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就算是在即将战败的1944年依然可以发动一场畅汗淋漓的豫湘桂战役，打得国民政府溃不成军。但是也很清楚日本国内的一些最基本的情况，日本是一个岛国，受到国内基本国情的限制，日本几乎所有的战略物资以及很大一部分的民用物资都是极其缺乏，尤其是像钢材、石油、橡胶等主要物资主要是依赖进口输入。
众所周知，进口时需要大量资金的，而刚刚从那场大萧条、大崩溃的经济危机中缓过气来的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在往大了说，日本的经济表现是极其糟糕的。尽管由于日本政府实施了许多有效的方法来挽救经济危机，但是限制于经济本身的不发达性，导致日本最终选择了用对外扩张侵略中国来缓减其自身的损失。但是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日本虽然利用从中国掠夺来的原料以及中国东部广阔的市场暂时性遏制住了经济危机的蔓延，但是距离经济完全恢复还有一段时间。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历史根据的，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一开始就已经脱离了日本高层的为他设定的轨道，中国人民并不是日本人想像中的羔羊，哪一支支神秘而又神奇的中国抗日部队给予了日军巨大的杀伤。最终导致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众所周知，打仗不只是打的武器装备以及兵员素质，打仗打的是一场综合国力的较量。军事固然重要，但是经济却是最为重要的依托。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的话，再强大的军队也都是一只纸老虎，当你的优秀的士兵拿着性能优良的步枪里没有一颗子弹的时候，你就会突然间发现经济其实才是战争的一个重要核心。
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日本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进口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单单昭和十二年（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这些大多是从大洋西岸的美国进口的，无论是数量还是价格都是让日本大大出了一次血。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日本国内更是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全安国上下捐款捐物支持政府打这场战争。但是当时的日本经济已经频临崩溃的边缘，为了组建更多的部队，日本国内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
这只是日本经济衰退的一个表现，但是韩云华更清楚这只是表面上的东西，并不能实际向国民表现日本经济恶化的内在。作为一个新世纪的共和国的精英指挥官，韩云华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根据日本战史记载，由于战争的需要，日本从国内抽调了大批的青壮参军，兵员的不断增加，直接导致日本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截止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
一支军队要是失去了充分的后勤保障，那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就如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以及大批的游击队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后勤保障战斗里依然杠杠的，因为这支军队从组建到今一直都是在没有充分的后勤保障中打过来的。单单从这一方面看，日军那是无论如何都比不过八路军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从而大大加重了日本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于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
通过查阅一些战后的战史资料和阅读一些老将军的自传之类的东西，韩云华知道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虽然说韩云华所部这两年的苦战依然没能改变中国的劣势，但是韩云华也想明白了，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略到一点历史走向的普通军人。相对于整个历史的长河而言，自己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更本就算不得什么。当然了相对于长达八年的这场关乎中华民族文明传承的大战，韩云华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渺小的。但是韩云华却很清楚，自己现在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最普通的华夏儿女所能做，所必须做的分内的事情，至于结果如很那都是不可预测的。
况且韩云华对于自己这两年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很认可的，尤其是内蒙古军区那片延绵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那可是迄今为止共产党所建立的最大最稳固的一块抗日根据地。这不仅仅是扩大了自身的实力，同时也大大削弱了敌人的实力。原本塞北地区可是日本人控制下的地区，是日军战马供应的最大的一个区域，但是现在吗，不是韩云华小瞧那些日军，在塞北地区日军投入的战略物资和军地足以打一场响亮的大会战了，而损失在这里的日伪军更是不计其数，韩云华设置在包头一带的几十个大型矿区战俘营里的上万战俘其中90的都是日本人。这就是这两年他韩云华为中国以及整个中华民族所做的一切，究竟是有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韩云华不清楚，但是他却知道是实实在地削弱了日军的实力。
有这一点已经足够了，只要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他韩云华就会坚定不移地实行下去。打鬼子就是打鬼子，即使是不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变中国的命运，那么韩云华就暗下决心，在最大的程度上消耗日本的战争潜力，让日本在今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向美国等西方列强开火，到时候韩云华有信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
第334335章 ：新的战略布局（一、二）
1939年7月11日，阳谷县十五里园，教导师师部驻地。
由于武汉沦陷，第二次武汉会战中国大败事件的影响，韩云华不得不在战略上做出调整。为了做到万无一失，韩云华命令教导师所有旅级以上的军事干部务必于7月11日赶到阳谷县十五里园开紧急会议。
教导师的这些军政干部们还是很守时的，不管有多么紧急的事情，但是在7月11日上午八点都准时赶到了十五里园。会议室里，韩云华、姜云衫、童家勇、魏鹏、王志福、居飞等人依次坐定。
先韩云华向大家通报了这次武汉会战的详细战报，当然也包括武汉沦陷国民政府高层集体南撤等一系列坏消息。不过出乎韩云华预料的是，这些八路军的高级军官对此却没有一点意外，似乎国民政府战败是在他们的意料之中的一般。
韩云华忍不住询问道：“怎么，一个个表现的都这么淡然，是不是国民政府战败你们都已经预料到了？”
“师长，这倒不是，我们可没有您那样神机妙算的大本事，但是就国民党的那批酒囊饭袋我们还真不看好，表现的淡然也不过是战败的电报听得多了，习惯了。用您的话来说就是免疫了，反正他们打胜仗那是奇迹，打败仗那是常事，不足为奇。”姜云衫不无感慨地说道，反正他也不希望国民政府战败，毕竟损失的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但是谁让那些装备精良的国民政府的大老爷不争气，上百万大军被小鬼不到五十万的部队打的打败，连临时首都又丢了。
童家勇狠狠地说道：“这群狗娘养的，两年前他们把南京丢了，跑到武汉继续享福。去年他们把广州、南昌、济南等大城市也丢了，今年又把武汉也丢了，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吃的，一百多万人就被五十来万小鬼打成这样，他们还有啥脸逃到重庆。要是重庆丢了的话，我看他们还往哪里逃。”怒气难消的童家勇一巴掌重重地拍在了面前的八仙桌上，将放置在桌上的茶杯里的水溅起了不少。
韩云华也知道童家勇心里的憋屈，作为一个军人，尤其是一个爱国心极其浓烈的军官来说，听到自己的国家的军队竟然是这样的不堪一击，不管是换了谁，心里都不会好受的。
不过韩云华还是开口说道：“家勇，其实我们不能这样评价第二次武汉会战，不能武断地说那些在战场上为国家和民族流血牺牲的战士们，他们是没有错的。怪就怪国民政府上层的那些将领以及统帅们的无所作为吧，其实大家都不清楚，武汉会战中我们中国广大官兵总体上是英勇顽强的，他们用血肉之躯硬是抗住了数十万用钢铁武装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并且还曾大量杀伤日军，给日军以重大打击。但由于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一流的士兵，二流的士官，三流的将领，不入流的统帅。高决策者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的欠妥，直接导致武汉外围的大批中国军队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与日军拼消耗。中国的士兵是可爱的，是英勇的。”
韩云华这段话说得铿锵激昂掷地有声，会议室里的这些军官们尽管对国民党以及国民党领导的部队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但是都很认同韩云华刚的观点。毕竟每一个军官都是经历过抗战艰苦的那段岁月，都是知道中国能同日军打到现在有多么的不容易。
“是啊，中国的士兵都是好样的，也许我们的一部分军官无所作为，但是我们的士兵都是单纯的，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尤其是像川军等一系列地方军队是常常打出中国军队的威风。”姜云衫开口道。
听完姜云衫的话，韩云华的脑海中突然涌现出以主画面――四川军娃。那是很久很久以前韩云华在国家军事博物馆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看到的一张照片一个身穿破烂军装、草鞋的四川娃娃，背着老式汉阳造开赴抗日战场。也正如姜云衫说的那样，那些地方杂牌军虽然战斗力有限，但是表现出来的军人志气却是不容小觑，就例如说川军。
1937年日寇正策动大举侵华，全国抗战的呼声甚高，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刘湘认为，一致对外，可以转移蒋介石对准自己的矛头，决定改变拥蒋反共的方针，联共结友，参与抗战。这年春天，他派张斯可为代表赴广西，与中共代表及李宗仁、白崇禧签订了一个旨在“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川、桂、红协定》。此时的刘湘，激于民族义愤和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不满，积极准备抗战，要让川中子弟为民族、为国家争光。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战。同时通电全国，吁请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力主抗战。他表示：“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回成都后，按南京政府部署，蒋任刘湘为七战区司令长官，将川军编成第二十二、二十3两个集团军，第0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辖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军（由李家钰6师扩编而来），第023集团军由刘湘自任总司令，唐式遵副之，辖二十一、二十3军。蒋先将从川北出川的二十二集团军调往山西，划入阎锡山二战区，当由川江出川的二十3集团到达汉口时，蒋又将其划归程潜第一战区，拱卫南京外围。当刘湘到达南京时，他第七战区防区何在，任务是什么都还不知道，手下的川军就全没了，刘湘完全失去了对川军的控制，不久就病死了。刘湘死后，所部留川的五师二旅，十六个保安团划潘文华指挥，抗战时编为二十六集团军。抗战后缩编为3个整编旅，分别划给了张轸、白崇禧和襄樊康泽，潘文华成了光杆绥署司令，后来一六四旅在襄樊被歼，部分歼兵逃回四川重组为一个团，潘将该团与绥署直属队合编为二3五师，由其潘清洲任师长，这成为了潘后的家底。
川军是出川了，但是川军出川时却并不被人看好。川军出川时，各界普遍认为这是当时中国“糟的军队。”，装备不足，缺乏弹药、给养和医疗设备，冬天在山西打仗时，士兵脚上穿的还是草鞋。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却在抗战中进行了无数次艰苦、惨烈的牺牲，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这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地战绩。例如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2军杨森部，是抗战中第一支出川抗战的川军，从淞沪会战开始，无役不从，是三次长沙会战的骨干兵团，曾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珠影山战斗中全歼日军第九混成旅加藤大队。
川军二十六师，参加淞沪会战，是战绩好的五个师之师四千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六百多人，伤亡85以上。
南京保卫战，川军二十一军防守南线，其中一四五师守广德，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阵地失守，师长饶国华毅然率剩余仅一营部队冲入敌阵，以图恢复阵地，终因寡不敌从，身陷重围，弹尽援绝，将军不愿做俘虏，举枪自戕殉国，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也在战斗中负重伤。
二十二集团37年底编入李宗仁杂牌军战区，参加台儿庄战役，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日军主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王师长殉国后，所部官兵逐层抵抗，战至后一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腾县一役，一二二师五千余人几乎全部伤亡。在腾县以北的界河、龙山带布防之131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打仗有输赢，可不能丢人川军的122师在王铭章的领导下，在滕县全军牺牲。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说，应该是惨败，因为3人的牺牲换来的是日军仅仅66人的伤亡。可在各种舆论的眼里，川军赢得了尊重。正是川军的巨大牺牲换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曾挥泪而言：“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成川军史上光辉的一。”
李家钰部第四十七军，长期在晋东南作战，后编为36集团军，驻守河南，在豫中会战中，由国民党上层指挥不力，豫西各部在混乱中转移，36集团军因是杂牌，奉命担任掩护，在转移途中，司令部直属队不幸与日军穿插分队遭遇，总司令李家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