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一直被人们广为
传诵，那次报告是对斯大林主义的第一次官方批判。赫鲁晓夫认为，对斯大林的
“个人崇拜”是导致“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党性原则、党内民主及革命法制的扭曲”
的根本原因。此次讲话由中央委员会通过秘密信函传达给克格勃内的党组织。米特
罗欣所属的支部用了整整两天时间讨论它的内容。他仍可以清楚地回想起支部书记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捷尼科夫（后来任克格勃驻芬兰情报站站长）的结论：
“斯大林是个土匪广’听到这句话后，有些党员因为震惊或者是出于谨慎
而说不出话来，其他一些人则同意捷尼科夫的观点。虽然米特罗欣确信他们脑子里
都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但没有人敢说出来，那就是“当这些罪行发生时，赫鲁晓夫
在那里？”
受这个秘密报告的影响，米特罗欣变得越来越敢于为自身的利益说话。尽管以
西方的标准来衡量，米特罗欣对克格勃运作方式的批评并不算严厉，但是他还是在
1956年被从行动部门调到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馆工作。在那儿，他的主要职责
是负责回答其他部门和各地方克格勃机关提出的咨询。米特罗欣发现，贝利亚的个
人档案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被销毁了，这样一来，他所收集的有关他以前同事的负
面资料便不会留下任何痕迹。1954至1958年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
洛夫曾非常尽职地向赫鲁晓夫报告说，贝利亚的档案中有很多“煽动性、诽谤性”
的资料。
一些曾在斯大林统治后期备受冷落的作品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重新出版，米
特罗欣是这些作品的忠实读者。1954年发表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新诗集，这
是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发表他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是从苏联革命前即开始文学生
涯的最后一位俄罗斯著名作家。这是斯大林死后发生在莫斯科的第一件文学领域里
的大事。这组题为《来自小说“日瓦格医生”的诗歌》的作品与一部尚未完成的长
篇巨著的简要描述一起发表在一份文学杂志上，这组诗将在那一长篇大作中出现。
完稿的《日瓦格医生》讲述了一位谜一般的男主人公从沙皇统治后期到苏维埃政权
早期的曲折人生。1956年，这本书被官方认定极富颠覆性，并被禁止出版。在小说
中，当日瓦格听到苏联革命的消息时，“他为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所震撼，觉得它
的深远意义将世代流传。”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更进了一步，他把作品中所显现出来
的对这一政权的精神虚无的感觉准确无误地传达出来：列宁是“复仇的化身”，斯
大林是“长满麻子的暴君”。
帕斯捷尔纳克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第一位在国外出版作品从而逃避了被禁命
运的苏联作家。当他把《日瓦格医生》的打字稿交给意大利出版商的代表詹乔科莫
·费尔特里奈利时，詹乔科莫·费尔特里奈利忧郁地笑着对他说：“我在此特邀请
你届时观看我面对行刑队时的情景广’不久，迫于官方命令，帕斯捷尔纳克给费尔
特里奈利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从出版社撤回原稿；但私下里，他写信告诉费尔特里
奈利继续出版。1957年11月，《日瓦格医生》以意大利文首次出版，并被译为24种
语言，成为畅销书。一些西方评论家称赞此书是继托尔斯泰1899年出版的《复活》
之后最著名的俄国小说。虽然莫斯科官方对《日瓦格医生》一书的成功十分震怒，
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却在195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发给瑞典文学院的电报中，
帕斯捷尔纳克称自己“非常感激、感动、自豪、惊讶和惭愧”。苏联作家协会的报
纸《文学报》则称他是“为了30块银币一一诺贝尔奖金而出卖自己人民的文学
犹大”。在官方的巨大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致电斯德哥尔摩称，“考虑到我所属
的这个社会赋予这一奖项的重要意义”，他不能接受该奖。
米特罗欣虽然不欣赏帕斯捷尔纳克，但他仍然认为官方对于《日瓦格医生》的
批判正好代表了赫鲁晓夫在文化上的野蛮意志。“文学和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
发展进程，”赫鲁晓夫蛮横地坚持说，“必须……由党来决定。”对于莫斯科文学
机构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新斯大林主义式的谴责，米特罗欣感到非常气愤，于是1958
年10月，他给《文学报》写了封匿名信。尽管信是用左手写的以便掩饰其笔迹，但
在一段时间里，他仍很担心自己的身份会被识破。米特罗欣知道克格勃的档案中保
存着大量经常用以追查匿名信作者的资料。他甚至担心，因为他封信的时候舔了一
下信封背面的胶纸，克格勃的实验室可能由此鉴别出他的唾液。整件事加深了他对
赫鲁晓夫的怨恨，因为他并未像1956年秘密报告中所表示的那样，开展一场全面的
反斯大林运动。他怀疑是赫鲁晓夫亲自下令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迫害，以警告那些
试图挑战他的权威的人。
那时，米特罗欣并不是一心要推翻苏维埃政权，而是渴望出现一个比赫鲁晓夫
少一些斯大林时代印记的新领导人。到了1958年，谢洛夫的克格勃主席职位被他最
主要的批评者之一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所取代。米特罗欣相信，期盼
中的新领导人出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仅40岁的谢列平就以游击队司令而
闻名。在1952到1958年间，作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共青团）的领导人，他曾在赫
鲁晓夫的“处女地”运动中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去把荒芜的大草原变成适于耕作的
农田。尽管这些新集体农庄后来由于水土流失垮掉了很多，但从短期来看，这次运
动的成就还是相当辉煌的。苏联的新闻片中经常映出无数排联合收割机在麦浪起伏、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前进的画面。
正如米特罗欣过去所希望的那样，谢列平迅速在克格勃中树立起了彻底的改革
派形像，从共青团中挑选了一批精干的年轻人代替了许多老斯大林主义分子。米特
罗欣印像非常深刻的是，谢列平发表电视演讲的时候，只是非常简单地看一眼稿子，
然后就直接对观众演讲起来，不像大多数苏联领导人那样机械地读早已准备好的文
章。谢列平试图为克格勃树立一个新的公众形像，他在1961年时声称，“违反社会
主义法制的行为已经被彻底消除了……契卡主义者们（克格勃的官员们）可以问心
无愧地面对党和苏联人民。”米特罗欣对谢列平怀有深刻印像，还因为他对他的一
个亲戚非常照顾。
像他之前的贝利亚以及他之后的安德罗波夫一样，谢列平的雄心壮志远比做克
格勃主席更为远大。据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说，还在上大学的时候，
当20岁的谢列平曾被人问起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他马上回答说，“当领袖！”
谢列平希望他的政治生涯能把他引向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这一职位，而克格勃只是
这一征途中的一块垫脚石。1961年12月，他离开了克格勃，但作为新成立的很有权
威的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他仍继续指导克格勃的工作。新任克格勃主席是
时年37岁的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俾特内，他曾经是谢列平的部下。他
年轻但不如谢列平那样有闯劲。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谢米恰斯特内重新又开始销
毁那些能从中洞悉苏共中央主席团在斯大林时期的活动的档案材料，他下令毁掉了
有关清除中央委员会委员、高级情报官员和斯大林时期住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主义
者的材料。
米特罗欣一直把谢列平视为未来的第一书记，故此，当1964年谢列平成为打倒
赫鲁晓夫的政变中的领导人之一时，他丝毫也不觉得惊奇。然而，对贝利亚的记忆
仍十分鲜明地留在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人员的脑子里，以致于他们一时还难以接
受一位安全长官作为党的领导人。对于谢列平的大多数同僚来说，取代赫鲁晓夫成
为第一书记（后来的总书记）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是一个让人放心得
多的人物，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调和对立派别时很有耐心，尽管他也很善于
与他的政敌周旋。1967年勃列日涅夫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足够稳固了，就抛弃了不
受欢迎的谢米恰斯特内，并让仍旧野心勃勃的谢列平坐上了冷板凳。谢列平被从苏
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降为相对来说影响力较小的贸易联合会主席。一来到他宽敞
的新办公室，谢列平就发现他的前任维克托·格里申在隔壁的房间弄了一个梅德维
杰夫后来婉转地形容为“特殊装备”的按摩室。作为对自己被降职的报复，谢列平
在莫斯科到处宣扬有关格里申性丑闻的故事。
谢米恰俾特内垮台及谢列平被贬之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接
任克格勃主席，成了主要的受益人。此人有一种他的一些手下所谓的“匈牙利情结”。
1956年匈牙利动乱期间，作为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他透过大使馆的窗户看着那些
令人痛恨的匈牙利安全机构的官员被吊死在路灯杆上的情景时，满心恐惧。在那以
后，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一个表面上看来非常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旦倾覆是如
何迅速地走向终结。后来，当其他共产主义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196年在布拉格，
1979年在喀布尔，1981年在华沙）他确信，就像1956年在布达佩斯时那样，只有武
装部队才能保障它们的存在。自从1957年离开匈牙利，安德罗波夫一直任苏共中央
联络部的领导人，负责与苏联集团国家的共产党的联系。1967年他被任命为克格勃
主席，是第一位走上这个职位的党的高级官员。勃列日涅夫此举意在确保对安全、
情报系统的政治控制。安德罗波夫后来成为所有克格勃头目中任期最长，最具政治
手腕的领导人，他15年的克格勃主席生涯在1982年走到了最高峰：接替勃列日涅夫
担任总书记一职。
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任职期间，第一个重大危机来自‘布拉格之春”。捷克斯
洛伐克的改革者们试图创造一种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完全不能接受的非正统的“带着
人道主义面孔的共产主义”。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样，1968年8月华约武装力量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米特罗欣自己所谓“思想变化的漫长旅途”中的一个重要的
加油站。“布拉格之春”期间，米特罗欣被派驻东德。在那里，他可以从英国广播
公司国际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和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俄语节
目中听到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报道，但是他却不能对其他任何人倾诉对布拉格改革
的同情之心。大约在苏联坦克进人布拉格前的一个月，一件事给他留下了特别深的
印像。一位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处（“特别任务”处）的官员维克托·利亚波夫上校
对米特罗欣说，他“要去瑞典几天”，但从他的表情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瑞典并不是
他真正的目的地。利亚波夫回来几天后告诉米特罗欣，第二天的《真理报》将刊登
一篇十分有意思的文章，暗示那与他这次任务有关。第二天米特罗欣在报纸上读到
有关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帝国主义分子的武器库”被发现的报道，他立刻意识到这
是利亚波夫和其他五处的官员故意栽赃陷害、刻意败坏改革运动者们的声誉。
“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不久，米特罗欣听了安德罗波夫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
霍斯特克格勃驻东德总部发表的一次讲话。像谢列平一样，安德罗波夫也是直接对
听众讲话，而不是像众多苏联官员那样盯着早已准备好的陈辞滥调的稿子念。安德
罗波夫有着一张严肃的面庞，银发背在宽宽的额头后，带着一副金属框架的眼镜，
再加上他的学者风度，似乎与俾大林时期的恶棍贝利亚和谢洛夫有着天壤之别。他
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释比苏联公众所听到的要精辟得多。他坚持认为，那是保
障苏联安全和卫国战争后建立的欧洲新秩序的唯一办法。这种客观的政治需要，安
德罗波夫称，就连伟大的物理学家彼得·卡皮察那样的非正统人物也能够理解，尽
管他一开始对于布拉格的改革者们也表示了一定的同情。然而从华约的入侵中米特
罗欣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确信，捷克斯洛伐克“带着人道主义面孔的共产
主义”的灭亡证明了苏维埃制度是不可以进行改革的。时至今日，在他的心目中愈
加认为，那个他仍记忆犹新的稀奇古怪的神话形像，“一个长着三个脑袋的蛇”奴
役着俄国人民。这个奇怪的三个脑袋就是：共产党，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和克格勃。
从东德返回莫斯科后，米特罗欣继续收听西方广播，不过由于苏联采取电波干
扰，他必须频繁地改变波段，以便找到一个可以听清楚的电台。通常，他都是在听
完简短的新闻报道后就结束收听。在这些新闻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像的要属《时
事实录》中的内容。《时事实录》是1968年由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首次发行的地下出
版刊物，它主要传播一些与滥用人权做斗争的新闻。这个《实录》在头版头条刊登
了捍卫在苏联遭滥用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表述的自由。
随着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进行的斗争的日益加剧，米特罗欣看到了无数克
格勃实际上肆意操纵苏联司法制度方面的例子。他后来抄录下一份苏联最高法院院
长戈尔金于1967年12月寄给安德罗波夫的一封满篇阿决奉承的祝贺契卡成立50周年
的祝贺信：
苏联法院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是同时成立的，但这不是促使我们
在一起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我们工作的同一性……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国家安全机关和法院在互相理解的宗旨下，在良好的职业关
系中，解决了所有复杂的工作。
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