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11日，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报告该校搬迁、被炸等各项损失为：“查本校原设辽宁沈阳，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校舍及各种设备均沦入敌手，约值过去之银币1070余万元。嗣于同年10月18日在北平复校，经过5年于之惨淡经营，粗具规模，26年七七事变起全校徙至西安，所有北平校舍及设备约值银币82万元，亦均陷入敌手，27年春以敌机空袭频繁，西安校舍密迩机场，无法继续上课，乃迁至四川三台，所有西安校舍虽在，但不能利用，本校不能不列入损失，而迁费约值银币7万元。在三台遭受敌机轰炸及历年防空设备之损失约合银币5万元。是本校在抗战前后共计损失，约合银币1214万余元。”
1943年9月，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赖连向高等教育司报告该学院变迁及损失，该院系于1938年秋奉令合并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改组而成。“本院前身各院校于抗战开始时由平津各地几经南移，图书仪器等物有未及抢运出险者，有既经搬运而于途中遗弃者损失甚巨。该院校等直接所受损失亦即本院间接之损失，迨至本院成立后数年来锐意经营而设备仍欠充实。缘抗战中所遭损失有以致之兹经查明，图书仪器损失现值亦即系本院于抗战后期待复原所需用，计中英文图书约值332000元，各工程学系仪器约320万，总计共需美金35320元”。
1943年10月，私立焦作工学院根据行政院政务处函“以联合国订立战后救济及复兴协定，美国政府将于今秋召集会议讨论一切，饬查明抗战期间损失估计战后复原费用分列清单具报，以便汇转提案等由”，对抗战以来学院损失进行调查，附清单二纸，“查本院图书仪器机件等在焦作未沦陷前已运出一部分，展转新乡郑州许昌西安天水南郑等地，或被轰炸，或被颠覆，或经潮湿，或经散逸，损失较重。尚存国立西北工学院借用之数，其余一部均属不急用之件，或太笨重之件，未及运出焦作即被沦陷，尽为敌有，留有房屋家具亦均为敌所毁没。现查明，抗战期间损失之现值约计美金174万元，又以战时教育计划力量集中，奉令与国立西北工学院合并，战后准予回焦作复校，将来图书仪器之装运及购置房屋家具之修理及建设需款甚巨，估计战后复原需要之费用约计美金179万元”。
（3）西南地区高校损失
西南联合大学的损失：
日军空袭昆明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持续至1943年底。其中以1940—1941年最烈。其后随着“飞虎队”的投入战斗，空袭的威胁渐趋稀。敌机直接轰炸到联大校舍的有两次。一次是1940年10月，另一次是1941年8月14日。1940年10月13日下午2时左右，敌机27架飞入市区，投弹百余枚。这次轰炸主要以联大和离联大较近的云南大学为对象，俯冲投弹，联大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该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也多震坏。该院校舍系租自省立昆华中学之一部分，其中昆中北院中数十弹，损毁甚巨；昆中南院也有震坏。此次轰炸中，清华大学在西仓坡设的办事处也遭2枚落弹，屋顶遭到严重损坏。办事处后院中用于存储重要卷宗的防空洞被炸弹震塌，两名工友被埋在洞里，以身殉校。
1941年8月14日的轰炸所致损失比上次更为严重。“本校于本月14日被敌机轰炸，校舍被毁，业于当日以急电呈报在案。兹查本校新校舍被炸毁房屋64间，震坏房屋210余间。计常务委员会，教训总三处，事处出纳2组，图书库全部毁坏。生物及地质实验室各毁一所。此外各办公室教室宿舍或全部被炸毁或毁坏一二间不等。房屋部分按照时价，损失35万元，家具部分损失11万元，电料等项损失15万余元，三共统计62万元。图书及仪器部分……不过22000余元。又师范学院及附属中小学系租借云南省立工业职业学校校舍，此次被炸毁房屋89间，女生宿舍系租借昆华中学校舍，次此被炸，倒毁房屋48间，上述两处被震毁者共约190余间，倘照原样修复，所费必更不赀，但即简单修葺，俾可勉强应用亦需20余万元”。《西南联大电呈被炸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学校教室只好作为宿舍。
国立同济大学代理校长周均时1941年8月30日报告：“查本月11日上午9时敌机狂炸宜宾，本院门诊部后座中一弹，库房膳食厨房炸塌，办公室右首板壁一座震坏，并震破窗户多处，经于十二三日停诊两天加以整理。”同济大学附设医院门诊部被炸，计六类别物品损失共33500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
在1941年8月23日的空袭中，国立交通大学分校的损失，计屋瓦墙壁灰顶竹篱课桌方凳各项估计合共12997元。
此外，在原省的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1943年12月22日报告，该校财产间接损失，自1938年至1942年，计191920365元。又原复计划必需费用，依照现值最低估计，需215万元。
相比有形的损失，“疲劳轰炸”对市民和师生的精神摧残更难以文字表述。时时响起的防空警报，使人闻之如惊弓之鸟，是人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梦。人们正常的生活作息完全被打乱，饮食无常，席不暇暖。躲避空难时，在防空洞里一躲就是2小时，最长达9小时，洞内人多空间狭小，空气浑浊，潮湿难耐。时间一长，再有耐心的人都会烦躁不安。空袭对中国民众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和煎熬。1941年6月5日的重庆校场口“大隧道惨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此次惨案中，共死992人（儿童151人），伤八千多人（重伤二百多人）。轰炸增加了物价上涨的速度，恶化了师生的生活状况。跑警报也给人们的身心以很大的伤害。警报有3种，跑警报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根据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1942年毕业生徐泽物统计，自1940年5月2日至1941年12月24日昆明共有预行警报95次，空袭警报72次，紧急警报52次。在这些警报中，自空袭至解除，共约300小时。警报声声，人心惶惶。文浩：《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应当指出是，在国土沦丧，敌机狂轰滥炸，中国教育机关备受摧残的情况下，广大教育工作者不辞千辛万苦，大部分大专院校迁至大后方，坚持办学，使中国的教育事业没有中断，这对于国民教育的维持，传统文化的延续，现代知识的传授，人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抗战所需的技术人才和建设人才的培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第33节 沦陷区奴化教育及其危害
日本在占领区，以武力为后盾，日伪积极推行奴化教育，为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服务，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摧残，成为中国教育史上黑暗的一页。日本在海外的殖民教育和奴化教育，是其对外侵略扩张罪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建立“大日本帝国”长远国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比军事侵略更深层次的侵略。其危害更是不可忽视的。
一殖民奴化教育体制的建立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对中国原有教育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实施奴化教育。伪满洲国在国务院下，先由民生部下设教育司，后改设文教部，作为掌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先后任文教部长官的有郑孝胥等人，但实权在日人次长手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将殖民奴化教育推行到关内。首先，在各级伪政权中普遍设立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1937年12月，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老牌亲日汉奸汤尔和出任教育总长。1940年11月，汤病死后，周作人、苏体仁、苏刚、王克敏等先后充任此职。1938年3月，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教育部长先后为陈则民、顾澄、赵正平。1940年3月，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教育部由赵正平、樊仲云、戴英夫、李圣五等出掌部务。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积极推行教育制度改革，大力模仿欧美先进的教育制度，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全国教育行政机构初步建立。大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更为科学合理，崇尚科学文化知识渐成风气。1937年7月，日军大举侵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较为发达的江浙等地尽入敌手。占领区内一切原有教育行政机关被彻底出线。各级各类学校或为日军焚毁，或为日军占用。日本占领当局在沦陷区摧毁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同时，大力破坏中国教育体制，大肆推行奴化教育。
日伪统治我国东北的初期，教育政策的着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并竭力散布殖民主义的教育观点。德富正敬在他1940年出版的《满洲建国读本》中狂妄的宣称，“以大和民族的优秀的国民性和它的文化作为中心，结合土著民族固有的文化，建设新的大陆文化”。伪满教育司长田村敏雄在他1940年出版的《满洲建国在文化上的意义》一书中更为露骨地说：“新满洲国的文化的真髓，实际上是日本的文化。换句话说，是大陆版的日本文化建设。”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
1实行“新学制”，全面降低文化水准。
日伪于1937年在东北开始实行“新学制”，并逐渐推广到关内。该学制的特点：
（1）缩短学制。在小学教育阶段，仍采用四二制，头四年初小改为“国民学校”，后二年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中学教育缩短为四年制，改名为“国民高等学校”。在高等教育阶段，改为三年制，全部学程13年，比当时日本国内的学制缩短了整整5年。缩短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学习年限，实际上是限制了中国青年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2）中等教育职业化。“新学制”废除普通六年制中学，改为分科的四年制中学。男子国民高等学校（中学）分为农科、商科、工科、水产科、矿科等。以1940年的统计为例，在160所中学里，农科占102所、商科34所、工科22所、水产科2所。可见，日本统治者实行中学职业教育，就是将教育任务定位于培养专供日本殖民主义者驱使的初等技术人才。学校的课程以理科为主。伪满文教部次长田中义男曾说：“满洲国的教育内容是以实业教育为主。”中小学“却偏重于古代的课程，但是以六经为主，因为惟其六经才能使他们做圣人”。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4页。
文化知识各科，尽量压缩减少，所占学时极少，却大量增加为日本侵略者卖命的“勤劳奉仕”、“实务终日实习”、“体炼终日训练”及军训等内容。
日伪控制的高等教育尽量压缩能培育爱国精神的专业和科目。以东北为例，专科以上学校计大学13所，学院8所，养成所3个，共23校；其中公立者计20校，私立者3所；医、工、农、师范科多，而少文科、理科，其为施行殖民地奴化教育，更无疑义。
（3）学科混合，加强殖民思想教育。由于害怕学生可以从地理、历史等科目中感到祖国的存在，敌伪将小学历史、地理、自然等科混合成为所谓“国民科”。后来干脆取消“国民科”，改为奴化训练的“建国建设”课。中学除灌输奴化思想的“国民道德”课外，还将历史地理合为“地历”课。后“国民道德”也改为“建国精神”。所谓的“建国精神”，讲的不外是“日满一心一德”、“中日亲邦”、“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东西。取消原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党义课”，代之以宣传封建道德的“修身”。
（4）在大学中，实行“日满共学制”。日本学生利用特权大量入学，占总学生数的55％以上，中国学生只占39％。充分反映了伪满教育的殖民性。建国大学兼收日、韩、台、满（中国）、蒙、俄中学毕业生。日生必修汉语，其他学生必修日语。实施混合教育，以养成其所谓“建国精神”，用心至为恶毒。根据伪满有关方面统计，1943年各大学在校学生只有6000余人，教员1000人，而日本学生竟占了55％。伪满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在《教育之再认识》（1940年版）一书中得意扬扬地说，在中国东北日本人教育的普及程度高过日本国内。他还说，在东北的“所有的日本人都要上大学”，“在满洲国的日本人应该注意的事，是一方面要保持作为日本人的自尊心，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满洲国是自己创造的，自己乃是它的最后负责人。”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
降低东北民众所受教育修有学问的水准，是日伪控制教育的目标之一。田村敏雄认为，“在满洲，对于全体的观念尚未彻底，也没有推爱报国的观念，试观社会的意识状态，愈是受过教育修有学问，推爱及物、谢恩天地的观念也愈见浅薄。”［日］田村敏雄：《教育与经济》，载《建国教育》第5卷第12号。
2在学校系统外，还设有进行特殊奴化教育的机构。
如伪满设立的王道书院、建国大学、大同大学等。建国大学和大同学院，直隶伪满洲国的国务院，不归“民生部”（即文教部）管辖。它们是专以培植高级汉奸的高等学府，同时又是制造种种殖民主义舆论的中心。日伪还特设了“大陆科学院”。建国大学成立于1938年5月，修业六年。在前期3年中，有所谓“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和“作业训练”。在后3年中，分为政治、经济、文教三科，但“神道及皇道”、“武道及武术论”、“民族协和论”、“东亚联合及国际团体论”等课程则在必修之列。凡入学者一律公费，毕业后无条件地任为高等官。可以说，这完全是日本一手操揽的学校，1941年有日本教官71人，日本人以外的教官只有9人。该校设有大学院和研究院。研究院的教育内容，基本集中于所谓“建国