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没有认识自己错误的时候改变其错误做法比上天还难。
最高“三人团”里还有周恩来。他在“三人团”里的职责，就是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所以红军开始转移后，他就忙前忙后，向各军团指挥员交代如何执行作战计划。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后，他亲自跟随先头部队的红一师的三团行动。当时担任这个团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回忆道：
一天早晨，部队在广东归仁、长江圩北一个茂密的树林里小憩，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我们红三团。周副主席穿一身灰色军装，披一件旧黄布雨衣，脚上穿着草鞋。从他那张消瘦的脸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够劳累的了。
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交代任务后，就加入到我们团直属队的行进行列中去了。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利用行军小憩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中午大休时，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周副主席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来到团部，他总不忘告诫我们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调查行军路线。常常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了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文电，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地加以处理。夜里，我们这些青年人一躺下就睡着了。当时半夜起来检查内外警戒时，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里的小油灯还在亮着。周副主席跟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那充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
湘江惨败之后，周恩来很疲倦，心情格外地沉重，好像不是原来的他了。他觉得自己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当然也有责任，因而他面对红军在湘江的失败，除了痛心之外，更多地是在反思。他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挽救红军。
最高“三人团”在失败面前，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心态。那么，这最高“三人团”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吗？
初次正面交锋
过了湘江，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只是湘江惨败后，损兵折将，蒋介石的军队又尾追甚急，无暇顾得上开会。周恩来许诺稍微安顿一点的时候召集会议，加以讨论。
是的，红军现在仍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迫切需要甩掉后面的追兵，而目前甩掉追兵的唯一办法，只有钻大山了。
天无绝人之路。过了湘江，前面就是桂北的高山密林。
12月11日，红军走出高山密林，攻占了通道县城。
通道，名副其实，虽然它是湖南西南端的一个县的镇子，但它地处桂、湘、黔三省交界之处，是通往东西南北的一个通道。
红军如今到达这里，从地理上看，是红军必须作出选择的一个地方。因为向北可以进军湖南，向西则可以挺进贵州，向南还可以退回到广西的群山之中。
周恩来并没有忘记他给毛泽东许下的承诺，也许他看中了这个地方。12日，周恩来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
会场设在城外一个农民家的厢房里，因为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所以不能在正堂里举行这次会议，但却时逢一个喜庆的日子。也许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要从这里转弯。
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参加了这次会议，史称“通道会议”，而李德把这次会议称为“飞行会议”，因为军情紧急，红军只在通道城停留了一天，便匆匆赶路了。无论称什么会议，都是后来的事儿了。现在通过参加会议的人员可以看出，这是一次“三人团”对“三人团”的会议。因此，激烈的交锋也在所难免了。
会议开始后，周恩来要求与会者讨论以后的作战方案。
讨论未来，就离不开回顾过去。因而大家在讨论中就自然触及到过去的作战计划。就在这时，李德坐不住了，他急急忙忙地说出了自己的主张。正像他在《中国纪事》写到的那样：
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湘江的失败仍没有改变李德的初衷，还是坚持在瑞金定下的路线，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师，依靠二军团占据的根据地，创建湘鄂黔川根据地。其实，到此时为止，他应该知道蒋介石已经摸透他的意图，他也更应该知道蒋介石在干些什么。当时谁都明白蒋介石早已布好口袋，等待李德率红军钻进去。
按照李德的意图办，等待红军的是灭顶之灾。毛泽东对此看得最清楚。
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参加中革军委的军事会议，他打破了从前的沉默，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主张放弃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师的原计划，改为进军贵州。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主张，已经是深思熟虑的了。他把李德这一套，蒋介石的那一套，都分析得很透彻，一个布置好口袋，一个专门往里钻，两人配合不错，但吃亏的是红军。现在必须采取“择弱军打”的战略。弱军是谁？就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那是不经打的豆腐兵。毛泽东为什么作出如此判断？那是他早已知道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兵”，即步枪和鸦片枪。更何况，蒋介石对那里是鞭长莫及。
毛泽东的反对，引起了李德的不快，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正像李德所言，毛泽东“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实际上是毛泽东终于有了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这机会是几万红军战士的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毛泽东当然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来挽救红军。
周恩来代表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红军的意志，给毛泽东提供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功在千秋。
毛泽东抓住了这次机会。他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支持，特别是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使他第一次战胜了李德。
李德见自己的建议遭到否决，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他也就无心再听毛泽东的那番表达自己想法的谈话，便气恼地中途离开了。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去劝他返回会场，走了就走了，会议照样开下去。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夜之间，中国共产党好像成熟了许多。
李德中途退出会场，本想吓唬一下，让大家屈从他的建议，不曾想当时竟没有人理他。这样，会后他便急忙找周恩来、博古打听他离席后的会议情况，结果使他大吃一惊，因为他已陷入孤立的境地。
李德已经意识到，最高“三人团”开始分裂。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博古虽然同意红军进入贵州，但话中之意，还是要与贺龙的部队会合。
通道，它以其不凡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共产党的要员们在这里作出了历史性的选择。虽然这次会议决定的是纯军事问题，但第一次打破了李德一统天下的格局，打破了“左”的坚冰。
有了通道会议，才可能有黎平会议，有了黎平会议，才可能有遵义会议，红军惨败后的真正转机是从这里开始的。
此时，蒋介石并不知道毛泽东有了发言权，如果他知道了，一定会坐卧不宁，他怕的就是毛泽东掌权。红军长征以后，蒋介石悬赏几十万元捉拿毛泽东，而没有悬赏捉拿博古、李德，尽管毛泽东被排挤在决策圈之外。
12月13日，红军从这里继续西行，向贵州挺进！
果然，王家烈的部队像毛泽东所言，是不经打的豆腐兵。12月15日，红军一进贵州，就轻松地攻占了一座颇为繁华的黎平县城。当时黎平县的县长是这样给他上司报告的：“朱毛大股倾巢窜至，12月14日匪由锦屏属之平茶进窜，分道环攻，县城遂陷。”
此刻，红军已经把蒋介石的“围剿”军甩在了湘西。因为蒋介石还不知道红军已经放弃了与贺龙会合的计划，还在那里赶修了四道堡垒防线，等待红军钻进他的口袋。直到12月12日，蒋介石才得到情报：“昨晨长安营之匪，转向通道……”但他仍然无法断定红军究竟向何处去。
现在，红军终于有了喘气的机会。
毛泽东在跟随红军向贵州开进的途中，仍感到通道会议太匆忙，好多话还没有说完，并且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也不能只开军事会议，要开政治局会议，要作出白纸黑字的正式决议下发全军。这个决议他已经酝酿好了。
红军攻下黎平县城后，中革军委总部住进了那座德国路德式教堂。这座教堂颇为独特，门多窗多，窗比门大，显露了西方人的那种开放的性格。但两层房檐使整个教堂凝重起来，那刺向天空的房顶两端的尖角，又使这凝重跃然升腾。这大概显示了德国人的那种充满矛盾的心境。无论这座教堂蕴含了什么，表现了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眼下它已成为红军首脑机关的暂时落脚之地，也许它以独特的目光在注视这里将要发生的一切。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这座教堂里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史称的“黎平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还有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读者也许要问：李德先生呢？
据李德自己称：“我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
李德不能参加会议怎么办？周恩来再一次表现出他办事的精明，会前郑重其事地征询了李德的意见。但李德仍坚持他在通道会议上的主张。
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
周恩来宣布会议开始后，会场反而寂静无声，很沉闷。
博古低头不语，此时的他与从前的他判若两人。从前的他爱高谈阔论，爱出风头，处处总要显示自己的才能，今天是怎么啦？如果说在通道会议上他没有思想准备，那么今天他是
有思想准备了，为什么不先表现一下？在场的人都看了他一眼，随之都把目光集中在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并没有发言，也许他是在等博古先发言，因为毛泽东很少先发言的。
周恩来耐不住了，又讲了讲这次会议的目的和要解决的问题。
接着有几个人发言了，都回顾了红军的惨败，但没有触及今后怎么办的问题，只提出要改变目前红军面临的困难局面。
毛泽东随后在会议上作了不长不短的发言，实际上是他在通道会议上主张的继续、补充和完善，但中心是今后怎么办的问题。他明确主张放弃北进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合及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计划。同时，他还提出攻取贵州第二大城——遵义，并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他最后指出，要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也就是他在通道会议以前提出来的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发言完毕，与会者都表示支持，唯有博古表示反对，仍坚持他和李德定下的原计划。于是，博古与毛泽东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现在，我们北上是有条件的，”博古讲他主张北上与贺龙部队会合的理由，“从贵州北上不会遇到敌人大的抵抗”。
“你这种想法太天真，”毛泽东说，“红军只要北上到湘西，就必然要钻进蒋介石布下的口袋，去不得”。
……
他们就这样你来我往地争论起来。
博古年轻气盛，眼珠子在镜片后面瞪得很圆，圆圆的脸膛涨得通红。
毛泽东则心平气和，似乎是在以老大哥的身份，有理有据地同博古争论，只是嗓门有点尖细，但听起来很清脆。
这种争论，实际上在会前就开始了。周恩来后来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这也许是李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真正原因。
会议在争论中持续了两天。最后，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并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政治局同意通过一项书面的决议，正式认可毛泽东的意见，表达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重大改变。于是，便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
兹将电告中央政治局本月18日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此决定经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在部署中关于本决定之解释，总政治部另有训令。……
1．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
2．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利于彻底的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以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
决议终于形成了，这标志着毛泽东的崛起，标志着红军的命运开始改变，标志着博古、李德的地位已经动摇。
细心的周恩来最后阅读了一遍决议稿，便吩咐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