他和其他一些干部不明白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是怎么一回事，便振振有词地解释一番：“1905年，列宁在任第二国际执行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期间，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对以调和主义为幌子，贩卖取消主义的托洛茨基，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又揭露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1919年3月，列宁毅然抛开机会主义者把持的第二国际，主持召开了第三国际成立大会，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共产国际。”
徐向前听着张国焘的解释，心里在发问：怎么能这样比呢？列宁当时面临的情况和你张国焘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吗？你能肯定你张国焘就是正确的吗？
张国焘继续讲着，徐向前也继续听着：“目前的中共中央，已经被毛、周、张、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他们的分裂行为，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的原则，其根源是失败主义和游击积习，以致堕落到这样的程度。他们的秘密北走，完全是阴谋诡计，是自私的，是不名誉的，是不道德的，是中共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耻行为，已经失去了大家的信用。同志们，我们还再跟着这样的中央做什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抛开原有的中央，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挽救中共的失败，到适当时间，再召集党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中央……”
徐向前不再往下听了，倒是前几天他奉张国焘之命率部南下时所经历的一切揪住了他的心。
毛泽东率部北上后，剩下的红军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
徐向前骑在马上，举目眺望，浩渺沉寂的草地，枯黄漫漫，寒气凛冽，深秋的风充满着杀气。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的痕迹，历历在目。那些用树枝搭成的栅子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官兵的尸体，横一个竖一个地窝在里面，有的遮尸的栅子，已经被狂风刮得不知去向，远远看去是暴尸一堆，目不忍睹啊！徐向前泪流满面，他想，古代那些远征的将士们，还可以“马革裹尸还”，而这些远征中倒下的红军将士，却只能暴尸于此。如果说第一次过草地是被敌人逼到这里的，而今红军又折回头来重过草地，这是为什么？
抬头望着乌云滚滚的浊空，徐向前真想放声大喊，问一问苍天：烈士的血迹未干，革命尚未成功，为什么要闹内讧？
“徐向前，你对成立‘临时中央’有何意见？”张国焘的话声，把似在梦境中的徐向前拉了回来。
徐向前尽管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不晓内情，但十分痛心。拥护吧，没有多少道理，原来就有党中央，这边又成立一个，算什么名堂？反对吧，自己有些事情还没有弄清，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真是左右为难。不过他想，在目前的情况下，分裂就是一种罪孽。但这样回答张国焘，在这种公开场合，会让张国焘下不了台，如果闹翻了，四方面军将面临分裂。于是，徐向前只好回答说：“让我想想。”
就这一句“让我想想”的话，竟引起了张国焘的不快。
散会后，张国焘立即找徐向前谈话。
“看来你对成立‘临时中央’不太理解？”张国焘问。
徐向前只是一阵沉默，没有回答张国焘的话。
“其实，我也是不愿看到出现这种分裂局面，但毛泽东等人不听我的劝告，却秘密北上，这像什么话？”张国焘耐心地解释着，“为了挽救党和红军，只能这样做，不能再让他们胡作非为。你我同甘共苦这么多年，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向前兄！”
“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徐向前终于开口了，“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张国焘哑口无言，倒也觉得徐向前说的有些道理，尤其是后一句话，却提醒了张国焘。他想，眼下新成立的“临时中央”还不能对外公开，以免引来敌人重兵。想到这里，他说：“向前兄，你的意见我理解，但在目前情况下，没有一个有威信的中央来领导，红军就可能从此走向彻底的失败。到那时，你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后悔已晚，与其那样，倒不如现在勇敢地站出来，团结在新的‘临时中央’的旗帜下，与毛泽东等人作斗争，把是非曲直搞清楚，统一思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
徐向前听着张国焘的话，有些糊涂了，用充满疑问的目光扫了下张国焘，便不再言语。
张国焘以为徐向前的思想通了，便把话题扯到别处。
后来的历史证明，徐向前的那番话，在张国焘心目中是发挥了作用的。他所成立的“临时中央”一直没有对外公开，没有公开发表过什么宣言，但在党内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对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得太轻松了一点：
我们不愿意老在内争问题上纠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没有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别是非、伸张正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
张国焘如此写来，很明显是为自己当时的错误行径辩护。但也可以看出他当时“黄袍加身”以后，心里并不那么坦然。不过，徐向前当时并没有看出这一点。
只是后来有一件事使他看出了张国焘的心态。
一天，中央红军直接给徐向前和陈昌浩来电，告知在直罗镇打了胜仗的喜讯。徐向前拿上电报，兴冲冲地找到张国焘，说：“出个捷报吧！中央红军打了胜仗，对我们的部队是个鼓舞。”
张国焘冷淡地回答：“不要管他们，用不着出捷报。”
张国焘的这种心态，让徐向前很反感。他觉得这人对中央红军打了胜仗都要封锁消息，不让下面知道，可见他是害怕中央红军打胜仗。
其实，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徐向前说中央红军打了胜仗，这使张国焘听着极不顺耳，如果徐向前说在张国焘的领导下，红军开始打胜仗了，你看他高不高兴？
从此以后，徐向前开始对张国焘进行重新审视。
但这仍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回荡在夹金山的哭声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张国焘也似乎没有忘记这句话。新的“临时中央”成立后，他跃升为“党中央主席”和“中革军委主席”，正跃跃欲试。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要一显身手给已经到达陕北保安的毛泽东等人看一看，他甚至想着要向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显示自己才应该是中共当之无愧的领袖。
10月下旬，张国焘统领的部队，兵分数路，以迅猛之势，第二次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攀援已遭敌人破坏的栈道，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猛攻。到11月中旬，天、芦、宝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几路大军已形成威逼成都之势。
在张国焘看来，只要攻下成都，控制了富饶的川西坝子，便可以使他立于不败之地了。
张国焘脸上一扫往日的愁容，篡夺党和红军大权的“成功”以及军事上一连串的胜利，使他陶醉在一种跨越凯旋门时的欢畅之中。
谁知好梦不长，毛泽东苦口婆心的劝告，未能使张国焘清醒过来，蒋介石却做到了这一点。
当时，不离张国焘半步的内卫排长何福圣，作为见证人回忆道：
11月中旬，红军攻下了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一个险要的隘口百丈关，继而向成都边缘的邛崃、大邑地区推进，成都已近在眼前。
19日，敌人以10旅重兵，集中向百丈关反扑，并抢修纵深配置的碉堡群进行封锁。23日，两军在百丈关展开恶战。第一天，我三十军、九军、三十一军就相继全部投入了战斗。战斗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红军战士冒着猛烈的炮火，在机关枪压制敌碉堡火力的一刹那，猛
扑上去，以手榴弹消灭碉堡里的敌人。势不可当的红军像浪潮一样铺天盖地向前涌去，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越过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可是，就在敌人已经开始全面崩溃的时候，他们的增援部队，尾随中央红军入川的薛岳、周浑元两支纵队源源不断地赶到了。他们在江西曾长期和红军作战，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比川军为高，再加上敌人不断有飞机从成都轮番赶来助战，在我军阵地上狂扔炸弹。红军虽殊死抗击，坚持两昼夜后，终感不支。25日，张国焘仓促下令红军撤出战斗。
张国焘在懋功听毛泽东说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他还当作畏敌情绪、逃跑主义来批判。如今，他不得不承认“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的‘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
何福圣还回忆道：
百丈关一役，虽歼敌上万，但我军的伤亡也不在敌人之下，使军队元气大伤。迫于无奈，张国焘只好放弃了那块看得见吃不着的肥肉——成都，退回到天、芦、宝一带山区里避战求存，暂作补充和休整。
而此时的蒋介石则是欣喜若狂，以为我军是江西红军和川北红军的全部，严令各路川军和嫡系薛岳、周浑元，以及随后赶到的李换冰纵队乘胜挺进，务必将中国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在天、芦、宝一带。
薛岳志在邀功，第一个率部单骑突进。刚经百丈关苦战未及休整的我军被迫在天全跟薛岳激战，不敌。1936年2月15日，薛岳一鼓作气攻克了天全、芦山，16日，又打下了宝兴。
张国焘终于尝到他亲手培植的苦果了。那些胜利的捷报、雀跃的欢呼、成群的俘虏、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似乎全都已经成了破碎的气球，而前后相距的时间，尚不到100天。
就在天、芦、宝被敌人占领后，红军开始执行张国焘制定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