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在1977年开始执政的卡特政府中的主要目标是国家安全顾问、出生在波兰
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以前克格勃曾把他列为培养对象，但这一选择显然是
错误的。布热津斯基后来承认，他当时正和国务卿万斯就对苏政策进行着“旷日持
久且异常激烈”的争论。据万斯称，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在布热津斯基的“发自内心
的反苏主义”和他自己“控制超级大国间的危险竟争”的努力之间形成了不稳定的
平衡。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抱怨说：“卡特一提到外交工作，我们就会听到布热津斯
基反苏的声音。”A 局的目的就是要削弱布热津斯基的影响，如果可能的话，促使
他被解职。
中心命令驻美国情报站开始搜集可能对布热津斯基不利的任何情报，这项工作
开展的范围一点也不亚于“波罗克”行动之前的情报收集工作。布热津斯基是不是
隐瞒了他的犹太血统？他是否与女影星康迪斯。伯根有染？他与他的副手大卫。阿
龙、他的特别助理卡尔。因德弗思、理查德。加德纳大使以及波兰移民团体的关系
中是否存在对他不利的隐情？
虽然在美国国内搜集并揭发布热津斯基丑闻的工作毫无收获，但是中心还是从
保加利亚情报部门得到了它认为必然会引起轰动的关于布热津斯基在中央情报局从
事秘密工作的证据。一位承认自己替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工作的保加利亚经济学
家亨里奇。纳坦。施佩特，提供了（或许是在审讯者的压力下）一份关于布热津斯
基1963年保加利亚之行的离奇的描述。当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布热津斯基
应保加利亚科学院之邀访问了保加利亚。据施佩特称，布热津斯基是中央情报局间
谍，他使用口令与他联系，接受他的情报，并给他下达了进一步行动的指示。施佩
特还说，甚至在1963年，布热津斯基就在制定美国对苏联集团的政策方面扮演着重
要角色。
施佩特所作的证词，简单地说，与斯大林时期那些被公开审判的罪犯很可能会
做的证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中心却很容易沉迷于诱人的阴谋论，并以施佩
特的离奇的故事为基础，制定了代号为“穆伦”的积极措施计划。A 局用一个犹太
复国主义组织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关于布热津斯基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了他参与施佩
特间谍活动的所谓“证据确凿”的细节。这份伪造的报告进一步谴责布热津斯基是
一个“秘密的反犹太主义者”，并声称该组织掌握着能够使他名誉扫地的有关他私
生活的情况。
中心决定把这份离奇的文件交给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并相信其内容是如此的
耸人听闻，足以引起卡特和万斯的注意。1978年8 月20日，这份报告被从半开着的
车窗塞进了一位美国外交官停放在东耶路撒冷一条街道上的小汽车里。非常可能的
是，美国大使馆认为这份文件是出自有些神经错乱的阴谋论者之手因之不值得注意。
但是A 却相信这份文件已经成功地使布热津斯基的政治生涯受到了威胁。从埃及和
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前后的新闻报导来看，万斯似乎已经成了卡特外交政策
方面最主要的顾问。A 局就以此作为布热津斯基已经被卡特疏远的证据。1978年＊
月，A 局副局长L。F。索茨科夫骄傲地向安德罗波夫汇报“穆伦”行动已经圆满完成
了任务。但是，第二年对‘穆伦“行动的估价显然就发生了变化，只不过”穆伦
“行动的档案记录中没有提到罢了。甚至在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卡特政
府对苏联的政策就在变得越来越强硬。
在冷战时期，或许没有哪个美国决策人能像里根总统在第一个任期那样引起了
苏联的巨大恐惧和厌恶。针对里根的积极措施始于1976年，即他未能获得共和党总
统提名的那次竞选中。中心确信，里根的反苏情绪比当时在任的杰拉尔德。福特总
统以及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人吉米。卡特都要强烈得多。像对待杰克逊和布热津
斯基一样，A 局奉命广泛搜集对里根不利的材料。中心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下
令对有关“里根的健康状况受到了他那位酗酒的父亲的影响”的报告进行调查。里
根后来回忆自己童年度过的圣诞节时说：“家里总是笼罩着一种危机。我们知道，
假期是杰克（老里根）最容易发脾气的时候。”但是关于童年时代这些痛苦的回忆
却不是成功的积极措施的来源。除了确认里根是个顽固坚持冷战思想的人之外，A
局看上去并没有发现比所谓“里根的思维能力比较差”更具有破坏性的证据。但是
它还是成功地在丹麦、法国和印度对里根进行了栽脏陷害，他们发现在这些国家栽
脏的土壤比在美国要肥沃得多。但是，并看不出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对里根在1976年
未能获得总统提名产生了什么影响。
1980年，中心并没有像四年前那样热衷于去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在被布
热津斯基的强硬对苏政策所左右的卡特政府和长期敌视苏联的里根之间，莫斯科也
无从选择。多勃雷宁写道：“一方面厌烦了卡特，另一方面也对里根感到不安，苏
联决定采取观望态度。”里根当选后，莫斯科很快就后悔自己采取了观望的做法。
它认为美国新政府代表着美国政治中“最保守、最有沙文主义倾向和最好斗的
势力，…。。致力于恢复美国在越南遭到失败后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冷多勃雷
宁感到失望的是，克里姆林宫竟然接受了对里根政策的”异常偏激的理解“，担心
——特别是在1983年——里根准备对苏联进行核打击。通过驻华盛顿情报站站长斯
坦尼斯拉夫。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罗索夫，多勃雷宁了解到苏联给克格勃和总情报
部下达了庞大的”瑞安“行动命令，要求苏联间谍去搜集有关美国核突击准备情况
的情报。”
瑞安“行动是一项机密性很高的行动，大多数苏联驻外大使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可能因为中心把破坏里根政府的声誉当作首要任务，1982年4 月12日，安德罗
波夫正式下令所有驻外情报官员——无论负责哪个方向、隶属于哪个部门——都必
须参与积极措施。这是他在担任克格动主席的15年里下达的最后几个命令之一。这
样，确保里根不能获得连任就成了A 局最重要的任务。1983年12月，中心指示苏联
的三个驻美情报站开始制定确保里根在1984年11月大选中遭到失败的积极措施计划。
他们奉命与所有可能的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班底和两党总部的工作人员建立联系。美
国以外的情报站也被要求提交关于派遣间谍参与这项行动的可能性报告。中心明确
表示，两党中的任何一位候选人都比里根受欢迎。克格勃驻世界各地的情报站奉命
散布“里根意味着战争”的口号。中心宣布了用来低毁里根对外政策的积极措施的
五个“主题”。这五个“主题”是：里根实行军事冒险主义；里根对军备竞赛升级
负有个人责任；里根支持世界各地的高压政权；里根政府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以及
里根对美国与北约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负有责任。针对其对内政策的积极措施的
“主题‘包括：里根歧视少数民族；里根政府里存在腐败现象；里根对美国军事一
工业联合体卑躬屈膝。
1984年里根在大选中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这明显表明苏联在美国实施的积极
措施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甚至在许多大学校园里，人们也“流露出对里根的爱戴
和支持”（诚然这种情绪并不一致），这令里根相当惊讶：“80年代的学生们与10
年前我当州长时遇到的截然不同。”虽然A 局不愿意承认，但是要去损害一位受人
爱戴的总统，它也确实是无计可施。然而克格勃对里根的攻击却在欧洲和第三世界
国家里找到了肥沃的土地，在这些国家里，里根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民粹主义的赞扬
经常遭到人们的嘲笑。
用来对付“主要对手”的积极措施在其他国家总是比在美国奏效。A 局最成功
的战术是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秘密出示苏联伪造的美国文件，以此来警告他们
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其他情报机构可能会对他们展开的敌对行动。由于绝大多数文件
永远也不会被公开，因此美国通常都无法去追究它的真实性。米特罗欣所记录的档
案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实例，这就是A 局于1975年在几内亚共和国实施的“库尔比特”
行动。这个行动以三本攻击塞古。杜尔总统领导的政府的法语小册子为基础，传闻
这三本小册子是中央情报局驻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情报站编写的，但实际上它是
A 局在莫斯科伪造的。为了强化这些伪造文件的影响，1975年10月16日下午6 时，
苏联驻几内亚大使致电几内亚安全部长穆萨。迪亚基特，告诉他莫斯科派来了一位
特使，给杜尔总统带来了非常重要的绝秘情报。晚上9 点，迪亚基特把大使和O。A。
谢里斯科夫（国外情报局K 局副局长）引荐给了杜尔总统。谢里斯科夫把伪造的这
三份中央情报局文件交给了杜尔总统，第一份文件的开头即对几内亚的高失业率进
行了抨击。
据克格勃有关“库尔比特”行动的档案记录，当看到涉及失业问题的内容时，
杜尔总统转过身来面对迪亚基特，在他面前挥动着那本小册子，气愤地说道：“丑
恶的帝国主义分子！”然后，谢里斯科夫向他介绍了所谓的中央情报局情报站制定
的准备推翻杜尔政府的各种各样的计划。为了让这些计划更具可信性，谢里斯科夫
在其中加人各种他很清楚已经被几内亚安全部门掌握了的情报内容。这时已经“情
绪激动”的杜尔总统捶着桌子宣布：“我们要对你们指出的美国间谍采取坚决措施。
他们将在24小时内被驱逐出境！”平静下来之后，杜尔总统注意到谢里斯科夫提供
的情报中有一些内容是几内亚安全部门已经掌握了的，而这正是A 局所希望看到的。
塞古。杜尔对克格勃提供的假情报千恩万谢：‘非常感谢苏联同志对我们的关
心。这里不是智利，我们不会允许再发生类似（推翻总统）事件。“他向谢里斯科
夫询问如何处理这些所谓来自”美国的重要而且可靠的来源“的有关中央情报局阴
谋的绝密情报。谢里斯科夫礼貌地回答说：”这由您来决定。“杜尔总统请他向苏
联领导人转达他”最诚挚的谢意“，并要求他继续提供有关帝国主义威胁几内亚共
和国安全的情报：伪造有损美国的文件和捏造中央情报局阴谋的这种做法一直持续
到戈尔巴乔夫时代。除了向塞古。杜尔和世界上其他容易上当的政治领袖秘密展示”
莫须有的伪造品“外，克格勃还使用伪造材料来开展宣传攻势：其中包括1987年，
克格勃伪造了一封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写的关于推翻印度总理拉基夫。甘地
的计划的信；1988年，克格勃又杜撰了里根下达的在巴拿马制造混乱的指示；1989
年，克格勃编造了南非外交部长”皮克“。博塔撰写的一封有关南非与美国达成的
一项有害的（根本不存在的）的秘密协议的信。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通过综合利用公开宣传和A 局的秘密行动，取得了最大成
功的反美积极措施或许就是编造了艾滋病病毒是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生物
战专家“制造”的这个故事。一位出生于俄罗斯的东德物理学家雅各布。西格尔教
授称，根据“间接证据”（后来证实都是毫无根据的），艾滋病病毒是在迪特里克
堡将VISNA 和HTLV一互这两种自然病毒人工合成而成的。由于使用了一些似是而非
的科学术语，这个慌言听起来似乎相当可信，不仅在第三世界中广为流传，甚至把
西方一些媒体也给骗了。1986年10月，带有保守色彩的英国《星期日快报》把它放
在了头版。仅仅在1987年的头6 个月里，就有四十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体报导了
这个消息。
然而，就在克格勃最得意之际，来自西方的抗议和苏联对外政策“新思维”结
合到一起，揭穿了关于艾滋病病毒的谎言。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
记者招待会上自豪地宣称：“我们讲真话，只讲真话”。面对美国官方对艾滋病病
毒慌言进行的抗议和国际科学界对此的批驳，克里姆林宫第一次面对一个成功的积
极措施而显得有些困窘。1987年8 月，美国驻莫斯科的官员接到通知，关于艾滋病
病毒的消息已经被苏联正式否认了，苏联各媒体对它的报导也嘎然而止。
但是此后，在第三世界国家很快就出现了其他与这个谎言一样卑劣的反美积极
措施，其中一些还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兴趣。在这些无中生有的宣传中，关于“婴儿
器官移植”的报导应该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它声称美国富人们为了在美国进行器官
移植手术而屠杀第三世界国家的儿童。1988年9 月，在欧洲议会一次没有多少人参
加的会议上，用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了法国共产党人（代号迈普）提出的对走私
“婴儿器官”行为进行谴责的动议。
冷战的结束也未能降低1988年起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契科夫和继他之后成为
国外情报局局长的舍巴尔申对“积极措施”的热衷。舍巴尔申在1975至1977年间担
任驻印度情报站站长时名声大噪，部分原因就是他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积极措施。
他常常留恋地“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回忆那些假情报——伪造文件如何引起了
新闻界的轰动”。
但并不是克格勃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和他们的领导一样对积极措施保持着热情。
1990年9 月，克留契科夫抱怨说，在莫斯科和国外工作的一些国外情报局官员
“过低地估计了旨在造成影响的行动的重要性和这些行动的作用。”他签发了一道
正式的“克格勃主席令”，要求“改善驻外情报机构在积极措施方面的工作”，并
且强调“‘积极措施’在情报工作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