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岛群- 第5部分

3

惠特尼中校回到了圣迭戈。这是加州南方同墨西哥毗邻的一个边境城镇。虽然不繁华，却还挺整齐，还有些西班牙古迹。因为事先在军用线路上打了电话，第二营的三个连长全来机场接他。

詹姆斯·克莱上尉沉默而忧郁，戴着一副秀郎眼镜。他在西点军校的时候，军事史教员常给他打A等，而战术教员却给他一个“C”等。他像一个投错门庭的潦倒文人，有时给时报或晚报搞几条纵横字谜，有时写首小诗。他对待士兵并不严厉，作战时往往采用一些非正规的打法。李理德·丁恩上尉恰恰同克莱相反。他中等个儿，眼睛里燃烧着热情的火花，工作时全力以赴，力求优秀。他严于律己，也苛刻求人。战术上他很少脱出教科书的规范，惠特尼认为这并不是好事。因为时代、技术千变万化，地域和敌人也不尽相同，奎安提柯陆战队学校的教材只能挂一而漏万。

休伊上尉介于他们两者之间。他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军官。虽然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的经典背得不大熟，然而在具体的战斗中，却可以找到简单有效的方法，并且付诸实施。话说回来，惠特尼对自己的部下并不很熟悉。他四月从澳大利亚归国，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霍兰德·史密斯将军报到。霍兰德把他派到了“海魔”师。他一共才来了四个多月。

惠特尼和连长们同乘吉普车回到营房，立刻召集军官会议。在军官们陆续到达期间，他抽空洗了个澡。这一夜，他几乎全在游艇，飞机和汽车上耗掉了。然而他并不疲倦，战斗的消息使他激奋。他为这一天苦苦等待了五个月。

清晨，“海魔”师二团二营的全体军官在一座小教堂内开会，听营长传达战斗任务。美国民族并不是一个爱打仗的民族，由于每个人的机会太多，欲望太强，性格太鲜明，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许多人宁愿做工经商而不肯当兵。麦克阿瑟当总长的时候，陆军士气相当低落。只有海军陆战队是例外。陆战队是志愿的军种，一向在海外服役，处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打仗对他们来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二营的军官们情绪很高昂。尤其当他们听说陆战一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打得挺不错的时候，竞争之心油然而起，人人都想踏上征途，同日本人见个高低。

惠特尼迅速部署了任务：召集官兵；整理装备；安排好留守人员；采购热带雨林作战的一些必需品：如各种药物、蚊帐、防蛇毒剂、净水剂等等；最后，每个人可以写几封家信，但不能立刻发，要一直等到两周或三周以后，即美国军方宣布“海魔”师部队登上卡纳尔之后，才能由留守人员寄出去。

他最后问：“谁还有什么问题？”

克莱问：“中校，是不是可以带格林的书？”

“哪一位格林？”

“英国的格林。”

“从十九世纪以来英国就有三个格林”。惠特尼经常在这种对话中显示他的学识。“欧内斯特。格林，专门描写英格兰南部的田园诗；约翰·格林，他的历史书，特别是英国史当然能排遣卡纳尔的寂寞；还有一个哲学家托马斯·格林，我看你一时半刻恐怕悟不出他的国家主义来。这还不包括爱尔兰的历史学家苏菲亚·格林太大。詹姆斯，我只同意你带美国的格林、军人弗郎西斯·格林的书，而且只能带一本，《我们在世界大战中的第一年》。上尉，在卡纳尔连觉都睡不上呢！”

“谢谢，我就买这本书好了。”

丁恩上尉接着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那里玩橄榄球或棒球？我们连里有全军好手曼彻斯特，我担心他长期不玩球手会生，陆战队每次打败海军和陆军全靠他当后卫或投手。”

惠特尼笑笑：“当然可以。但现在怕不行，机场在日本人射界里，我们受到很大的压力，必须把他们赶走。是日本人让我们玩不成球。喂，休伊上尉，你有问题吗？”

“中校，没有。听说没办法睡觉，我感到很遗憾，睡眠不足会影响士兵的情绪，战斗力要打折扣。不过嘛——”休伊耸耸肩。’“日本人想这么打，我们只好奉陪。”

4

一艘“利伯提”轮改装的运兵船“亚兰·勃拉特”号慢吞吞地航行在太平洋上。一艘旧式的四烟囱驱逐舰和一艘新型的“布里斯托”级驱逐舰给它护航。航线往南偏离赤道很远，甚至接近了四百二十年前麦哲伦的那条著名航线。

太平洋风平浪静，一路平安。日本的潜艇部队遵循着一条死板的战术原则：集中力量打击美国的航空母舰。他们把太平洋战争看成是一场争夺制空权的战争。而美国人则认为是一场后勤战争。美国西太平洋潜艇部队在洛克伍德将军指挥下，专事打击日本商船。由于日本潜艇集中在东所罗门群岛一线，南太平洋很安全。

在横渡太平洋的枯躁航行中，惠特尼认识了“亚兰·勃拉特”号的船长亚历克斯先生。乔治·亚历克斯先生是一个职业水手，祖上是苏格兰人。他满脸横肉，身上肌腰发达，皮肤被晒成油亮的青铜色，开口就露出一嘴鲍牙。他声音洪亮，自从认识惠特尼以后，就称他为“老乡”。

“喂，老乡，到我船舱中喝杯酒怎样？”

“谢谢。亚历克斯先生。”

于是，他们就到亚历克斯那间舒适而凌乱的船舱里，打开一瓶苏格兰成士忌，开怀畅饮。

“查尔斯，我的朋友！”亚历克斯带着水手的粗鲁和直率问：“称脸上那些乱纹是怎么弄的呀？我想，该不会是为了某一个女人打架留下来的吧？”

惠特尼没吭声。他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接着又喝光了一杯。他的脸红了，眼睛里喷着仇恨的火焰，看上去相当怕人。

中校没有看船长，他直盯着舱角里一只大狗，那是亚厉克斯先生的爱犬，　叫“布鲁斯”。黄色混血的布鲁斯在中校的逼视下不安地骚动。　’

惠特尼终于吐出了一句话：“日本猴子抓的。”

亚历克斯又打开一瓶酒，并且给中校倒了一杯，静听着下文。

挖掘往事就是挖掘疮伤，任何人总有自己内心的秘密，何况惠特尼这种有身份的军官。他讲得很慢，很痛苦。

麦克阿瑟将军从马尼拉撤往巴丹的时候，大约有两千名陆战队员跟随着他。这些陆战队单位很杂，主要是一个高射炮连和一个海军基地守备营，都属于陆战四团。我在那营里当营长。．日本飞行员的技术很好，我们只打下了一架凯特式飞机，基地就被炸毁了。

我们的部队分成两个战术团，　A团和C团。　A团由胡格本上校指挥，还是担负防空任务。　C团的指挥官是霍尔德里奇，我在C团。当时麦克阿瑟把C团放到巴丹半岛底部的马利贝努斯港，充当战略预备队。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因为那天是我去世的妻子贝莎的生日，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日军已经被阻止在巴兰卡到巴卡克的坚固防线上，任凭他们如何进攻，只是多添几具死尸而已。他们就拿出自己在马来亚半岛战役中最得意的两栖登陆——在敌人防线后登陆，从侧后包抄防御军，英军因此而一败涂地。

那天，由于天黑、海浪、潮汐和我军鱼雷艇的阻击，日军部队竟然漂到马利贝努斯附近上了岸。我军发生了极大的混乱，幸亏C战术团离登陆点最近，就投入了战斗。

日军开始向内陆的布考特山进攻。正好我率领一个连守在山上。我们是头一次同日军步兵作战，小伙子们打得好极了，尤其是迫击炮用得非常漂亮。你知道，在美军所有的部队里，没有谁能比陆战队更会使用轻武器了。日军留下一百多具尸体撤退了。我当时想，要是菲律宾的所有部队都像陆战队这么个打法，我们决不会败走巴丹。

日军没有后援，他们就固守在滩头附近的一个山丘上。虽然战区的兵力很紧张，我们也必须把他们赶到海里。我组织了进攻。头一天打得很不顺利。我们不善于隐蔽，日本兵枪法很准，伤亡不少。我决定夜袭。不知你对美军的实际情况是否略知一二，美军是最怕夜战的军队，只有陆战队例外。我们摸进了敌人阵地。

那天夜里我记得太清楚了。月色尚好，密林很厚，对我们对敌人都不方便。我们带着手榴弹，步枪上了刺刀——陆战队在武器的选择上是保守的，四切还没装备冲锋枪。我们冲入了敌人阵地，在黑暗中摸索着同日本兵肉搏。

亚历克斯先生，不知你是否听信了日本人的宣传，说什么日军拼刺刀天下第一，那是胡说。我们的体力比他们强得多，只是这方面的训练太差，又缺少一套正规的教材。日本的柔道也并不普及，当官的爱用战刀，我提前分发了手枪，总之，我们占优势。

黑暗中每个人都单独作战，互相间失去了联系。我打死两名日军后，扭了脚。我这脚伤还是在大特顿滑雪的时候留下来的，讨厌极了，每次上阵我都犯嘀咕。天黑、地形复杂，一打仗就忘了。我痛得哼哼叫，几个日军土兵摸过来，前头的被我撂倒了，后面的乱枪打来。我的脚踩肿得像大面包，咬着牙往外冲，无奈力不从心。黑暗中挨了一枪托，等我醒来，双手已经被死死地捆到身后，我听到日语说话声，一切都清清楚楚，我被俘了。

惠特尼抽出一支烟点上，他的声音已经恢复了平静，可以慢慢地讲自己的故事，就像讲述《艾凡赫》那样。

我的双眼被蒙上了，用的是日本兵那又脏又臭的绑腿布。他们开始虐待我，用靴子踢我的头、小腹和肋骨。我痛得满地打滚，牙也掉了好几颗。因为我看不清打击从哪里来，心里非常恐怖。还有一个日本兵往我身上撒尿。我作为一个军官，是一个职业的杀人者。然而我从来认为打仗要光明正大，虐待战俘为正派的军人所不耻。后来，我才晓得我的这种想法既无知又天真。

殴打不久就停止了。倒不是日本人发了慈悲，而是我军又开始了进攻。他们把我塞到一个匆匆挖成的狐洞中，可能派了一个兵来看守我。我感到这一回我军的攻势又猛又坚决，因为我周围卿卿呱呱的日语声越来越少了。迫击炮弹就在我身边爆炸，我还听到自己弟兄们的喊杀声，我真盼着能打死那个守兵。

整整一天，我没吃没喝，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我受到美国土兵进攻的鼓舞，等待着获得自由，但我也担心那个看守兵最后给我一枪。

两种可能都没发生。到晚上，我被摘掉了绑脚布。我立刻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我军的进攻业已奏效。日军部队大部分非死即伤。残余的士兵正在向海岸退却，他们想把我带走。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逃跑。然而扭伤的脚还没好，日本兵也看得紧，有好几次刺刀划破了我的皮肉。

日本兵看出我行动确实不方便，一个下等兵给了我一根树枝，并且把背绑的手松开，重新绑在前面。这是我唯一看到日本军队的人道主义行动。我还记着那个兵，嘴角上有很大一颗黑痣。

我在美国人的弹雨中走向海滩，周围不断有日本兵中弹倒下，发出痛苦的惨叫。一些日本伤兵用手榴弹自杀了。我没有被打中，真是奇迹。

我登上小艇。小艇很简陋，不过是装了操舟机的一艘强征来的游艇。几个日本士兵把我围在中间，还有一个当官的指手划脚命令着什么，小艇在暮色中离开海岸。我看到我们的人——其中有些是陆战队士兵，已经冲到岸边，把没死的日本兵全都解决了。后来我才被告知：日军共举行了三次两栖登陆，均遭挫败，损失近千人。巴丹半岛并不好啃。

还是继续讲我的故事吧。在“亚兰·勃拉特”号上，除了说故事和听故事真没什么事好干的。

我们这支艇队大约有五、六艘小艇。海上风浪很大，两艘艇被掀翻了，我对日本指挥官选择如此单薄的小艇实行两栖登陆感到吃惊，他们根本就不重视士兵的生命和安全。我军设在巴丹西海岸的155毫米大炮也开炮了，炮火封锁住了航线。我虽与同船队日本兵誓不两立，却还是祈祷别打中了我们的艇。有一艘小艇遭到直接命中，一下子连人带艇都被抛到天上去。

谢天谢地，我们总算开过了美军的炮火封锁地带，我又拣了条命。然而同后来吃的苦相比，我想那天夜里还是死了的好。

我们在一个小海湾靠岸。天亮了，港湾中船挺多，象一个小型的基地。我猜日军的艇队是从这儿出发去进行袭击的。我重新被反绑，戴上眼罩，塞入一辆吉普车，听发动机声显然是缴获我们的。吉普车在高低不平的丛林小道上开行，我颠簸得五脏六腑都快吐出来了。你知道，蒙起人的眼睛坐车是什么滋味吗？当你神经紧张，准备挨颠时，偏他是平道，神经一松，路上的沟坎却又会把你抛起来。

车终于停了，我的眼罩被摘去，阳光很刺眼，可以看清是在一个小镇上。我原来在驻中国的马可波罗旅服役，对于菲律宾，不要说小镇，就是城市我也搞不清。它给我的印象是；遍地的牛粪、水洼、一丛丛芭蕉树和漫天飞舞的苍蝇。

我被带到一间木屋里，光线很暗，正面的墙上挂了一面日本旗。我在中国呆了两年，认识几个汉字，看懂了此地是本间雅晴中将指挥的第十四军十六师团一个联队的司令部。一个高大的日本军官站在我的面前，我说他高大，是因为日本人个子一般很矮。他长得不难看，额角上堆着浅浅的皱纹，年龄或许比我大点儿，猛看似乎是个懂道理的人，后来我才明白我的看法全错了。

“我是清冈永一中校。”他的英语一点儿也没有日本人那种L和R不分的杂音，他一定在西方受过教育。

“中校，我以军官对军官的口气与你说话，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

我只说了一句话：“请给我点儿水喝。”

清冈对旁边的士兵说了几句日语，一个兵跑出去，拿来一壶茶、一瓶威士忌酒、一盘香肠、一碗米饭和一碗肉菜，都放在一个木托盘中。米饭和肉还是热的，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已经两天两夜没吃没喝啦，馋得我几乎忘了军官的廉耻。我站着，直勾勾地盯住木托盘。

‘姓名？”清冈问。我这才看清他是长方脸，鼻梁上长着一些雀斑。

“惠特尼，查尔斯·惠特尼。”

“职务和军阶？”

“你已经从我的领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