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夫时代的一份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文件声称：“卑鄙的雅格达”把肃反行动巧妙地
集中于在地下活动的“右派一托洛茨基分子的中下层人士”身上，从而引开了对托
派的真正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季科夫、托姆斯基、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
等人的注意。文件还声称，雅格达对内务人民委员会里试图对这些列宁时代的英雄
提出（莫须有的）指控的官员，采取了解雇或让他们靠边站的作法。这些文件无疑
反映了实际上是奴隶般地照搬斯大林的观点。而这些托派领导人，除了托
姆斯基自杀了以外，其余的人都在1936到1938年间受到了公开审判。其实这只是一
场令人厌恶的道德游戏，它把国内外的反对派意见集合在一起，拼凑成了稀奇古怪
的阴谋理论，而且套用了诸如“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变体，而季诺维也夫
的思想又是从托洛茨基主义发展而来的”这样的固定公式。在最后一次公审中，尽
管雅格达“跪在地上”乞求宽大处理，但是他还是被指控为托派的主要阴谋家。内
务人民委员会不容置疑的阴谋理论的始作涌者、大恐怖时代的精神支柱，就是斯大
林自己。在公布之前，为了确保他们绝不会偏离已经定下的基调承认那些莫须
有的罪名，俾大林亲自核对公审的判决书和辩护人的辩护词。那个时期的内务人民
委员会的报告以突出的阿波奉承的口吻写道：“斯大林同志亲自监督揭发右派托洛
茨基分子地下活动的实际组织工作，在1936到1938年间，对这群乌合之众给予了沉
重的打击。”
和在国内一样，苏联在国外对真正的和臆想的托派“乌合之众’也实施了“沉
重打击”。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给谢列布朗斯基领导的特别任务小组和整
个外国科开辟了一片广大的新天地。西班牙共和政府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权，与弗朗
西斯科·弗朗哥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叛乱分子的斗争，在整个欧洲左派力量看来是
一场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三万五千名外国自愿者绝大多数是共产
党员来到西班牙，组成国际纵队保卫共和国。1936年10月，斯大林在致西班牙
共产党的公开信中宣称：“把西班牙从反革命分子手中解放出来不仅是西班牙人自
己的事，也是所有进步力量的共同事业。”然而从一开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就
在西班牙的两个战场上同时作战：一方面与在共和派和国际纵队里的托派分子作斗
争，另一方面与弗朗哥和法西斯势力进行斗争。内战爆发后，以前在伦敦工作的特
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被派遣到西班牙组织特工情报站。他在10月份给中心的报告
中自信地说：“可轻而易举地消灭托洛茨基分子的组织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
（托派）工人统一党。”
当奥尔洛夫正在协调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西班牙国内的两个秘密战线的斗争的时
候，谢列布朗斯基在国外采取了行动。他在巴黎为国际旅的战士们开设了开展破坏
活动的训练班。训练班的教员有：吉吉法国共产党员、机械师，他通常是免费
为D；D练班授课；弗拉尼亚一个波兰籍女大学生，她每月的薪水是1500法郎；
第三个人是莱格朗德，没有关于他的更详细的资料。据谢列布朗斯基称，在波罗的
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活动的恩斯特·托尔斯迪特工小组的破坏行动取得了很大成
绩，他们炸沉了17艘为弗朗哥运送武器的船只。最有成绩的破坏者是一位年轻的德
国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恩斯特·沃尔韦伯，20年后，他当上了民主德国国家安全
部部长。然而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谢列
布朗斯基的报告虚报了炸沉船只的数量。
内务人民委员会训练游击队和破坏分子的基地主要在西班牙国内，设立在巴伦
西亚、巴塞罗那、毕尔巴鄂和阿尔让地区的训练营由奥尔洛夫领导。他的若干个游
击排在民族主义势力的后方，成功地破坏了输电线路，炸毁了桥梁，并多次袭击敌
人的运输车队。这些后来都成了奥尔洛夫炫耀自己的资本。奥尔洛夫在国外情报局
资助出版的回忆录中称，自己的目的是“建立一支受内务人民委员会控制的秘密警
察力量，通过它在西班牙实现斯大林式的统治。”前红军情报部门负责人，内战时
任苏联驻西班牙共和国首席军事顾问的扬·别尔津将军当时批评奥尔洛夫和内务人
民委员会对待西班牙共和国的态度时，说他们把西班牙当成了苏联的一个殖民地，
而不是当作盟友。
1937年春，奥尔洛夫和谢列布朗斯基接到指示，把工作重点从监视和分裂托派
分子转变为消灭托派领导人。当谢列布朗斯基开始准备诱捕谢多夫的时候，奥尔洛
夫则正在向西班牙政府提供伪造的文件，目的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工人统一党是一
个“德国一弗朗哥集团的间谍组织”。6月16日，马克思主义工人统一党的领导人安
德列乌·宁和其他四十位主要领导人遭到逮捕，其总部被查封，武装组织也被解散
了。不到一星期后，宁从监狱里神秘地失踪了。官方的调查报告称他逃跑了。实际
上，他被奥尔洛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机动小分队”
劫持出监狱后杀掉了。除了他以外，还有许多托派分子和不是托派的人也遭到了与
他一样的命运。1938年，由于担心自己也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人了死亡黑名单，奥
尔洛夫叛逃到了美国。此前，他在组织消灭“人民公敌”的行动中，一直过着奢侈
的生活。有一名国际旅的青年战士奉命到他的住所去办事。这位年轻人闻到了房间
里浓重的科隆香水味，更让他羡慕不已的是，一位身穿白领制服的服务生用餐车推
进来的丰盛的早餐。他已经二十四个小时没吃过东西了，可是，奥尔洛夫没有给他
一点赏赐。
虽然奥尔洛夫经常被人们提起，但是由于后来的叛逃，因此他永远也不可能被
奉人克格勃的英烈词。国外情报局更不愿意对外公开关于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资料，
因为那样会有损于苏联对外情报部门里一些英雄的名誉，例如斯坦尼斯拉夫·阿列
克谢耶维奇·沃普沙索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勇敢地在敌后开展破坏活动而
闻名的沃普沙索夫，曾经四次荣获列宁勋章，两次荣获伟大卫国战争勋章，他获得
的奖章足以挂满衣服的胸襟。他是苏联最推崇的情报战线上的英雄。1990年，苏联
还专门出版了一套他的纪念邮票。然而，他在战前从事的暗杀活动至今仍然被国外
情报局当作不能公开的秘密。20年代中期，他曾经领导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下属的
一支秘密武装力量，他们经常穿着波兰和立陶宛军队的制服，袭击这两个国家边境
的村庄。1929年，他因为谋杀了一名同事而被判处死刑，后来被改判为10年徒刑。
然而他很快就被释放了，而具重新开始了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暗杀专家的职业生涯。
他在西班牙的任务之一是修建和管理一个火葬场。内务人民委员会用它来处理被害
人的尸体，那真是连碴都不会剩下。许多暗杀对象就是被引诱到这座建设物中之后，
惨遭杀害并被当场火化的。
负责火葬场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是何塞·卡斯特洛·帕切科（代号何塞、
潘索和特奥多尔）。他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1910年出生于萨拉曼卡，1936年，被
奥尔洛夫的副站长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艾廷根发展为间谍。卡斯特洛去世
几年后，他的一个侄女于1982年写信给克格勃要求抚恤金，并声称卡斯特洛生前曾
向她交代过“如果你遇到困难又没有办法时，也就是说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
能与我的苏联同志联系。”虽然卡斯特洛的档案显示，他发过誓，绝不泄露半点自
己从事间谍活动的详细情况，但是，很有可能，他的这位亲戚已经掌握了他为内务
人民委员会的火葬场工作的情况。因此，中心认为拒绝她的要求会造成“不良后果”。
1983年1月，她被召到苏联驻马德里大使馆领事部，那里的官员告诉她，她本无合法
权利要求抚恤金，但苏联决定给她特殊优待，给了她5000可兑换卢布，在当时相当
于6680美元。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卡斯特洛曾经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过这件事
了。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关于斯大林时期的令人尊敬的研究成果都没有涉及苏联在
西欧秘密进行的残酷的追杀“人民公敌”的行动。结果使苏联经常能够对其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夕的外交政策进行冠冕堂皇而又苍白无力地解释，否认暗杀是它的重点
任务之一。除西班牙以外，内务人民委员会开展暗杀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战场是法国，
他们在那里的主要暗杀对象是列夫·谢多夫和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库捷
波夫的接班人、俄罗斯军人协会白色卫队的领导人）将军。1937年夏天，谢列布朗
斯基制定了消灭这两个人的两份相似的计划。他计划在巴黎先绑架这两个人，然后
偷偷地把他们带到事先等候在英吉利海峡海边的船上，再把他们引渡回苏联，在苏
联对他们进行审判并处决他们。执行这一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渗透到他们的随从
中去。
和谢多夫身边的“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一样，米勒的助手尼古拉·斯科布
林将军也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除了他，谢列布朗斯基还安排了一名特工
负责监视米勒。这个特工叫米莱伊尔·路德维戈夫娜·阿比亚蒂（代号是阿维阿托
尔莎，意思是“飞行员的妻子”）。这一点可能连斯科布林自己都不知道。阿林亚
蒂是圣彼得堡一位音乐教师的女儿，出生在俄罗斯，并在那里长大。1920年，她的
家人回法国的时候，她留在俄罗斯，并与飞行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叶尔莫洛夫
（这也就是她的代号的依据）结了婚。1931年，她去法国探亲的时候，被发展为内
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在法国期间，她还把她的兄弟罗兰德·路德维戈维奇·阿比
亚蒂也发展成了特工，代号是飞行员。阿维阿托尔莎在米勒将军的隔壁租了一间公
寓，偷偷溜进他的房间，窃取了一些文件并在隐蔽的地方安装了一个麦克风，这样
她就可以对将军的房间进行窃听活动了。1937年9月22日，和七年前的库捷波夫一样，
米勒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巴黎的大街上失踪了。巴黎警察厅的调查结果是，他被
押进了苏联大使馆。被害后，他的尸体被装在一个大箱子里，用福特牌卡车送到了
勒阿弗尔港。据几位目击者称，大箱子被装上一艘苏联货船，但被装在箱子里的米
勒还活着，只不过被施用了大量药物。与1930年库捷波夫的情况不完全一样的是，
他在运往莫斯科的旅途中苏醒过来了，在莫斯科他受到审判，并被枪决了。出事后，
斯科布林认为自己很快就会受到米勒的支持者的怀疑，于是他跑到了西班牙。没有
暴露身份的米莱伊尔·阿比亚蒂获得了红星勋章，并被赋予新的对付谢多夫的任务。
米勒失踪的时候，诱捕谢多夫的行动刚刚展开。本来在布洛涅港租用了一艘渔
船，打算在回苏联的路上，先用此船运他一段。但是，由于米勒的失踪引起了法国
人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怀疑和愤怒，这个计划不得不被放弃了。几个月后，谢
多夫以与米勒完全不同的形式结束了他的生命。1938年2月8日，谢多夫因急性阑尾
炎住进了医院。“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以避免内务人民委员会监视为由，说服
了谢多夫不去法国医院，而到一家俄国移民开设的小诊所里做手术。对于苏联来说，
对这家小诊所进行渗透是再容易不过了。后来茨博罗夫斯基承认，叫了救护车后，
他就通知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为了所谓的安全原因，他拒绝告诉法国的托派人士们
这家小诊所的具体位置。谢多夫的手术非常成功，而且看起来他恢复得不错；但就
在这时，他的病情突然恶化，连他的医生都觉得纳闷。虽然医生们不停地为他输血，
2月16日，谢多夫还是因承受不了剧痛而去世了，当时他只有32岁。档案里并没有发
现内务人民委员会应该对他的死负责的证据。但是，内务人民委员会中有一个先进
的医学部门卡莫拉，它试验能致人于死地的毒药，而且完全能够对谢多夫下毒。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确想除掉谢多夫，正像它计划要除掉托洛茨基和他的其他主要追
随者们一样。但是谁也说不清楚，1938年2月，谢多夫是被内务人民委员会谋杀的，
还是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下手之前，正常死亡的。
谢多夫的死亡使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托派组织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茨博罗夫斯基
成为了《反对派简报》的发行人，并负责托洛茨基与其欧洲重要支持者的联络工作。
在谨慎地挑拨托洛茨基不同派系间自相残杀的斗争中，茨博罗夫斯基成功地隐藏着
自己的真实身份。有一次，他写信给托洛茨基，告诉他，《简报》上准备刊登一篇
题为“托洛茨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文章。文章将对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墨西哥的活
动进行揭露。1938年夏天，已经叛逃到美国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给托洛茨基写了
一封匿名信，信中警告他说内务人民委员会派遣到巴黎的一名特工正威胁着他的生
命。奥尔洛夫不知道这个特工的姓，只知道他叫马克（“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
的真名），并详细地描述了此人的相貌和背景情况。然而托洛茨基认为这封信和其
他一些类似的信件一样，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耍的花招。茨博罗夫斯基也同意他的
看法。当得知有人指证他的时候，茨博罗夫斯基的反应是报以“开怀地一声大笑”。
谢多夫死后，德国人鲁道夫·克莱蒙特就成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欧洲的下一个
暗杀目标。他是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书记，该组织的成立大会定于下半年召开。
1938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