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分子提供活动中心，斯大林强行将其置于莫斯科的领导之下。1946年，在
数量不多的东仪天主教的奉承者的支持和东正教领导集团的核准下，由克格勃发起，
在利沃夫教堂召开了一次虚伪的教会会议，会上宣布希腊天主教与俄罗斯东正教会
“重新统一”。希腊天主教大主教（后来的红衣主教）乔西夫。斯利佩后来写道：
我们的牧师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加入“苏联教会”，并宣布断绝与天主教的统一；
要么接受至少十年严厉的流放以及所有有关的惩罚。绝大多数牧师选择了苏联监狱
和集中营。
几乎一夜之间，有400 万基督徒的东仪天主教会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非法教会。
十名主教除两人外都与数千牧师和教徒一起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为信仰而死。1963
年，斯利佩被迫逃亡罗马，留下主教（后来的大主教）瓦西里。韦雷奇科夫斯基作
为地下教会的实际领导人。克格勃立即布置五名间谍——季霍夫、西多连科、罗曼
年科、索瓦和波多列宁（米特罗欣的笔记中没有指明任何一人的身份）——在受迫
害的东仪天主教教徒中进行了一系列低毁韦雷奇科夫斯基的尝试。季霍夫很明显是
地下教会的一员，他在定期寄给在梵蒂冈的斯利佩的信中夹杂有克格勃总部策划的
低毁韦雷奇科夫斯基的假情报。根据克格勃的档案，斯利佩把自己的秘使派到乌克
兰去核查对他的继承人的指控的真实性，可安插在那里的间谍都证明季霍夫的编造
是真的。
但克格勃的报告很可能夸大了积极措施的成绩。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斯利
佩与韦雷奇科夫斯基之间出现了裂痕。
1967年7 月，苏联集团的情报部门在布达佩斯召开高干会议，讨论“对付梵蒂
冈的工作；低毁梵蒂冈及其支持者的措施以及加剧梵蒂冈内部以及梵蒂冈和资本主
义国家间分歧的措施”。两名克格勃高级官员，阿加扬茨和哈马楚克在会上做了题
为“梵蒂冈、天主教和东仪天主教会在苏联领土上进行的敌对活动，以及克格勃对
付这种活动的经验”的发言。第三个人叫库利科夫，在会上讲了“对梵蒂冈开展间
谍活动的某些体会”。根据克格勃代表团的提议，除罗马尼亚代表外，各国代表都
同意“必须加强针对梵蒂冈的工作，并把这一工作与反对主要敌人的工作密切联系
起来”。安德罗波夫把东仪天主教看作梵蒂冈对苏联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急先锋，
他写信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强调了会议决议的重要性。
安德罗波夫怎么也摆脱不了关于罗马教廷进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想法。1968
年的一份情报报告无疑又强化了他这种思想，该报告提出，梵蒂冈国务秘书处已经
炮制出破坏苏联统一的总体计划，并且指派副国务卿、红衣主教乔瓦尼。贝内利实
施此项任务。中心1969年的评估重复了这一指控，说梵蒂冈“处心积虑，想借助意
识形态颠覆活动从内部毁灭苏联”：教会人员正在散布教会宣传材料，宣扬西方的
生活方式，煽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民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在苏联人民中散布对
苏联和共产党的不信任情绪。
乌克兰的一位专职反宗教人士在1969年的一次官方会议上发言，不经意间对受
到迫害的东仪天主教徒持续不断的活力表示了敬意：东仪天主教的护教学者抱着复
兴东仪天主教会的希望，正在对主张与东正教会合并的神职人员做工作，试图说服
他们断绝与“俄国人”的关系，并公开或秘密地采取一条东仪天主教的、亲梵蒂冈
的路线。在乌克兰的某些地区，已成立了非法学校，培训新的东仪天主教牧师。在
一系列地区，东仪天主教故意重新开放了先前被关闭的教堂，并一直在擅自进行宗
教礼拜活动……
1969年4 月4 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在1969－1970年进一步加强反对梵蒂冈
和东仪天主教会在苏联领土上的颠覆活动的斗争措施”，由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局
和地方克格勃部门共同落实。克格勃第一总局得到的有些野心勃勃的指示是，努力
向梵蒂冈的重要机构、耶稣会、罗斯神学院和其他为东方教堂培训牧师的高级教士
学院的所有主要部门进行间谍渗透，并与三名在苏联出生的罗马神职人员——代号
阿波斯托尔、拉斯和斯卢加建立行动联系。米特罗欣在克格勃的档案中发现，截止
19 69 年底，该野心勃勃的计划中取得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成功，是苏联天主教会特
别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天主教会中的克格勃间谍对高级教士学院的渗透。1968年1
月，同为五局间谍的彼得罗夫和罗古林抵达罗马，在罗斯神学院开始了为期三年的
学习；1969年，他们前往驻法国和比利时的“天主教中心”执行情报收集任务。1969
年，来自立陶宛的两名克格勃间谍安塔纳斯和维德曼塔斯在格列高利大学学习。另
两名立陶宛间谍达克塔拉斯（主教）和日布捷参加了1969年5 月ZI日至6 月11日在
梵蒂冈举办的真经律法抄本改革工作委员会。达克塔拉斯告诉他的联络员说，在6
月7 日觐见教皇时，保罗六世曾对他说：“我在祷文中提到了你，希望神会帮助立
陶宛的神职人员和教徒”。
在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的协助下，克格勃还顺利地培养了梵蒂冈东方教会圣部
的成员之一、东仪天主教主教杜达什，他的驻在地是匈牙利。五局的一名女间谍波
托奇娜很可能已经打入乌克兰地下教会，她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定期到匈牙利旅行并
——据她的档案记载——顺利赢得了杜达什的信任。毫无疑问，杜达什从未怀疑过
她是一名派来获取关于梵蒂冈与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的秘密联系的情报的克格勃间
谍。
安德罗波夫于1969年4 月批准的针对梵蒂冈的行动还包括一系列积极措施。克
格勃奉命要设法在罗马的苏侨神职人员和苏联国内的东仪天主教徒以及其他天主教
徒之间制造互不信任。与梵蒂冈有联系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中主要的克格勃间谍德罗
兹多夫（都主教阿列克谢）、阿达曼特（都主教尼科季姆）、斯维亚托斯拉夫和涅
斯捷罗夫（均身份不明）得到指示，“要在梵蒂冈各机构之间，如东方教会圣部、
基督教会统一秘书处以及宗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之间制造不和”。为了压梵蒂冈，
“停止颠覆活动”，阿达曼特还奉命告诉他在罗马教廷的眼线说，苏联政府正在考
虑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苏联其他地区建立将独立于罗马之外的自治天主教会。19
69年10月，立陶宛主教达科塔拉斯在罗马参加一个主教会议时传递了同样的信息。
没有证据表明积极措施对梵蒂冈的政策有何确切影响。
除了高度重视针对梵蒂冈的行动外，安德罗波夫还加快了迫害乌克兰东仪天主
教会的步伐。1969年，地下教会的领导韦雷奇科夫斯基主教被捕并被判三年监禁。
克格勃报告说，他的被捕“极有助于对谢拉菲姆的心理突破”。谢拉菲姆是地
下东仪教会的另一位领导，后来被克格勃发展为间谍。据米特罗欣抄录的他的档案
记录：谢拉菲姆详细解释了何人、何时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赋予他指导僧侣转入地下
活动的任务；他供出了主教韦雷奇科夫斯基进行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以及与其保持
密切联系的人；他也供出了地下僧侣教会的状况……而且他开列了一份进行非法活
动的东仪天主教牧师的名单。谢拉菲姆的回答还被暗中录了音。
尽管谢拉菲姆同意与克格勃“秘密合作”，但是他拒绝签署大部分告密者都要
签的书面保证书。考虑到这“对宗教人士”是一个过于巨大的“心理考验”并会使
他担心“在来世中遭受神的惩罚”，他的指导员没有坚持要他这样做。另一名间谍，
由于惧怕“被打入地狱”，曾经下跪恳求指导员归还他签署的保证书。
1971年，克格勃还顺利地在利沃夫发展了东仪天主教一个地下教会的领导人，
代号伊利涅伊，他是与波兰天主教会进行联系的主要联系人之一。五局认为伊利涅
伊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如果直接以他进行“非法活动”相威胁，他很可能顽固得
足以承受通常难以忍受的审讯。如果举出其活动的过多细节，他将会识别出告发他
的地下教会的成员。克格勃决定从对伊利涅伊的妹妹及“同谋”玛丽亚采取重大监
视行动人手。玛丽亚淬死之后，在伊利涅伊极度沮丧的情况下，他的联络员断定
“一个复杂的发展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伊利涅伊被带来接受审问，并向他出具
了他在地下教会中从事的大量活动的细节。这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以便给人一种
假象，即多年来玛丽亚一直在告发他。米特罗欣的笔记给出了审问员自吹自擂的报
告的如下摘要：这个僧侣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完全被这一令人震惊的想法惊
呆了。他圆睁的双眼，颤抖的双手和满脸的汗水说明他精神上受到了强烈震撼……
由于看到抵赖是无用的，伊利涅伊供出了乌克兰修士教会的地下领导咸员；他交待
了通过旅游曾到过利沃夫的东仪天主教领导和僧侣的名字；他还交代了他1971年的
波兰之行以及在那儿进行的会晤。一个月后，伊利涅伊被发展为间谍……但他拒绝
签署保证书。
伊利涅伊对他妹妹是克格勃间谍深信不疑，因此当他向指导员传递情报时，总
要加上这样的话：。“无疑我妹妹告诉过您”。据有关他的克格勃档案记载，他对
妹妹能成功地瞒住他而与克格勃发生联系，一直感到惊奇。
1972年，与九年前的斯利佩一样，韦雷奇科夫斯基主教被派往梵蒂冈。一年后，
克格勃设法与斯利佩取得联系。红衣主教费利西邀请了捷克斯洛伐克东仪天主教会
一位主要神职人员来梵蒂冈，却想不到他是代号为“教授”的克格勃间谍。“教授”
最初是被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发展为间谍的，1971年为克格勃所用，开
始了对乌克兰至圣教主会的一次所谓的“教区”巡访，以便提供地下教会活动及其
与罗马联系的情报。1973年9 月，他在梵蒂冈见到了斯利佩。克格勃还为“教授”
制订了在利沃夫会见东仪天主教会领导人的计划，但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记录这一
会晤是否进行了。
1975年2 月，苏联集团情报部门召开会议，研究协调一致地对付梵蒂冈以及向
其进行间谍渗透的问题。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和匈牙利
安全与情报局在会上都报告说他们的间谍“在梵蒂冈有重要的阵地”。米特罗欣的
笔记中没有发现克格勃有类似说法。不过，与1967年的会议一样，这次会议制订了
雄心勃勃但不现实的间谍渗透计划，包括培养东仪天主教会领导人以及不少于七名
红衣主教（卡萨罗利、维勒布兰兹、柯尼希、萨莫雷、贝内利、波吉和皮格尼多利）
的方案，以及精心设计的一系列影响和低毁天主教会的积极措施。
在知名人士的人格毁损方面，克格勃的攻击的目标中，有一个是接替韦雷奇科
夫斯基任地下东仪天主教会领导人的沃洛德梅尔。斯捷尔纽克主教（后成为都主教
区大主教）。间谍娜塔莎到处散布有关斯捷尔纽克不道德的性丑闻，同样的故事也
被其他间谍传送到梵蒂冈。从克格勃的报告看，结果“他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东仪天
主教徒的支持”。事实上，尽管在80年代初进行了新一轮恶毒的宗教迫害，克格勃
在与东仪天主教会的斗争中还是失败了。1987年，斯捷尔纽克从地下转为公开活动，
在sl岁高龄时成为国家英雄，罗马公开承认他是乌克兰天主教会的领袖——这使克
格勃和大多数东正教领导人大吃一惊。基辅与加利奇都主教菲拉列特直到1989年10
月还坚称“东仪天主教会绝不会在我国合法化”，然而该教会在年底就合法化了。
除东仪天主教会和其他大主教会之外，在反对苏联境内的宗教“意识形态颠覆
活动”的斗争中，克格勃最关心未注册的新教教会和教派的活动，它们如同东仪天
主教会一样，都不受国家的直接控制。50年代末，克格勃估计它所定义的‘非法教
派组织“（其中主要有新教浸礼会、五旬节派教会、耶和华见证会和基督复临安息
日会）的成员约为十万人。
在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克格勃根据安德罗波夫的指示继续用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来对付对苏维埃制度构不成明显威胁的团体，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它们害怕甚至
是最无害的不同政见形式。1975年，安德罗波夫在全国克格勃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
强调指出，反苏分子正图谋“以宗教为掩护”反对我国。揭露和打击这一阴谋的最
重要措施就是间谍渗透：这是困难的，因为在他们的圈子中仍然存在对国家关于宗
教态度的误解，这对教徒的心理有深刻影响。在教派人员中有一种偏见，即任何对
当局（包括克格勃）
的协助都是一大罪过——背叛。人们不相信契卡的人道主义。
安德罗波夫抱怨教徒不信任克格勃的“人道主义”进一步证明了他的谎言的局
限性。为了说明间谍渗透进教派人员中的难度，他举了“一个发展对象的例子，这
个人几乎已经从对契卡的误解中解脱出来，并执行了行动官员下达的特定任务”…
…
然而，有一天，他宣布与行动官员会面是罪过。他解释说，主出现在他的一个
梦中，给他上了手铐，问他：“你是谁的仆人？”受此梦的强烈震撼，这名发展对
象把它解读为上帝的一次警告，并停止了与契十分子的会晤。
就在倾听此类讲话或阅读刊登在内部保密刊物《克格勃文集》上的针对教徒行
动的文章时，米特罗欣不可能是唯一在暗中赞赏他们的勇气和信念的克格勃官员。
不过，这种赞赏在克格勃的报告上纹丝不露。
到了60年代，克格勃领导层才勉强得出结论，无论进行多少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