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难堪之极。但马格努斯·费奥多诺维奇的主要工作是写一篇论文，题目好像是“纯理论的物质化和线性自然化过程——一种代表无法想像的人类幸福的随机函数理论”。
他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他的成果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发现了这种白色论文，更确切地说，只要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白色论文，并且知道在哪儿能找到这本论文，人类就将遨游于无法想像的幸福之中。
只有本·贝克扎莱尔在他的日记中提到过这本论文。他声称是他把这本论文提炼出来的，不过是作为炼丹反应的副产品提炼出来的。因为当时没有时间顾及这些琐事，他便把它放到他的辅助子系统的设备里了。在监狱写的最后一篇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你能想像得到吗？那本白色论文的出现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当我考虑怎么利用它的时候，我是指怎么利用它来造福人类的时候，我已经忘记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
科学院标了7件曾经属于本·贝克扎莱尔的设备。雷德金拆了其中的6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第七件设备就是那张沙发转换器。可是维克多·科列夫也想得到这张沙发，这引起了心胸狭窄的雷德金的极度猜疑。他开始暗中监视维克多。维克多发现后勃然大怒。他们大吵了一架，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马格努斯·费奥多诺维奇是研究硬科学的，所以对我很友好，但他批评我不该和那些“剿窃者”交朋友。总的来说，雷德金人并不坏，工作勤奋，持之以恒，从未产生过乘机捞一把的念头。他收集了五花八门的有关幸福的资料。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幸福最简单的否定定义（“金钱不是幸福”）、最简单的肯定定义〔“最大的幸福是绝对的富有、成功和得到承认，”）、诡辩的定义（“幸福就是没有不幸福”）、自相矛盾的定义（“最幸福的人是傻瓜、白痴、哑巴和瞎子，因为他们不知道良心会受到谴责，不怕妖魔鬼怪；他们也不会为虚幻的未来幸福所诱惑”）。
马格努斯·费奥多诺维奇把一个小盒子和他的钥匙放在桌上，皱着眉头看着我们，然后胆快地说：“我又发现了一个定义。”
“怎么说的？”我问。
“像一首诗，可没有韵。你想不想听？”
“当然想听。”罗曼说。
马格努斯·费奥多诺维奇掏出笔记本，一字一顿地念道：
“你问我，
什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两件事情：
能够转变我的情绪，
像先令化成便士一样容易。
还有，
聆听少女的歌喉，
不是在我懵懵懂懂的时候，
而是在她向我问清
自己走的路以后。
“一点也听不懂。”罗曼说。“让我自己看。”
雷德金把笔记本递给他，解释说“是克里斯托弗·洛格写的英文诗。”
“绝妙的好诗。”罗曼说。
马格努斯·费奥多诺维奇叹了口气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
“是很难判断。”我同情地说。
“那当然。你怎么理解这首诗呢？听一个少女唱歌……不是一般的歌。那女的必须是年轻的，歌也不是在路上随便听到的歌，而是少女向他问路后，情绪高昂时唱的歌……那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要想搞清楚，又有什么规则可循呢？”
“很难。”我说。“这事儿我可不愿意干。”
“当然该由你来做！”马格努斯·费奥多诺维奇说。“你是我们电脑设备的主管，你不干谁干？”
“如果这种东西纯粹是无稽之谈，那又怎么办呢？”罗曼说，口气像电影上的侦探。
“什么东西？”
“幸福。”
马格努斯·费奥多诺维奇立刻露出不悦之色。
“幸福怎么会没有呢？”他气愤地说。“我自己就有过好几次。”
“是不是一便士换成了一先令？”罗曼嘲笑说。
马格努斯·费奥多诺维奇怒不可遏，一把夺过笔记本。
“你还太年轻——”他说。
这时，一阵火光呼啸而至，劈啪作响，跟着是一股硫磺的臭味。默林出现在接待室中间。
“天哪！”奥埃拉—奥埃拉用英语说道，一边揉了揉眼睛。“难道你就不能像个正派人一样，大大方方地进来吗？先生……”
“请原谅。”默林很神气地说，一边沾沾自喜地看着我。当时我脸色一定很苍白，因为我极担心会发生自动燃烧事件。
默林整了整被虫蛀坏的风衣，将一串钥匙扔在桌上，说道：“先生们，有没有注意最近的天气？”
“和预报的一样。”罗曼说。
“丝毫不差，奥埃拉—奥埃拉先生！和预报的丝毫不差。”
“收音机的确管用。”罗曼说。
“我从不听收音机，”默林说。“我有自己的方法，他抖了抖风衣的衣边，地板上立刻竖起一支长长的计量表。”
“注意吊灯，”我着急地说，“小心。”
默林看了看吊灯，根本没把我的话当回事，继续说道：“亲爱的先生们，我忘不了去年我和当地的苏维埃主席佩雷亚斯拉夫斯基同志是怎么……”
奥埃拉—奥埃拉痛苦地打了个哈欠，我也很反感。由于某人的一时疏忽，默林成功地坐上了预言和顶报研究所主任的交椅，因为他写了各种体裁的关于同美帝国主义作不懈斗争的文章，并且从马克·吐温的著作中引经据典。后来他被调到气象局当局长。现在他又干起了1000年以前的老本行——用巫术或根据塔兰图拉毒蛛的行动变化、风湿病痛的增减、索诺维斯的猪是喜欢躺倒在泥地里，还是喜欢从泥地里爬起来这些方法来研究大气现象的预测。其实，他所预报的基本上是从收音机预报上侦听来的。他有一个探测接收器，据说是他在20岁左右时从索诺维斯年轻技术人员成果展览会上偷来的。他是娜依娜·墓耶芙娜的好朋友，两人共同合作，收集并传播谣言，说森林里有个浑身长毛的女巨人，埃尔布鲁斯的雪人抓走了一个女学生什么的。也有人说他和H·M·布鲁斯特等一群恶棍经常到秃山去守夜。
罗曼和我默不作声，等着他快点走。可他裹着风衣，舒舒服服地站在吊灯底下，唠唠叨叨地讲着他和佩雷亚斯拉夫斯基视察的经历。这个早已让人感到厌烦的故事完全是马克·吐温小说粗制滥造的模仿。他用第三人称把自己描述成故事中的主人公。头脑混乱的时候，称那位主席是阿瑟王。
“当地苏维埃主席和默林上路了，不久遇到了养蜂人奥特谢尔尼科夫爵士。他是个劳动英雄，著名的蜂蜜收藏家。奥特谢尔尼科夫爵士汇报了他的劳动成果，并且用蜜蜂的毒液给阿瑟爵士治关节炎。主席爵士就这样在那儿呆了三天，他的关节炎治好了。他们又继续赶路，在路上阿瑟爵士……不，不……是主席爵士，说：‘我没有剑。’
“‘没关系，’默林说。‘我给你弄柄剑来。’他们来到湖边，阿瑟看到一只手臂伸出湖面……”
这时，电话铃响了，我高兴地抓起电话。电话听不清楚，因为默林还在嗡嗡地咕哝着。“在莱兹列夫湖边，他们遇到了佩尼能爵士。可是默林施了个法术，没让佩尼能爵士看到主席……”
“公民默林爵士，”我说。“你能不能声音小点！我什么也听不见。”
“喂，”我又对着话筒说道。
“你是谁？”
“你找谁？”我习惯地问道。
“我要给你记一笔，你不是在穿插表演节目！”
“是我的过错，莫迪斯特·马特维维奇，普里瓦诺夫在值班，随时听候您的吩咐。”
“好，那就汇报情况吧。”
“汇报什么？”
“听着，普里瓦诺夫，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你的岗位上怎么会有其他人在？工作时间结束后，科学院里应该没有人！”
“是默林在这里。”我说。
“给我把他轰出去！”
“乐意为您效劳。”我说。（默林显然在偷听我们的讲话，他脸上立刻红一阵紫一阵，说了声“呸，呸”，便偷偷溜走了）
“乐不乐意，是你的事。但我这里收到了信息，说交给你的钥匙你都堆在桌上，没有锁到保险箱里。”
一定是维贝盖罗告的状，我心想。
“为什么不说话？”
“我立刻就把钥匙锁起来。”
“一定要高度警惕，能保证做到吗？”莫迪斯特·马特维维奇说。
“保证做到。”
莫迪斯特·马特维维奇说：“我的话完了。”便挂掉了电话。
“好了，”奥埃罗—奥埃罗说，一边扣上衣扣。“我去开几听罐头和几瓶酒。保重，沙沙。过会儿，我还会来的。”
第二章
我走进一个高低不平的漆黑走廊，走廊里就我
一个人。我大叫了一声，但没有人回答。迷宫一般弯
弯曲曲的大房子里，只有我孤单单的一个人。
盖伊·德·莫伯桑
我把钥匙放在夹克衫的口袋里，便开始我的头一次巡逻。我顺着樱梯走下去，进了宽大无比的前厅。我记得这个楼梯只用过一次，当时是个非洲来的要人到这里参观。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断地东砌一块，西砌一块，使得前厅显得很拥挤。我探头看了看门房的窗户。两个巨大的迈克韦氏牌守护精灵在阴森森的光线下东摇西摆地玩着一种随机游戏——抛硬币。他们一有空就玩这种游戏取乐。他们身材高大，懒懒散散，笨手笨脚，穿着破破烂烂的号衣。他们是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样品，整个一生就是关门、开门。但其中负责出口的那位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他的年龄可以和银河相提并论。有时候他突然返老还童，结果运转失常，这使他脸上很不光彩。这时负责机械保养的人便穿上工作服进入满是氩气的门房，将老者带回到现实中来。
我按照命令在他们身上上了符咒，也就是关闭信息渠道，关掉输入—输出硬件。精灵们在聚精会神地玩游戏，所以没有任何反应。我关上百叶窗，绕前厅走了一圈。这里阴暗潮湿，回音缭绕。一看就知道科学院很古老，前厅是整个建筑的开端。散发着霉味的角落里套着枷锁的骷髅已经发了白。不知什么地方不断传来有节奏的滴水声。穿着生锈盔甲的塑像姿态别扭地立在璧盒里。古代神像的碎片堆在右边的入口处，其中有两条套着靴子的石膏腿。天花板上悬挂着几幅令人肃然起敬的老人的画像，画像已经发黑。它们看上去很像费奥多·谢苗诺维奇、贾科姆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大师们。所有这些陈旧的破烂早该扔到垃圾堆里了，但是莫迪斯特·马特维维奇却要亲自将它们登记起来，编成目录，严禁卖掉。墙上也应该开个窗子，让阳光透进来。蝙蝠和飞狗在柱子和从发黑的天花板上悬挂下来的吊灯之间穿梭来往。莫迪斯特·马特维维奇和它们作了不懈的斗争。他往它们身上浇松脂油和杂酚油，撒泥土，喷六氯粉。它们成千成百地死去，又成千上万地繁殖。它们不断变异，竟然出现了会说会唱的变种，而那些比较原始种类的后代现在还靠吃除虫菊和叶绿素维持生命。科学院里的电影摄制员桑亚·德罗兹迪发誓说，他在这里看到过一个吸血鬼，和院里的人事部主任长得一模一样。
有人呻吟，并在很深的壁龛里把锁链弄得哗啦啦直响，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请你安稳点。”我严肃地说。
“怎么回事——是不是想搞点什么名堂？你应该感到惭愧！壁龛里立刻静了下来。我整了整皱皱巴巴的地毯，摆出一副领导的派头。然后我又上了楼。
表面上看科学院只有两层楼。其实，里面至少有12层，12层以上我还没有去过，因为电梯经常失灵，我又没有学会飞。楼的正面有10扇窗子，这是为了造成视觉上的错觉。科学院在前厅的左右至少各延伸了一公里，但所有的窗户都一致朝着同一条弯弯曲曲的街道和同一个粮仓。这使我惊讶不已，起先我缠着奥埃拉—奥埃拉要他告诉我这是怎么和古典的、至少是相对的空间概念协调起来的。他的解释我一点都不懂，但我逐渐对一切都适应了，也就不再感到好奇。现在我充分相信，10至15年之后，任何一个中学生理解起相对论来都要比当代的专家们容易得多。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需要了解时空的曲度是怎样产生的，只要从孩提时代起，向他们灌输这个概念，让他们人人都习以为常就行了。
线性幸福研究所占据了整个第一层楼面。这里飘散着苹果和树松的香味，是费奥多·谢苗诺维奇的王国。全院最漂亮的姑娘和最英俊的小伙子都在这里工作。这里没有人郁郁寡欢对巫术走火入魔，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这里没有人因为悲伤而扯头发，或因为痛若而长嘘短叹，愁眉苦脸；没有人说过骂街一般的粗话；没有人在月明星稀的约翰洗礼日的夜晚煮活的癞蛤蟆和乌鸦吃。他们在这里抱着乐观的信念工作，在原子、次神经和天神的范围内研究巫术，尽其所能使得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都保持精神饱满的状态。在这里他们将最开心的笑声浓缩起来，然后再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开发、试验和生产了种种旨在能够加强友谊、消除争端的行为和思维模型；他们还提炼精制出了减痛剂，里面没有一点酒精成分或者其它麻醉药品。目前他们止在准备手提式驱魔器的野外试验，并在设计友好的有思维能力的稀有合金的新品种。
我打开中间房间的门，站在门口饶有兴味地看着巨大的儿童笑声蒸馏器工作。这和范德格拉夫的发电机的工作过程差不多，不同的是它运转时没有一点声响，还散发着诱人的气味。根据命令，我必须关掉操纵盘上的两个大开关，让房间里金色的光线渐渐暗下来，直到房间漆黑一片。简单地说，就是命令让我关掉这个生产区的所有电源。我毫不犹豫地关掉电源后，退回到走廊上，将门锁好。切断费奥多·谢苗诺维奇实验室的电源使我好像有种犯罪感。
我在走廊里慢慢地走着，一边仔细看着实验室门上的素描。在转弯的地方，碰到了装饰房间的小棕仙蒂孔。他白天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